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歸國入職西湖大學：只教學、不科研

日前，美國貝勒醫學院解剖教學中心主任張曉明全職加入西湖大學。在張曉明2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他先后拿過19個教學獎。該獎項由學生投票選出，他幾乎每年都會蟬聯。

與大多數全職回國的研究型教授不同，張曉明專注于醫學教育。他也是西湖大學醫學院從海外引入的第一位教學系列教授。這意味著，張曉明只需要負責一線教學和教學規劃建設，無需接受科研指標的考核。

從“科研教學兩手抓”的“青椒”到專注于教學的教授，張曉明認為，依靠教師個人很難維持科研與教學的平衡，這需要高校通過機制和晉升體系來保障。

他提出，要考慮到年輕人生活壓力大、需要養家糊口的事實。年輕人在意怎么能在晉升階梯上爬得更快一些、更順一些。作為領導層或過來人，應該更多地幫助他們規劃事業發展，幫助他們弄清楚自己的愛好和擅長之處，給年輕人提供更多機會。

以下是《中國科學報》對張曉明的專訪。張曉明受訪者供圖（下同）

“我熱愛教學，不教學是不可能的”

《中國科學報》：你在國外已經工作生活了36年，為什么選擇回國？張曉明：到了我這樣的年紀，不論事業還是生活上，都沒有后顧之憂了。聽說西湖大學要創辦醫學院的消息后，我覺得這是我事業發展的一個新機會，可以再上一個臺階，為國內醫學教育貢獻自己的一點力量。

另外，從生活上來講，回到曾經熟悉的生活中感到非常親切，能與家人朋友團聚也很令人興奮。

《中國科學報》：作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從北京第二醫學院（現首都醫科大學）本科畢業后算起，病理和解剖幾乎貫穿了你的整個工作、教學生涯，最初為什么選擇從事病理和解剖工作？

張曉明：本科畢業被分配到醫院，我選擇了病理科，是全班唯一一個去病理科的人。

病理科醫生可以說是“醫生的醫生”，負責最終的病理診斷。當時我很年輕，沒有太多出于情懷的考慮。

后來發現形態學的東西很適合我。比起抽象思維，我更擅長形象思維，喜歡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病理科需要對圖像的記憶和分析，我做起來就非常順。

張曉明

《中國科學報》：你主要負責西湖大學醫學院教學方面的規劃和建設，未來有哪些計劃？

張曉明：我的思路是根據西湖大學的特點——高起點、小而精、研究型，在這里建立一個國際化的、有特色的醫學教育系統。

我們正在做詳細的培養計劃。希望學生在學醫的同時學習科研方法和思維，成為不僅僅能給人看病，還能夠在看病過程中發現問題、據此展開基礎科研、最終在診斷治療研究方面有所突破的醫學人才，同時兼具國際視野。

《中國科學報》：那你還會承擔一線教學任務嗎？

張曉明：當然，一點都不會少。我熱愛教學，不教學是不可能的。

《中國科學報》：你已經從事解剖教學22年了，教學內容早已信手拈來，怎么還會有這么大的熱情？

張曉明：當我們深入做一件事情很多年后，才能認識到自己還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還有很多有意思的東西等待著我們去探索。這就會產生敬畏心理。

另外，我希望把最前沿的醫學教育理念和人文教育理念帶到國內，帶給醫學生們。

張曉明在課堂上教學

“重科研、輕教學”風氣下，教師該如何平衡？

《中國科學報》：你是西湖大學醫學院從海外引入的第一位教學系列教授，這是否意味著對你的考核與評價都圍繞教學展開，不涉及科研的部分？

張曉明：應該是這樣的。在國外，每一個系列的教師都有其系列的手冊，注明該系列教師的考核與評價標準、升級條件等。西湖大學也有這樣一個系統。

《中國科學報》：目前國內大部分高校對教師的考核評價無法做到科研與教學分開，而是要求科研、教學兩手抓，部分教師甚至還要承擔教學管理工作。因此有不少教師覺得分身乏術，抱怨教學等任務擠占了科研時間。你遇到過這樣的問題嗎？你認為應該如何平衡科研與教學？

張曉明：我博士畢業、做完博士后研究后，在美國堪薩斯大學工作了14年，最初任解剖助理教授。當時要兼顧科研與教學，基礎科研工作占比80%~90%，教學占比大概10%~20%。

我作為年輕PI，有很多事情要做：建立實驗室、盡快啟動科研工作等。系主任和醫學院對我都比較照顧，減少了我在其他方面的工作和社會活動，讓我能夠專注于科研工作。他們對于其他新入職的年輕PI也是這樣。

等到我的科研工作比較穩定后，才增加了相應的教學任務。后來，我的重心逐漸轉變，科研工作越來越少，承擔的教學任務就越來越多了。至于一些學生事務，有專門的行政老師和領導負責。

如果要求青年教師科研教學兩手抓，再承擔教學管理工作，單靠教師個人很難維持平衡，這需要通過高校運行機制和晉升體系來保障。

《中國科學報》：在目前國內許多高校的考核評價中，科研成果所占比重大于教學成果，教學得到的報酬低于科研報酬，整體上會出現“重科研、輕教學”的風氣，美國高校也是如此嗎？對此你怎么看？

張曉明：美國高校也是這樣。

我覺得出現這種現象有兩個原因。一是科研可以帶來資金收入，給學校帶來經濟利益，畢竟經濟是基礎；二是可以給學校帶來聲譽，科研成果和突破往往能快速提升學校的名氣。

而教學給學校增加的經濟收入是很有限的，學生的學費對于學校發展來說甚至可以忽略不計。教學雖然也可以通過學生的口口相傳來提高聲譽，但仍比不上科研。

《中國科學報》：長此以往，會不會造成教師爭相追逐科研成果，而忽視教學能力提升的后果？

張曉明：我認為不會。

的確，高校對于科研做得好、善于申請基金的人總會特殊照顧。即便如此，我認為也不必擔心未來沒有人從事教學工作。據我觀察，仍然有人對教學懷有熱情，愿意從事教學工作。

《中國科學報》：確實不乏一些教師能夠明確選擇科研或者教學道路，但對于一些處在職業生涯早期的青年教師而言，可能沒有那么明確的規劃。這時他就會受到大壞境的影響，去追求更多的論文、更高的影響因子，申請更多的基金。對此你有什么建議？

張曉明：我也是從年輕的時候走過來的，深知在職業生涯早期，是比較迷茫的。發論文、申基金、帶學生、完成教學任務……面前有很多事情要做，哪個才是重點、哪個是自己真正擅長的，我們并不完全清楚。

面對這種情況，沒有什么捷徑，就是挽起袖子加油干，爭取把每一項都干好。在干的過程中，慢慢地就會清楚自己擅長什么、喜歡什么、能干什么了。要是什么都不干，那就什么都沒有。

《中國科學報》：從高校管理層面來說，是否也應該給年輕人創造一個能夠自由選擇職業道路的環境？

張曉明：沒錯。

我們鼓勵年輕人充滿情懷，情懷其實就是一種熱情。但也要考慮到他們生活壓力大、需要養家糊口，他們在意怎么能在晉升階梯上爬得更快一些、更順一些。

作為領導層或過來人，應該更多地幫助年輕人規劃事業發展，幫助他們弄清楚自己的愛好和擅長之處，為年輕人提供更多機會。這是實實在在的。

張曉明（左三）和學生們在一起

95%的美國醫生只看病，不用做科研

《中國科學報》：你認為目前國內的醫學教育還存在哪些不足？

張曉明：目前國內醫學院培養醫學生著重于知識和技能的獲取，在人文關懷和職業素質培養方面還需要加強。

在人文關懷方面，患者和醫生的關系非常特殊。起碼的信任和尊重是必須的，且是雙向的。患者在這個關系中往往處于弱勢的地位。醫生是為患者服務的，應秉承尊重、謙遜的態度和奉獻精神，而非高高在上。

尊重是相互的。想讓別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別人。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醫生行醫時，要么穿正裝打領帶、要么是手術服，這是從衣著上對患者的尊重。尊重也會贏得信任。

另外，醫生如何與患者溝通很重要，是有程式的。醫生要和患者的視線水平，看著患者的眼睛，依照講話的程式、語言技巧溫暖又專業地進行表達。

《中國科學報》：美國精英式醫生的培養模式是怎樣的？對我國的醫學教育有哪些啟示？

張曉明：全美國的醫學院每年共錄取約700名具備臨床和科研雙學位的畢業生，占錄取醫學生總數的3%。這些學生除了要完成4年臨床醫學課程外，還需要完成一個4~5年制的科研博士學位，總學習時限為8~10年，畢業后取得醫學博士和哲學博士雙學位（MD/PhD）。

這些學生的確學到了行醫和做科研的雙料本領，被稱為醫師科學家。他們大多數從事臨床醫療和科研雙份工作，也有少數會放棄科研。

因此，我認為既能在臨床行醫又能做科研的精英式醫生不需要太多，應該交由國內頂尖的醫學院來培養。

科研需要熱情（Passion）、能力（Talent）、機遇（Opportunity）和支持（Support），所有的科學發現和創新都離不開這些因素。不做科研就不能進大醫院、想升職加薪就必須有科研成果，這樣“被動式科研”的醫學教育和醫生培養體系需要改變。

《中國科學報》：近年來，國內高校熱衷于開設、合并醫學院，很大原因在于醫學院能夠快速帶動學校學術指標，如論文數量、影響因子、被引率等，進而提升學校的排名和影響力。從醫學教育角度來說，我們是否需要培養那么多會做科研的醫生？

張曉明：我們并不需要每一個醫學院畢業生都會做科研。

美國“4+4”模式培養出的醫生中，95%以上只是看病，不用做科研。如果學生真的對科研有興趣，或者有些醫生在醫療實踐中產生了研究某一發病機制的興趣，他們也不必再拿科研學位，可以通過規培、自學、參與等方式融入科研中。同時，醫院也會為他們提供優良的科研條件，給予經費和人員支持。這種科研動機是主動的，與升職加薪無關，這樣才能夠產出高水平創新成果。

《中國科學報》：相應的，我們也不應該拿學術指標來考核絕大多數的臨床醫生？

張曉明：對。

《中國科學報》：從事醫學教育這么多年，你本人對于生命有何獨特的認知？

張曉明：我覺得生命是有限的。人死之后肉體完全消失，到時是把遺體燒了還是捐獻了都不重要。死了之后終歸是煙消云散，能留下來的只有精神。

死亡是非常正常的，我不懼怕死亡。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夠活得愉快，多做一點事，努力地工作，爭取留下一點精神。到我死后別人還能講起來、用得著，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