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時評：環境治理失靈根結何在？

　　環境治理失靈，實質上可以歸結為地方政府與其所轄污染企業之間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使得地方政府在制定及執行環境治理的任務時敷衍搪塞。
　　據近日報道，截至目前，我國1.9億人的飲用水有害物質含量超標，約1/3的城市人口暴露在超標的空氣環境中。中國3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世界銀行和自然之友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GDP年均增長率是發達國家的2-3倍，但是單位能耗是發達國家的8至10倍，污染則是發達國家的30倍！全球20個污染最嚴重城市，中國占了16個；全世界每年產生4.9億噸垃圾，中國占了近1/3；地表水污染嚴重等環境問題突出。正如美國學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說的：“我們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但我們卻迷失了方向。”
　　實現和發展以人為本這一科學發展觀的價值取向，不僅要回答什么是發展問題，還要回答怎樣發展的問題。制度分析學者認為，經濟主體的行為是受制度約束的，制度的規定與實施情況直接決定了制度的運行效果。因此，政府在環境保護過程中應發揮作用的領域就是制訂有效的制度，要重新思考現行環境保護制度，引入激勵與約束機制，實現制度創新，選擇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政策措施。
　　在環保問題上，我國監管能力與風險防范均不足，環境與健康管理缺乏法律手段，環境與健康損害賠償機制尚未建立，污染違法成本過低，環保政策收效不佳，導致環境治理失靈。從更深層面的角度來分析，“失靈”實質上可以歸結為地方政府與其所轄污染企業之間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使得地方政府在制定及執行環境治理的任務時敷衍搪塞，從而使國家環境治理方針不能真正得以貫徹落實。倘若對企業實行更為嚴格的環保標準，一方面會影響當地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影響當地的勞動力就業市場，另一方面會影響當地政府官員的政績和仕途。在某種意義上，“顯性”績效成為許多領導抓工作的指揮棒，致使一些領導熱衷于追求形象工程，而無暇顧及環境治理。
　　由此可見，只有通過綜合運用政績考核結果，將安全發展與轉型發展、和諧發展并列，樹立正確的政績導向，發揮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功效，同時還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調動社會公眾參與環境保護活動的積極性，方是促進我國環境保護事業蓬勃發展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