王小理等：國際生物軍控現狀與展望

　　長期以來，在國際社會共同努力下，國際生物軍控事業取得很大成效。但近年來，受科技變革和國際關系調整等多因素影響，國際生物軍控面臨重大變局，新舊問題進一步發酵，對全球戰略穩定和人類命運塑造造成不可忽視的重大影響。

　　生物軍控涉及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秩序，是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的重要組成。長期以來，在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下，國際生物軍控事業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近年來，受科技變革和國際關系調整等多因素影響，國際生物軍控面臨重大變局，新舊問題進一步發酵，對全球戰略穩定和人類命運塑造成不可忽視的重大影響。新形勢下，審視國際生物軍控發展歷程與未來走向，對于發展和踐行新國家安全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與實踐具有積極意義。

　　當前國際生物軍控基本形勢與面臨的困境

　　作為國際生物軍控的基石，《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于1975年生效，是國際社會第一個禁止一整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際公約，與《日內瓦議定書》、聯合國秘書長指稱使用化學和生物武器調查機制、聯合國安理會第1540（2004）號決議等，共同構成了國際生物軍控體系的基本制度安排。《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有效約束了國際社會對生物武器的追求，為維護國際安全作出了巨大貢獻。截至2018年12月，全世界共有包括中、美、英、俄等182個締約國，另有5個國家為公約的簽約國，只有10個國家沒有簽署或批準公約，體現了國際社會大家庭對禁止生物武器的鮮明態度。圍繞公約的執行情況的集體審議會議已經先后舉行了8次，就公約實施情況、國家履約、履約機制、國際合作等多項議題進行了審議，并取得了若干實質成果。但與此同時，國際生物軍控事業正面臨新的挑戰。

　　概念定義模糊，為具有軍事含義的生物技術競爭提供土壤。《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第一條“其他和平用途”的認定存在極大的闡釋空間，生物防御計劃得到承認。而業界普遍認為，在防御性的生物研發和進攻性的生物研發之間沒有清晰的技術邊界，更多的是意圖的區分，而戰略意圖又很難把握，導致締約國基于潛在對手的能力進行科技研發，可能會導致相互猜忌與生物武器軍備競賽升級或“更持久、更模糊的具有軍事含義的生物技術競爭”。

　　公約理論邏輯框架存在潛在沖突，陷入集體行動困境，共同和平與發展的初衷遭遇現實的冷酷沖擊。在設計公約的第三條——要求防止生物武器的擴散包括出口管制和限制技術轉讓的同時，也設計了再平衡的機制，即公約第十條——促進和平利用生物科技方面的國際合作和技術交流。但理想的豐滿掩飾不了骨感的現實。發達國家強調公約的第三條，而發展中國家要求嚴格執行公約的第十條，對發達國家積極推動生物技術出口管制態度消極。雙方很難在公約實施方面采取集體一致的行動，降低了公約的權威性。

　　缺乏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核查機制，折射出美國對技術霸權的欲望。主要的核武器和化學武器條約具有廣泛而正式的核查機制。《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于1970年生效，通過國際原子能機構（約有2560名員工）核查締約國的履約情況。《禁止化學武器公約》于1997年生效，通過禁止化學武器組織（約有500名員工）核查履約情況。相比之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無專門的常設履約執行機構或組織，臨時性“履約支持機構”是唯一辦事機構，目前只有4名雇員，其職能也并非核查。目前，對重啟2001年被美國以技術上難以核查等原因“封殺”的核查議定書談判或在推出替代核查機制上，美、俄、歐盟、不結盟國家等各方仍存在嚴重分歧。

　　生物科技與人類共同命運關系意識的早期覺醒

　　回顧以往，冷戰時期達成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是一項里程碑式成果，是人道主義與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綜合作用的結果。但達成該公約更多是策略性的、選擇性的，體現了把握關于生物科技與人類共同命運關系的意識初步覺醒。

　　國際社會對生物武器危害普遍憂慮并形成共同意識。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國際社會于1925年達成的《日內瓦議定書》，是人類社會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的首個重要國際性條約。二戰時期，日本軍隊對中國軍民使用生物武器大規模攻擊的罪行罄竹難書，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科學家、媒體等人類命運意識初步覺醒并形成特定的聯盟，在公共政治領域形成相對獨立的制衡力量。

　　彼時的生物武器的戰術和戰略效果有限。受限于1970年代前的生物科技和運載工具的發展水平，生物武器對于研發與使用者而言有利有弊。尼克松政府認為，與作為戰略威懾工具的大規模殺傷性核武器、化學武器相比，傳統生物武器的軍事效果并非值得信賴，無論是作為威懾或報復，其效果都值得懷疑，不足以與放棄生物武器獲得的戰略收益相比，因此有關生物軍控的協定才較易達成。

　　大國競爭形勢轉圜。1969年生化武器的控制問題被納入美蘇主持的18國裁軍委員會年會議程之列，美蘇作出緩和國際安全形勢的姿態。冷戰結束后、新世界來臨前，1992年發布的《英美俄關于生物武器的聯合聲明》，也體現了以對話協商代替對抗的姿態。

　　影響國際生物軍控未來進程的關鍵變量

　　生物科技迅猛發展和擴散的影響不確定。進入21世紀，生命科學、物質科學與工程學學科交叉的第三次革命正在加快演進，不僅提升傳統生物武器效能，而且合成生物學技術、神經操控電磁技術等具有作為進攻性武器運用的廣闊前景，更加可控、易攻難防，戰術和戰略價值凸顯。生物科技兩用性更加突出，導致更加難以核查，而美國所謂的“核查可能損害國家安全和商業利益”的主張大行其道，履約前景難以預期。

　　生物、核、網絡的威懾形態更加復雜。在后核武時代，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是新軍事革命發展的重要技術變量，若某國率先取得決定性的科技突破，將極大拓展國家戰略空間。而生物武器與AI、網絡武器的結合，雙向提升兩者的戰略地位，使得核武器、網絡武器和生物武器并列成為國家戰略威懾工具，打破全球安全領域戰略平衡。2019年5月，美國智庫生物防御藍帶委員會提出“生物防御曼哈頓計劃”概念，或將加速這一進程。

　　國際政治經濟安全秩序動蕩。伴隨新科技革命發展，新興大國正在不斷調整其外交、經濟和其他資源，與既有大國在太空、網絡、海洋等其他具有戰略價值的新邊疆形成強烈的發展觀念對峙。加上經濟發展模式、政治體制等原因，西方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運轉不靈，國際秩序持續動蕩。生物科技變革作為新科技革命的一部分，自然成為國際秩序調整期大國競爭的重要籌碼。

　　美國態度有所轉變。作為世界生物科技強國、曾經的生物武器擁有大國，美國對生物軍控進程態度有較明顯轉變。從1970年代“積極”參與主導生物軍控，到進入21世紀對公約核查議定書草案的斷然否定、政府生物防御預算的急劇攀升以及更加強調生物技術的出口管制，顯示出美國越發缺乏耐心及其單邊主義傾向。這種基于傳統的現實主義安全觀、狹隘的軍事安全觀的做法，顯然不利于全球戰略穩定。

　　生物武器擴散和生物恐怖威脅上升。生物武器擴散在軍事上可以構成一種威懾，在恐怖活動等非軍事沖突中則是一種全新手段，其復雜性不可低估。從技術層面看，生物武器比核武器有更大的擴散潛力和威脅，生物DIY趨規模化。目前防止生物武器擴散的有關條約，對于一些非國家行為體或恐怖組織基本沒有法律約束力。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戰爭與和平研究所主任理查德·貝茨警告說，現在“徹底毀滅的危險變小了，但大規模殺傷的危險更大了”。

　　以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野把脈國際生物軍控走向

　　與其他科技相比，生物科技是涉及人類自身的內在指向的新興科技，與人類社會發展方向趨同。生物科技的巨大變革，將次序傳導為國際生物軍控和生物安全體系、進程的變革，對安全戰略思想、國際安全格局、人類和平和發展事業產生深遠的影響。設想未來10—15年，可能有兩種極端的情形。

　　第一種情形，單極獨霸。美國率先突破、牢牢掌握生物科技第三次變革，同時堅持霸權主義和大國戰略競爭等文化，將極大可能塑造全新的安全事態、勢態、時態、世態。既有國際生物軍控體系理論和現實的基石將被根本顛覆，美國或直接從生物軍控體系中“退群”，人類和平事業面臨斷崖式下跌。

　　第二種情形，多極共存。包括美國、中國、英國等幾個國家先后邁進新生物科技革命，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生物安全共同體理念逐步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同，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大國關系深度調整，且采取個體、團體、國家、國際、全球層面的協調治理模式，積極回應軍控進程大變量，則未來生物科技變革潛能有望有序釋放，國際生物軍控與裁軍態勢趨于良好，而生物科技對人類發展事業的價值將充分放大，國際發展不平衡得到優化甚至逆轉。

　　展望未來，生物科技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塑造是一個長期進程，充滿眾多變數和不確定性。在此兩種極端情形之外，還有多種更可能的情形。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包括生物武器在內的一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底線，我國必須保持戰略定力，苦練內功，跨越生物科技變革鴻溝和治理挑戰，牢牢掌握新生物科技變革的主動權。

　　總之，生物科技發展及其衍生安全問題，已經逐漸觸及人類安全觀念和現代文明的內源性危機或挑戰，而任何一個主動或被動介入這一歷史進程的個體與群體都有著自己的現實責任和歷史使命。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既是把握以生物科技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發展的總體世界觀，又是實踐方法論，兩者的互動值得深入探索、主動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