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樣本獲取難暴露科研軟環境建設不足

王康正在采集水曲柳

王康采集的湖北苦櫪木

　　見到王康博士，他剛從西藏林芝回來。

　　“原來隨處可見的紅豆杉，這次沒有看到。”作為北京植物園科普館館長，王康經常到野外采集樣本。此次西藏之行，當地物種退化的態勢令他感到震驚。

　　讓王康心情無法平靜的還不止于此。“當地隨意采挖交易，對植物資源帶來越來越大的危害，目前還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而對于像王康這樣有科研需求的人來說，一方面是物種資源遭到破壞，另一方面是采集科研樣本的成本居高不下。

　　中科院昆明植物所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博士蔡杰今年去西藏考察，也留下不少遺憾。樣本采集要先去自治區辦批件，再到所在地相關部門辦理手續。“為一次考察，需要花很多時間來協調。”最終，蔡杰一行沒能按原計劃到達雅魯藏布江。

　　取樣之難，是生物研究者們遇到的共性問題。他們需要與各個大小“衙門”溝通、協調甚至公關，這種科研之外的工作經常讓他們疲于奔命。

　　以生物樣本為主的科研樣本獲取難的問題，幾乎每個科研人員都曾經遇到過。現實中普遍存在的獲取、交流、共享難等問題，已影響到科研活動的正常展開。

　　科研取樣背后也有很多無奈的故事。取樣難，恰恰反映出現有科研軟環境及服務意識上的諸多不足。

　　“我是守法的，辦理許可的成本卻非常高”

　　在國家林業局國有林場和林木種苗工作總站(以下簡稱“場圃總站”)，查詢采集或采伐林木種質資源申請辦理者名單，可以找到王康的名字，申請內容為“白蠟屬樹種采集”。

　　但奇怪的是，從2008年至今，這個名單上始終只有“王康”一個人。也就是說，他是迄今唯一辦理過這項行政許可的人。

　　中國有27種白蠟屬樹種，其中，絨毛白蠟由于抗水濕、耐鹽堿性能優良，已成為天津市的市樹。為了考察中國白蠟樹種，王康跑遍了東北、華北和西北的各個山脈。

　　經常有國外同行找到王康，希望通過他所掌握的渠道獲得一些中國白蠟樹種的樣本。根據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約的規定，國外學者如果想研究中國白蠟樹種，必須得到原產國中國的許可。這個許可，卻難壞了王康。

　　“在中國白蠟樹中，只有水曲柳是國家二級保護物種。其他白蠟樹種，既不是保護物種，也未進入珍稀瀕危植物名錄，所以沒有相應的渠道獲得行政許可。”王康說。

　　一邊是國際科研交流的需要，另一邊卻是國內沒有相應的行政許可簽發機構和渠道。這讓國內學者感到尷尬。而樣本資源交換受阻，嚴重時會影響到科研機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為了推進研究工作，王康在林業部門現有行政許可中“拉郎配”，通過填報采集或采伐林木種質資源申請表，為白蠟樹種的采集找到了行政許可。保護物種的資源采集許可由林業局保護司審批，而王康獲得的許可來自國有林場和林木種苗工作總站。

　　“這是個擦邊球。”王康說，因為按相關法律條文規定，采集或采伐林木種質資源的行政許可只針對苗圃生產企業，并不適用于個人和科研機構。

　　找到渠道，問題并未徹底解決。采集林木種質資源的申請獲得場圃總站審批后，還需要樣本采集當地省份的審核意見。

　　“對不同省份，我們都要從頭解釋一遍，非常痛苦。”去年9月，王康原計劃在四川采集白蠟樹種，但當地有關部門因為“不認可”這一行政許可，而不愿提供審核意見。

　　此外，雖然遼寧、北京、甘肅、陜西等省市因為有過合作，目前行政許可辦理渠道較為通暢，但王康擔心，一旦出現負責人變更，很多工作又要重頭做起。

　　“我是守法的，辦理許可的成本卻非常高。”王康抱怨說。

　　“和保護區打交道，關系好就好辦”

　　今年6月，東北林業大學野生動物資源學院副教授戎可在大慶龍鳳濕地保護區采集鳥蛋時，遇到了堵心事兒。

　　為了研究一種名為“白骨頂”的水鳥的種內巢寄生現象，戎可需要采集剛剛孵化的白骨頂蛋殼內的胚膜。這種采集必須在非常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所以他們選擇了離哈爾濱最近的大慶龍鳳濕地保護區。

　　戎可和同事申請進入保護區采樣，得到的答復卻是“市委書記要求不允許任何人進入”。通過與當地林業部門溝通，戎可等人最終只獲準在保護區外圍水域完成采集工作。

　　然而，保護區外圍的鳥蛋早都被撿光了，保護區內則處處可以看到正在孵蛋的水鳥。令他們感到不解的是，他們還發現保護區里卻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在撿拾鳥蛋。

　　戎可的經歷，蔡杰同樣深有體會。

　　采集科研樣本經常要和保護區打交道。比如保護區發現新的物種，動植物出現某種特殊現象，都需要借助科研的力量來更好地識別、研究與保護。

　　“保護區一般都要向我們收取資源保護費。”蔡杰說，讓他不能理解的是，收費標準也經常會發生變化，今年10元，明年50元，缺乏嚴格管理。

　　采樣是科研的基礎，科技部門也一直鼓勵課題承擔單位與當地政府部門、科研機構合作。

　　然而在現實中，科研人員獲取科研樣本總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障礙。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人員告訴記者他親身經歷的一個故事：

　　為了獲得一種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從而對其開展人工飼養及繁殖研究，他們向某地保護區申請，但保護區漫天要價，經過雙方討價還價，最終以兩只15萬元的價格“成交”。

　　然而按照國家相關規定，在水生野生動物資源保護管理費收取方面，相關機構對科學研究可以免收資源保護費;在陸生野生動物資源保護管理費收取方面，一些地方也有科研采樣酌情減免收費的規定。然而這些規定在現實執行中，往往存在界限模糊、缺乏監督規范的問題。

　　“相比之下，發達地區比較歡迎科研人員，只不過手續復雜，周期長些。”蔡杰介紹，去保護區，采樣時間可能只要兩天，辦理手續卻需要四五天。

　　“和保護區打交道，關系好就好辦!”在采訪中，不少專家這樣表示，搞好關系，一些非保護物種的采集手續就好辦得多。

　　針對珍稀物種采樣工作，中科院動物所研究員楊奇森表示，通常情況下，科研人員只會利用動物的糞便、毛發或者血樣、組織樣進行研究，不會傷害生物個體。“保護區與科研機構存在不能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問題”。

　　“科研樣本審批應設綠色通道”

　　國內科研樣本采集存在一些阻礙，國內機構在與國外同行進行科研交流、資源交換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同樣突出。

　　由國家、云南省及中科院共同投資建設的“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是云南省為保護種質資源而進行的一次有效探索。去年年底，資源庫種子保有量已達8141種、57618份，占我國種子資源總量的28%。

　　該資源庫同時保藏大量國外種子資源，并與英國皇家植物園丘園千年種子庫、世界混農林業中心簽訂合作協議。

　　“國際種子資源交換，用意是不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避免人為或自然災害造成物種滅絕。”資源庫支撐系統主管楊湘云博士表示，因此，資源庫需要在國際間頻繁交換物種資源。

　　不過，種子資源進口需要相應的審批手續。以林木資源為例，國外生物資源進入中國，需國家林業局開具《引進林木種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檢疫審批單》，填報物種名稱、數量、原產地、禁止攜帶危險性病蟲害等信息。

　　“來自國外的物種，國內的數據庫里沒有易攜帶的危險性病蟲的數據，這樣審批周期就會變長。”楊湘云介紹，如果輸出國能夠提供相關信息，二十個工作日以內就能夠辦理下來;一旦輸出國也沒有相關資料，就必須想辦法尋找相關材料或者作相關研究，周期就可能很長。

　　“有些研究并不復雜，但需要從國外郵寄樣本。所以，往往是大量工作已經完成，一些材料卻無法入關，我們只能到國外就地取材做實驗。”楊湘云說。

　　采訪中，科研人員對于樣本交換需要嚴格管理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令他們不滿的是，取樣的渠道和程序在標準化、公開化、透明化、便利化方面均存在不足，這些掣肘之處不僅耗時耗力，同時也是科學家并不擅長的地方。

　　現實中，多部門管理最讓科研人員感到頭疼。

　　記者在一份國家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辦公室(以下簡稱“國家瀕管辦”)廣州辦事處的《野生動植物進出口辦理程序及管理規定》中看到，國家瀕管辦負責 CETIS(《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相關工作，林業局負責陸生野生動物和部分野生植物，農業部負責水生野生動物和部分野生植物。

　　“單就植物而言，林木種子輸出歸林業部管，草木種子則歸農業部管。”楊湘云說，她也是經過多次審批程序，才慢慢摸清了門道。

　　“科研人員去申請審批，和林業公司申請審批，渠道和流程完全一樣。”楊湘云認為，科研和生產有很大區別，科研樣本審批應該設立更為適宜的審批程序。

　　比如，他們的合作方英國皇家植物園丘園是世界一流的植物園，享有該國授予的審批權，其出具的審批單受海關認可。因此當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的種子交換至英國，也就是英國進口這些種子時，渠道非常通暢;反之，從英國輸入國內，則須視物種情況而定。

　　“也許我國可以探索類似英國的相關管理方式，由具有行政審批權的國家部門授權有能力和信譽進行生物病蟲危害檢疫的相關科研機構進行相關的檢驗檢疫工作，讓它們具備頒發相應檢疫證書的資質，以便提高科研樣本交換的效率。”楊湘云說。

　　而一些學者也呼吁：“科研樣本審批應設綠色通道。”

　　“我們是科學家，不是走私犯”

　　5月底，中科院武漢水生所研究員聶品碰到一件撓頭的事情。

　　瑞士研究人員寄給他的三小管由酒精固定的輪形動物標本，被海關查扣。這份樣本的郵寄費用為150美元，但是未填寫保價額度。

　　經過多方溝通，海關要求聶品查詢樣品的HS編碼，即進出口動檢分類號，然后再決定是否放行。

　　然而，這種輪形動物的分類號特別難查。最后在海關網站上，聶品總算找到了“其他制作或保藏的水生無脊椎動物”這一類別，海關商品編碼：16056900.90。這樣，他得以取回科研樣本。

　　記者按照這個類別，在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網站上幾經查找也沒有找到。在聶品看來，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人，要想在海關的HS編碼中查詢相關信息，也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

　　“如果讓我再找一遍，估計也找不到了。”聶品無奈地說。

　　在科研樣本交換中，經常會出現這種情況：郵寄方不保價，或者象征性地保價1美元，因為科研樣本本身往往無法以商業價值的標準來衡量。同樣的情形，聶品在幾年前也曾遇到過。

　　法國科學家通過聯邦快遞郵寄了一份棘頭動物標本，海關對于1歐元的標本保價不予采信，而是一直追問他：價值1歐元的樣本，何以要花費100多歐元郵寄?

　　“1塊錢賣也沒人要，但是對我來說，卻是很珍貴的科研樣本。”聶品無奈地說。在和海關協調解決的過程中，聶品的學生只能停止實驗，白白浪費了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是科學家，不是走私犯。”聶品說。科研資源交流的現實讓他迫切感受到，建立一套固定、高效的快速程序的必要性。

　　有關學者則表示，在符合國際相關法律法規的情況下，盡可能地收集國外物種，既是促進科研的需要，也是國際科技競爭的需要，因此資源交換渠道的通暢不可忽視。

　　實際上，2011年7月，中國科學院與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簽訂了科技戰略合作協議。據此，中國科學院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局與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動植物檢疫監管司制定實施方案。該方案第二部分就是科研生物材料快速通關。

　　該實施方案曾讓參與討論的研究人員感到振奮，聶品就是其中之一。

　　但由于快速通關還涉及海關、衛計委、農業部、國家林業局等不同部門，相關工作還在推進中。中科院和國家質檢總局兩家希望能通過協議加快推進步伐，聯合更多部門盡快摸索出一套有效的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