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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進 陳愷哲
再過幾天，2023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將迎來初試。作為國家選拔人才的重要方式，考研選拔中的“唯分數論”導向一直受到學術界質疑。追根溯源，這主要是對研究生招生考試預測準確性的懷疑。
考研分數能否代表學生日后的學業表現，又在學業表現的哪些方面起到作用？除考分外，是否有更好的預測指標選拔研究生？這些問題亟待解答。
三點原因致研究生“高分低能”
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作為研究生教育的起點，對研究生培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近年來，通過研究生選拔考試脫穎而出的人才，往往受到“高分低能”的詬病，即只有高分數，卻缺乏創新意識和科研實踐能力。
比如，有研究者提出，當前研究生考試沒有跳出應試教育的窠臼，其命題原則實際上鼓勵學生對考題死記硬背。這種方式很難挑選出有才能的學生，往往導致善于考高分的人進入寶塔頂尖，真正有潛力的學生卻被埋沒。
從已有研究結果看，考研分數對研究生學業表現的預測準確性確實不容樂觀。比如，有學者曾對國內某“雙一流”高校546名碩士生的畢業論文成績與入學考試初試成績進行過研究，發現二者之間甚至呈現出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至于原因，學界一般認為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考試命題問題。根據教育部2021年出臺的《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規定》，研究生入學考試中，全國統一考試的全部或部分考試科目由教育部考試中心統一命題，其他考試科目由招生單位根據大綱自行命題。
由于采取自命題筆試的高校較多，水平參差不齊，導致在試題質量與管理規范性上與統考存在差距。同時，初試筆試科目各不相同，復試階段卻采取統一劃線，導致初試分數的可比性變差。
二是研究生選拔過程重筆試、輕復試，學生非認知能力因素（如考生考研動機、意志品質）較難得到考查。近年來，勞動力市場“學歷門檻”的上升，導致大量學生的考研目的只是為拿到碩士文憑、改變工作處境，對學術科研毫無興趣。雖然復試環節可以考查學生的動機和興趣，但生源一般的招生單位為滿足擴招需要，往往采取等額復試的方式，或者重初試分數，淡化復試表現，導致學生的考研動機和創新能力難以得到有效甄別。
三是高校對學生本科學業表現考查不足。國外大學對于申請人認知因素的考查方式，主要是本科成績和標準化入學考試（如GRE）。雖然國內高校在研究生復試階段也會要求學生提交本科成績單，但由于復試周期較短，招生單位往往沒有充分時間核實材料的真實性，也無法發揮本科成績的評價作用。
同時，國外高校在研究生選拔過程中，往往采用“本科院校競爭性水平”的概念衡量學校間教學質量水平的差異。有研究者認為，如果將這一概念作為學生平均學分績點（GPA）的權重因素，可進一步提升本科GPA的參考價值。在我國，鑒于現行研究生招考制度難以分辨學生是否具備科研潛力，部分招生單位在自主招生時，也會看重申請者的本科院校水平。
然而，對此也有人提出質疑。
北京大學教授岳昌君曾對北京市高校碩士研究生創新能力進行過調查。發現來自原“985工程”高校學生的創新精神得分高于原“211工程”高校的學生，兩者均高于普通本科高校學生，但這幾種差異在統計上并不顯著。
那么，到底是考研分數對研究生未來學業表現預測更準確，還是本科學校層次和學業成績對研究生綜合素質反映更全面，抑或有其他因素會產生影響？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有助于我們未來制定更科學、有效的研究生人才選拔制度。
生源高校層次與答辯分數關系不大
為探尋相關答案，筆者和研究團隊收集了北京某高校某學院2015年—2020年間所有碩士研究生的數據，并對這些學生入學前提交的原始本科成績單、2015年—2020年研究生入學考試數據，以及其入學后學業表現數據進行了分析。
結果發現，推免生的平均GPA要高于統考生，但在同類型碩士生中，本科學校的層次不影響其學業表現。原“985工程”高校統考學生在研究生階段的平均GPA為83.62，原“211工程”高校統考學生的平均GPA為82.24，而“雙非”高校統考學生平均GPA為82.26。近似的對比關系也出現在三種類型高校的推免生中。
可以看出，上述數值與學生的本科院校層次的相關性非常弱。同時，雖然推免生在學業表現上要高于統考生，但兩者在科研表現上卻無顯著差異。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獲得推免資格的學生在本科階段學業優異，因此在研究生階段比統考生更擅長拿高分。
從平均GPA與畢業論文答辯分數的關系上看，來自不同層次高校的學生仍無明顯差異。然而，如果單獨分析推免生的科研表現，會發現來自原“211工程”高校的推免生中，有學術論文發表或競賽得獎經歷的學生比例顯著高于來自原“985工程”高校的推免生——后者在本科階段有獲獎經歷的學生占比為80.7%，前者則高達98.2%。
這與常理似乎并不一致。
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原“985工程”高校對來自原“211工程”高校推免生的要求更為嚴格，學生需同時擁有優異的學業成績和科研獲獎經歷才能通過篩選，而這些因素都對學生的科研潛力具有顯著影響。反之，原“985工程”高校對推免生，特別是本校生源的推免生條件較為寬松。
如果將研究生考研分數細分為各個單科，會發現研究生階段的平均績點與其入學前的所有考試因素均無顯著關系，但大學英語四級分數與研究生復試的面試分數越高的碩士生，越傾向于在畢業論文答辯中獲得高分。
這可能由于畢業論文的答辯涉及多方面因素，除學生查閱文獻與寫作能力外，也受到學生臨場發揮和表達能力的影響。因此，研究生面試中取得高分可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該生在答辯環節獲得更好表現，而英語能力有助于學生在論文寫作時的文獻查閱。
同時，這也能在相當程度上說明，統考學生的考研分數并不能保證其在研究生階段取得更好成績。
此外，碩士研究生在科研方面的表現依然與其入學考試各單科成績無關，只與學生在本科階段的各項表現有關。那些在入學考試中取得高分的統考學生，雖然會在研究生階段獲得更高的GPA，但在科研能力或綜合學術創新能力上，其表現并不強于入學成績較低的學生。
縮小初試占比，更重本科學業考查
通過上述研究，我們發現當前的研究生選拔機制重知識、輕實踐創新的現象依然很明顯，通過考試分數篩選出的學生與當前的研究生培養教育宗旨也并不吻合。與此同時，學生在本科階段的學業表現卻對其研究生階段表現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尤其是本科獲獎經歷與大學英語四級成績。
此外，正如前文所言，目前本科學校競爭性在推免生群體中還出現了“反向作用”——具備科研潛力的學生比例在原“211工程”高校群體中更高，這一點也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
基于上述研究結果，筆者認為要提升研究生的學科表現，需從以下方面進行政策調整。
首先，改革研究生入學考試內容，增加綜合能力考查，促進初試命題的統一性。當前的研究生入學考試更注重對基礎知識和通識知識的考查，容易導致高分考生只會考試，不會做學術研究。因此，在命題時增加專業能力和創新能力試題尤為重要。同時，初試中眾多高校采取自命題形式，難以保證筆試環節的公平性與科學性，應逐步采取國家統一初試命題、復試由各校自行組織的統分結合形式。
其次，縮小初試分數占比，采取多種形式的考核策略。研究生入學考試的目的是選拔專業能力與科研潛力強的學生，但這些能力在筆試分數中無法得到全面反映。研究發現，面試表現更好的學生易獲得更高的論文答辯分，這與學生的表達溝通能力相關。高校應在復試中更多體現出多樣性和自主性選拔，使用多種策略考查學生專業能力，比如在復試中增加學生外文文獻閱讀、現場實驗操作以及學術匯報等。
最后，加大對學生本科學業表現的考查。當前，各高校一般會在復試環節要求學生提交本科成績單及獲獎經歷，但該制度往往流于表面。反觀國外，相關材料往往在申請環節就提交給學校，這種做法值得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