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東談諾獎：我們來了，我們還會經常再來

王曉東（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

　　人活著，最困惑的無外乎“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兩大問題。有宗教情結的朋友這時會指出，答案在他們那里、而不在科學中。因為科學有局限。

　　而我則會說：“其實，我們科學界也有實實在在的答案。我們不光能對這兩個問題給出解釋，還知道你來這兒干什么。”答案就在我們現代生物學的兩項偉大發現里：一個是DNA雙螺旋結構；另一個是遺傳密碼的解析。

　　我們都知道，雙螺旋結構是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1953年提出的。而關于遺傳密碼的解析人，則并非人人都耳熟能詳，貢獻最多的是尼倫伯格（Marshall Warren Nirenberg），補漏的則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印度裔化學家科拉納（Har Gobind Khorana）。尼倫伯格解出第一個遺傳密碼時也就34歲，和克里克提出DNA結構時年紀相同。而沃森當時還不到30歲。

　　DNA的雙鏈結構清清楚楚地告訴世人“我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我們所有的生命信息都在每條鏈的堿基序列里，一條從父親來，一條從母親來。然后，如果我們有幸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我們的生命信息要和她／他的DNA鏈配對到子女那兒去。

　　而遺傳密碼則讓我們活在當下。那些存在于DNA序列中的信息，通過密碼翻譯，成為表現生命活動的蛋白質。所以，我們地球上的生命，從古至今，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動物、植物，以及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包括我現在腦子想著、手指動著、眼睛看著屏幕寫著這篇文章，歸根結底都是由蛋白質來實現的。

　　所以說，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意義，無論如何贊美也許都不為過。但它發現的過程，則很難說是科學史上的光彩一頁。為了“誰的貢獻大”這一問題，沃森和克里克打得不可開交，以致幾十年不相往來。（由此看來，我們華人中的楊振寧／ 李政道之爭，也不能歸罪于我們自己所謂的民族“劣根性”。）直到克里克離世前幾年，兩人才冰釋前嫌。幾十年后兩人第一次同臺亮相，那天我剛好在場，心情著實激動了一把。

　　在我們后人看來，由于雙方的科學訓練背景不同，兩人的貢獻應該是獨特和不能互相替代的。沃森有遺傳學背景，使他對堿基配對敏感；而克里克的物理學背景，則使他在看了沃森從倫敦回劍橋的火車上畫下的、富蘭克林拍照的DNA的X光片記憶圖后，馬上意識到DNA是一個“雙螺旋”。

　　在DNA結構發表9年后，沃森和克里克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了諾貝爾獎。同時獲獎的還有維爾金斯——這位老兄就是富蘭克林的老板，背著富蘭克林給沃森看她拍的DNA的X光片。而富蘭克林，則在他們得獎前四年，因卵巢癌在37歲的芳齡就去世了。富蘭克林患病的原因，被懷疑與受到過多的X光輻射有關。

　　從這個過程來看，按說沃森和克里克得獎，兩人心中多少該有點愧疚吧？至少應該感到慶幸才對。那么，兩人為何又因在如此簡單的一個結構模型的搭建中誰貢獻得多而起紛爭呢？

　　關于這一點，其實我可以理解——盡管人類社會用貨幣來作為勞動貢獻的統一衡量標準有上千年歷史了，可科學家對自己的勞動貢獻的理解還處在以物換物階段。而以物換物的問題在于，人們會自然地認為“自己的物”比“別人認為的”更有價值。而多數科學家窮其一生，能拿出來“換”的“物”也就那么一兩件。以至于到了“諾獎級”——亦即跟任何人換啥都行的地步——則“誰做的”“做了啥”的問題之爭，就成“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了。

　　幾天前，屠呦呦女士，因從中國傳統中藥中發現治療瘧疾的青蒿素（artemisinin)，獲得了中國本土第一個原汁原味的諾貝爾科學獎。同時也是全球華人獲得的第一個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青蒿素的發現，拯救了無數瘧疾患者的生命。因此，盡管青蒿素的發現距今已四十余年，如今榮獲諾獎，可謂實至名歸。

　　這本是一件喜大普奔的事情，但在媒體報道中，除了一眾不相干的人踩破了屠女士家的門檻，以及一個由中國科協舉辦的、有饒毅和施一公等人發言的座談會之外，在筆者看來，各方反應竟是意外的平淡。

　　從媒體陸續刊發的文章中，我們也看到對此事的不同評價。爭論較多的問題，有一個是“誰是屠得獎的推手”，有說是蘇新專研究員和路易斯·米勒教授的，也有說是饒毅的。以致饒毅不得不公開聲明自已不是什么獎的推手，只不過是2009年指導一位碩士研究生系統研究過青蒿素發現過程的科學史研究者而已。

　　這事兒確實也讓人尷尬。國際大獎，尤其是諾獎，提名和評獎過程應是嚴格保密的，何來剛一得獎，就有“推手”主動站出來的？每一項諾獎的獲得者限最多三人，本來就難擺平，就連推手們都要站出來，那不是添亂起哄嗎？

　　事實上，如前所述，諾獎史上鮮有得獎人貢獻是清清爽爽、毫無爭議的。

　　對于青蒿素的發現，具體到個人的貢獻，情況就更加復雜。新藥創制，本身就是一個系統工程。從臨床前的活性檢驗方法及疾病動物模型建立，候選化合物的確定，藥代毒理、給藥途徑，直到藥物的生產、臨床試驗藥效副作用，整個過程下來，沒有一個在方方面面都給力的團隊是不可能成功的。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新藥創制都有可能前功盡棄。

　　類比于體育項目，新藥研發就是一個典型的大型集體項目，如足球賽。要贏得比賽，場上11位球員中的每一位都極其重要。更何況當時是“文革”時期，屠呦呦等人所承擔的還是一個軍工項目，研究人員不穩定且保密。這就像足球場上的球員不斷被替換，有的球員還戴著面具出場，同時還沒有詳細的換人記錄一樣。這樣一來，難怪幾十年后，我們對這場比賽中誰做了什么，會有多種不同的回憶和解讀。

　　但有一點是清晰的。在球賽進行到依然平局的下半場，一位球員接同伴妙傳，連過對方三名防守隊員，大力破門，最終以1：0為本隊贏得比賽，立下奇功。

　　那么，在發現青蒿素的這場足球賽中，這位得分的球員就是屠呦呦！她從上百種民間治瘧藥方中（多數都不靠譜），在同事的前期工作和東晉葛洪古方的啟發下，鎖定青蒿，并富有創意地利用乙醚，在中性PH值條件下，首次并且可重復的在此植物中，抽提出了對動物瘧疾模型有效的粗提物，跨越了這個科研項目最大的技術門檻。后面的“隊友”，則找到了更富含青蒿素的藥源，用化學分析手段得到了純化的單一成分，分析了它的化學性質，解析了它的分子結構，并且在病人身上進行了有效的臨床試驗。這些貢獻，類似于球賽中把領先的比分保持到了終場。

　　而到了今年10月5日，我們突然被通知，那場比賽其實是世界杯的決賽！而我們的隊長，在比賽中立下頭功的屠呦呦，將代表她的隊友，從瑞典國王手里接過科學研究的世界杯冠軍的獎杯：諾貝爾獎。這個時候，她還將代表新中國，代表中國人民，代表全球華人告訴世界：我們來了！

　　我們其實一直在努力。如今，我們證明了我們中國人也為人類的健康、減輕人類的病痛做出了重大貢獻。我們既然來了，就會經常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