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書｜技術與文化如何“彼此成就”

 《工程帝國：19世紀英國技術文化史》，[英]本·馬斯登、克羅斯比·史密斯著，王唯瀅、郭帥、余蓓蕾譯，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定價：118元

■張云龍

一

在傳統觀念中，工程技術與冷冰冰的機器、材料、水泥相聯系，毫無內在價值，更遑論其文化特性了。文化則與精神相關，往往遠離物質、材料和技術，乃是貴族的奢侈品。

比如古希臘，人們認為技術生活的目的是為了求利，只是一種本能的需要而缺乏超越性，是次于沉思與政治倫理的第三層級的生活；中國古代先賢同樣認為技術乃是“小人之事”，因為“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意思是，有了機事即技術，就會有機心，有了機心，就會破壞“純白”的心靈，亦即純而不雜、光明澄澈的心靈。

總而言之，工程技術與文化之間存在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由等而下之階層操持的工程技術默默為人類的發展貢獻物質基礎，文化人則繼續追求其形而上的超越而對技術視而不見。這種傳統如此強大，以至于到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面對技術所呈現出的前所未有的生產力，人們固然承認“技術是有用的，確為實踐所需要”，但其本質上“與‘真善美’并不相干”。

然而，工程技術的飛速發展帶來的巨大影響，逐步觸動乃至改變了文化人對工程技術不屑一顧的態度。1877年，德國地質學家、哲學家卡普的著作《技術哲學綱要》出版，被認為是開創了技術哲學學科，意味著技術作為一個獨立現象，不僅受到人們的關注，而且進入哲學的殿堂。

與此同時，馬克思、斯蒂格勒、韋伯、胡塞爾、海德格爾等哲學家、思想家無不談論技術。一時間，“追問技術”似乎成了19世紀末以來的時代潮流。

在這一背景下，美國社會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明確主張，技術與文化乃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應該把技術的歷史作為人類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技術史的研究因此應運而生。

縱觀技術史的研究方法，大體上可分為三種類型。

其一為通俗技術史。這種寫法普遍認為，技術的發展是瓦特、愛迪生等發明家戰勝困難或沖破阻撓的歷史。這些作品“風格簡約直接，讀起來令人輕松愉悅，它們經常出現在人們的咖啡桌或床頭柜上，但往往僅能帶來慰藉而難以引發思考”。

其二則選擇深挖技術背后的經濟商業歷史，尤其是經濟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經濟效益都是技術發展中不應被忽略的環節，但僅僅將技術發展歸為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似乎并不能找到充分的支撐證據，因為“包括技術的起源、演變甚至湮滅，它們鮮能直接產生經濟方面的影響”。

其三則借鑒科學史的“內史”范式，即關注技術本身發展的延續性，特別是技術“內部的”動力、材料結構，以及設計的特異性。這一方式呈現了具體技術的更新迭代，但割裂了技術與其所產生的“背景”尤其是“社會背景”之間的聯系。

二

毫無疑問，上文中三種研究方法各有其優勢，同時又有不足。那么，怎樣的技術史才能令人滿意呢？英國當代科技史學者本·馬斯登和克羅斯比·史密斯合著的《工程帝國：19世紀英國技術文化史》一書，為突破傳統的研究范式做出了極大努力，展現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技術史。其最突出的特點正如中譯本封底所言，“技術塑造了文化，文化也塑造了技術……技術與文化相互促進與轉化，彼此賦予更豐富的意義”。

兩位作者在導言中開宗明義：“本書的研究目標在于由內而外地重新審視帝國大型技術發展的文化建構。”為了實現這一點，他們借鑒了文化史的做法。

在他們看來，文化層面的歷史頗為重要，可為洞悉技術史提供更多的視角與可能性，因為文化史關注權力、空間與區位，也關注實踐、過程和偶然性經驗，還關注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融合與再創作，等等。這些做法已經被科學史的研究所重視。

由于科學與技術的復雜性關系，因此，將“文化、科學和技術的歷史加以融合研究成為一種現實的選擇”，其意圖在于將技術作為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將其從文化中剝離出來，同時將技術研發視為動態發展的實踐，而不僅僅關注技術產品本身。

全書從分析勘探、測繪和測量的一系列過程開始，調查和研究了動力技術（特別是蒸汽技術）在輪船、鐵路和通信系統（主要是電報）發展中的演進與應用。從中可以發現，格林尼治時間的確立取決于英國政府的政治意圖，即為了更好地了解并控制其統治下的地區而構建地區間的同一性。正是當時規范的航海活動采用了格林尼治時間，從而確保英國可以把那些“四處分散的、孤立的殖民地和前哨站納入更緊密的帝國體系”。

與之相應，勘探、測繪和測量都是對國家至關重要的目標。從中能發現，技術可以構建新文化。為了讓人們熟悉鐵路，以推進大英帝國的鐵路事業，科學家、企業家和工程師一道，共同建構了“有吸引力的、豐富的和安全的鐵路文化”。鐵路文化在以前未被破壞的充滿田園古典共鳴的景觀中開辟了一條現代技術走廊，實質上標志著文化的轉型。

從中更能發現，工程師作為個體在構建工程帝國中不可或缺，同時也深受時代文化塑造的影響。比如瓦特，由于生活在“動力崇拜”的時代，當時人們執著于“機械”和“裝置”的改良與發明，瓦特在前人的基礎上革命性地改良了蒸汽機，由此改變了整個近代歷史的圖景，并被人們視為時代英雄。

通過大英帝國的技術發展史，可以發現技術與文化確如作者所言是“互構關系”。

總而言之，本書為讀者呈現了技術與文化的復雜性關系。從書中既可感受到宏大的歷史趨勢，也可了解技術人物瑣碎而生動的一面；既能看出國家權力與技術之間的互動，也能窺探到不同力量在技術利益上的博弈；既能理解技術的崇拜與其承載的社會價值相關，也與其內在的物質價值密切聯系。

這種技術史，既體現了通俗技術史鮮活生動的一面，也內涵著技術與經濟之間的關聯，還揭示了技術自身的邏輯進路。在這個意義上，本書不是對原有三種技術史范式的拋棄，而是綜合性的“揚棄”。綜合即創新，這恰恰是本書最值得學習與推崇的地方。

尤其讓人難忘的是本書對于工程師的強調，導言中的第一句話就是“工程師是帝國的締造者”，而且他們是政治和帝國活躍的代理人。這恰恰揭示了現代社會“知識就是力量”的基本精神，與傳統社會依靠地位、血緣、出身而擁有權力有著根本性區別。而大型技術系統的可信度，則依賴于技術專業知識的文化和擁有專業知識的工程師。

讀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鑒今。新時代的中國正走在工程強國的道路上，相信技術史的研究者、工程師、愛好者讀了這本既有可讀性又有思想性的書，定會從異域的技術發展歷史中發現更為正確的道路，從而塑造更為健康的技術文化，為工程強國建設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作者系西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中國科學報》 (2024-06-06 第3版 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