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醫藥產業面臨制約創新藥審批為何這么慢？

彭浩風繪

　　生物醫藥作為生物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快速發展的戰略性新興支柱產業之一。近年來，我國生物醫藥產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其速度遠超其他醫藥子行業。據統計，目前我國生物醫藥行業企業超過700家，2009年總銷售收入約753億元。然而，和許多新興產業一樣，生物醫藥產業在起步階段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諸多制約和困難。

　　1現狀

　　審批時間過長

　　新藥研發受阻

　　在朋友眼中，3年前剛剛回國創業時的王飛還充滿抱負、意氣風發，而如今卻有些灰頭土臉。他自己也坦言這個行業不如當初想象得那么好做。 

　　第一步走的還算順利，短短3年內王飛便先后擁有了天津伯克生物科技和江蘇伯克生物醫藥兩家公司。但之后在開展業務的過程中，王飛卻備嘗艱辛。最困擾他的就是我國目前的新藥審批制度。

　　“當前我國新藥審批的最大弊端是時間過長。向國家藥監局申請進入臨床試驗（即新藥臨床試驗申報）規定的審批時間是60天到90天，但實際上多數企業要等1年才能拿到批文。而美國新藥臨床試驗申報審批時間為一個月，印度為幾周到30天。”王飛說。

　　和王飛一樣，桑迪亞醫學技術（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曉川也因新藥審批時間長的問題而備受困擾。

　　王曉川師從我國著名化學家、教育家唐敖慶先生，1984年研究生畢業后考入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曾先后在美國的 3家生物制藥公司從事新藥研發與項目管理。“新藥審批的時間過長，非常不利于我國的新藥研發：一方面，使本國的許多醫藥企業貽誤戰機、增加了成本；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外國公司在我國從事新藥研發。近年來許多外國大企業看好我國龐大的醫療市場，針對我國的重點、特有疾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搞新藥研發。這不僅有助于我國的國民健康，同時也會推動我國新藥研制的水平。但過長的新藥審批時間迫使許多外國公司望而生畏，被迫轉向印度、俄羅斯等國家。”她進一步強調。

　　2探因

　　指導原則欠科學

　　審批指南不清晰

　　是什么原因導致我國新藥審批時間過長？王曉川分析認為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是標準過嚴。鄭筱萸事件發生后，有關部門從“怕出問題”的目的出發，生硬照搬各個發達國家的最高標準，并把這些標準疊加在一起，在新藥審批上嚴上加嚴。這樣一來，既增加了臨床前實驗申報的時間以及等待審批時間，也提高了研發成本，許多企業“不堪重負”。

　　二是指導原則不科學。美國等國家對創新藥普遍采用“寬進嚴出”的原則，一個新藥只要臨床前研究沒有大的問題，很快批準進臨床；進入臨床后嚴格監管、層層設卡，一旦發現實驗數據有問題，馬上叫停，企業必須承擔相關責任。這樣既縮短了新藥研發時間，又提高了企業的責任意識、質量意識。

　　我國則采取“嚴進寬出”，要求企業先提供全部的生產資料，做很長時間的臨床前實驗，特別是長期毒理研究，認為“萬無一失”后才允許進入臨床；而進入臨床階段后則監管相對寬松，致使一些藥有問題也能蒙混過關。

　　三是申報指南不清晰、不透明，一些新藥研發企業“摸不著頭腦”，有些規定到了答辯時才搞清楚，往往多半申報都要新增或重做一系列試驗，造成大量時間經費浪費。

　　方恩醫藥發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張丹則認為根本原因在于我們國家新藥審批體制滯后。“我們國家歷史上主要是以造仿制藥為主，主要是為了解決民眾能不能吃到藥的問題。所以，藥監局誕生之初是以批仿制藥為樣本建立了一套規矩，一直沿用至今。而現在國家提倡研發創新藥，這下問題就來了。比如，審評仿制藥的人員和審評創新藥的人員所需要的經驗和知識就完全不一樣。審仿制藥，總有一個參考標準在那兒，把其他國家標準扒過來，根據中國國情改改，沒風險。可這創新藥就麻煩了，沒有標準可參考。必須要求審評團隊有獨立的判斷力，獨立思考能力和獨立承擔風險能力。可我們現在審評人員的知識卻一時沒能跟上。”

　　此外，張丹還指出中國藥物監管部門人員、資金投入非常不足。他列舉數字稱，美國監管部門非常龐大。在其藥品的評估與研究中心里，相當于中國藥審中心的CDE就有2200名員工，另外還有1400名左右的稽查員，專門到全世界各地檢查藥品的生產和質量。“而中國藥審中心的人員才一兩百人，這樣的組織結構和人才隊伍是遠遠不夠的。此外，醫院里的醫學倫理委員會因為缺乏對創新藥的臨床觀察機會，導致知識和經驗不足，沒有獨立的判斷能力，只能等著藥監局批完之后再批。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藥品進入臨床的時間。”

　　3建議

　　最好“寬進嚴出”

　　調整定價機制

　　對于如何改革審批體制和縮短新藥審批時間，王曉川和張丹都認為需要改變當前對創新藥“嚴進寬出”的指導原則，把它和仿制藥的指導原則區分開來。

　　王曉川說：“對于創新藥最好是‘寬進嚴出’。因為，人的生理特性畢竟不同于動物，動物試驗階段的結果再好，仍需要在臨床Ⅰ期做安全性評估，一些問題也會在臨床階段暴露出來。因此，應借鑒國外經驗，根據中國國情，放寬進入臨床尺度（否則很可能把一些有潛力的新藥苗子擋在臨床試驗之外）；加速審批過程，然后在臨床階段加強嚴格監督管理，把好關。”王曉川說。

　　“如果是按照這個指導原則的話，審批人員的編制要大量增加，同時跟進培養，在審批藥物時一定要將仿制藥和創新藥分開。也就是說藥監局要有專人負責審批創新藥。希望能把我們有限的人才和資源整合起來，舉國做創新。”張丹說。

　　張丹還建議，要理順各部門之間的關系，加強各部門政策的協調性，合理調整生物藥的定價機制和標準，不要只以生產成本來進行核算，也要考慮前期龐大的研發成本。此外，還要注重這方面的社會教育，避免誤導，讓更多的志愿者能參與到創新藥的臨床實驗中來。這樣有利于我們醫生能有更多的觀察機會，從而能夠學習和積累豐富的知識和經驗，而不會像現在一樣很多人連創新藥的臨床實驗都不會設計。

　　王曉川說：“在研究制定醫藥政策時要多聽聽制藥企業負責人的聲音。制藥是個非常特殊的行業，只有實踐過才真正有發言權。在一線工作的企業家不僅了解制藥的實際過程，而且對整個國內行業和國際的最新進展也更清楚，多聽聽他們的意見將有助于提高政策的科學性、合理性，這有利于我國制藥行業的縱深發展，有利于中國創新！”

　　“當然，我們還是非常理解和支持國家對藥品管理審批的嚴格態度，畢竟這是關乎人命健康的大事情，絕不可掉以輕心。”張丹說，“現在政府已經逐漸意識到問題并開始制定實施一些措施進行改進。比如審批藥品的人員已經開始分類，對部分重大、重點生物創新藥的審批也啟動了快速通道，繼續加大對生物醫藥產業的投資。據悉國家發改委主導起草的《生物醫藥產業發展“十二五”規劃》近期有望出臺。”

　　在今年6月底舉行的第五屆生物產業大會上，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產業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十二五”規劃起草小組組長王昌林也表示，現在如何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重磅新藥、加快重大技術的產業化以及盡快提升我國生物醫藥國際化的水平，是未來的重點。到2015年，百強新藥企業銷售收入占全行業銷售總收入的50%；到2020年，5家企業進入世界醫藥百強。

　　據透露，有關部門還擬定了與“規劃”配套的“重大新藥創制政策”，明確重點扶持方向，包括重大新藥創制、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疫苗與抗體產品研究開發、體外診斷重大產品開發、數字化醫療以及生物醫用材料。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桑國衛近日這樣描繪“十二五”重大新藥創制的總體目標：“新藥更多、大藥更大、平臺國際化、突破關鍵技術、培育大型企業。”

　　“每個行業在發展過程中難免都會遇到這樣和那樣的問題。只要能及時發現和重視問題，并不斷改進，就一定會朝更快更好更健康的方向發展。所以，我對生物醫藥產業的未來還是充滿信心的。”王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