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時璋：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

貝時璋聽到研究所發展的消息最高興

貝時璋與助手王谷巖

《貝時璋傳》，王谷巖著，科學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定價：49.00元

出任生物學系主任時的貝時璋

貝時璋手繪豐年蟲受精卵卵割圖　

　　第一次了解貝時璋院士是讀王谷巖研究員的《102歲院士貝時璋》，那篇文章曾作為2005年的開年大作發表在本報《科學周末》周刊上。那時這位精神矍鑠、思維敏捷的百歲院士還堅持每天都工作、每天都思考科學問題。

　　2009年10月29日，貝時璋在睡夢中安然辭世。在逝世的前一天他仍在和科研人員討論科學創新問題，并鼓勵他們“要為國家爭氣”，這也成為他的最后囑托。

　　為紀念貝時璋誕辰108周年及逝世一周年，前不久，王谷巖推出了自己歷時7年寫作完成的《貝時璋傳》。這部近44萬字的個人傳記將帶領我們去觸摸貝時璋院士那厚重的科學人生。貝時璋把自己86年的精力都貢獻給了他摯愛的生命科學。“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貝時璋院士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貝時璋一直不同意為自己立傳，直到2003年他百歲壽辰，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將其作為一項慶賀計劃提出，貝時璋才沒有明確反對。貝時璋的學生、助手王谷巖承擔了《貝時璋傳》的寫作任務。

　　貝時璋平時并不太愿意多談他的成績和貢獻，每當王谷巖向貝時璋問起在某一時期或某一事件中他的所做、所說和所想時，他經常會說：“不要說得太多，那是我們應該做的。”有關貝時璋生平的文字材料也不多，只有1991年編纂《貝時璋文選》時他的學生應幼梅寫過一篇類似傳記的文章《貝時璋教授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再有便是2000年貝時璋與兒子貝德、兒媳朱蔓蘿夫婦陸續談的他的經歷《貝時璋生平自述》。

　　王谷巖認為，寫傳記，不只是記載人物的生平事跡，還要展示人物在生活年代相關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以及風土人情等大背景下的思想、言論和行動。于是，王谷巖翻閱了《浙江大學發展史》、閱讀了《竺可楨日記》，細讀了《中國科學院發展史》和《中國科學院編年史》等。

　　資料的收集和考證，王谷巖花了3年時間。王谷巖說：“這個過程十分必要而且值得。我從 1960年開始成為貝先生的學生，再到后來成為貝先生的助手，我應該是十分了解他的。但當我進一步去探究他的經歷、他的人生軌跡、他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和在科學發展的歷史事件中，他的奮斗、他的堅持、他的選擇后，我對貝先生的人生才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貝先生是一代宗師、一位戰略科學家，這樣的評價，實至名歸。”

　　只要是國家需要那就“服從”

　　1932年，在浙江大學執教的貝時璋發現了“南京豐年蟲中間性”，對其性轉變過程進行系統的研究。1934年他提出了“細胞重建假說”，后來由于浙大西遷，1943年細胞重建的進一步研究被暫時放了下來。誰知這一放，竟放了近30個年頭。直到1970年，貝時璋的細胞重建研究工作才又重新開展。

　　細胞重建是貝時璋最重要也是最感興趣的工作，但為什么他在學術精力最旺盛的時刻擱置了此項研究呢?我們可以看到，在那30年中，貝時璋從事了這樣的工作——先是出任浙大理學院院長，參與中國科學院研究所和學部的建立，后來又調任中科院上海實驗生物學研究所所長、北京實驗生物研究所所長。1958年，在北京創建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任所長;創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物物理系，任系主任。在中國科學院，貝時璋還有大量的科學組織和制定科學規劃工作，參與許多社會工作，參加或率領科學代表團先后訪問了13個國家……

　　貝時璋曾說：“實驗室和圖書館是科學家最愛待的地方。對科學家來說，最快樂的事情是待在實驗室里做實驗，或在圖書館里看書。” 但貝時璋卻沒能一直完全待在實驗室和圖書館里，他的時間讓學術管理、組織工作、計劃工作、外事工作還有社會工作占據了。

　　1954年中國科學院為建立學部作準備，希望調貝時璋參加學術秘書處的工作。貝時璋覺得自己在科研方面想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而且做研究工作可以最好地發揮作用。但當中科院的華東辦事處主任李亞農勸說他，“兼著做些學術組織工作可以有更大的貢獻”，又說這是組織的決定，希望他能服從分配時，既然黨和國家有這樣的需要，貝時璋還是迅速認真、一絲不茍地投入到學術秘書的工作中去了。

　　楊福愉院士曾回憶說，面對國家要求，貝時璋雖說“從我個人角度看，我還是喜歡做研究工作，而不大喜歡做學術組織工作”，但他還是顧全大局，急國家之所急，勉勵從公，無私奉獻。

　　只要是“國家需要、科學需要”，貝時璋一直都在遵循這兩個字——“服從”。

　　貝時璋一生沒有得過大病，98歲之前沒有住過醫院，后來除兩次小手術外只住過3次醫院，均是因為肺炎。但貝時璋特別不愿意進醫院，無論是做大夫的女兒還是助手王谷巖，都不能把他勸進醫院。他很堅持：“我自己是學醫的(貝時璋曾就讀于同濟醫工學校醫預科)，我的身體我最清楚。”這時候就只能請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黨委書記楊星科出馬了，每次都是在楊星科的勸慰和安排下，貝時璋才同意“作為黨員服從組織”住進醫院。

　　具有開拓精神的戰略科學家

　　貝時璋的一生充滿了挑戰。1930年剛剛回國受聘到浙江大學，27歲的貝時璋就被要求籌建生物學系。只有助教經歷的他，單槍匹馬準備教材、訂購儀器、繪制教學掛圖，由于缺少師資，他一個人先后開出了普通生物學、普通動物學、組織學、胚胎學、比較解剖學、遺傳學、動物生理學、形態發生學和發生生理學等課程，把生物學系辦成了“一人系”。

　　此后貝時璋一直在做開創性的工作——他是我國生物物理學的奠基人，他開創了我國的放射生物學和宇宙生物學研究，他主持領導了我國首批生物火箭的成功發射，他是籌劃我國載人航天事業的先行者。一位先行者，不僅要有卓越的見識、敏銳的洞察力，更要有勇氣承擔各種各樣的壓力。

　　貝時璋一貫重視學科交叉，在科學實踐過程中也形成了學科交叉和發展邊緣科學的學術思想。基于所積累的廣博知識和多年的思考，貝時璋深刻地意識到作為新興邊緣學科的生物物理學，對推動生物科學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多方努力下，1958年，貝時璋創建的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學研究所獲得了國務院的正式批準，貝時璋出任所長。

　　如今，多學科交叉發展生物學已成為時代的潮流，為科學界廣泛接受。但在半個世紀前，學科交叉的可能與必要、生物物理學能否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國內外都還是一個爭論得十分激烈的問題，貝時璋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建所之初，貝時璋以“從頭培植”生物物理學新生力量為主，陸續招收生物學、物理學、化學、數學和技術科學各專業的畢業生來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到1968年，全所人員的專業組成已經包括理工農醫4個門類、16個學科、85個專業，是一支多 “兵種”的科技隊伍。團結這樣一支特殊隊伍，貝時璋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對每個剛分配來的大學生，身為所長的貝時璋都要將他們請到自己的辦公室，向他們說明生物物理學是一門怎樣的學科，幫他們分析自身所長，與他們規劃將來的工作重心。王谷巖說：“那時分到研究所里的科研人員，學數學的要去學做剝制神經標本和生理學這樣的生物學實驗，學生物學的要學會應用控制論方法研究生物系統。貝先生就是這樣將學科交叉理念一步一步滲透到大家的科研工作中去。”

　　“科學研究要為國家建設服務”，貝時璋在承擔科研組織管理工作的過程中，漸漸地把促進整個國家的科學發展作為了自己的神圣職責，開始考慮并自覺探究國家科學發展戰略，在參與歷次國家和中科院的科學規劃制定和開拓我國生物學新型學科的發展過程中，發揮著一位戰略科學家的作用。這才有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建所以后，無論在基礎研究還是在聯系國防、工業、農業、醫學和生物工程技術方面，都為國家作出了重要貢獻。

　　“20世紀60年代，貝時璋先生談起生物物理學的前景時，常用安徒生童話中‘丑小鴨’的故事來比喻生物物理學的發展歷程。時間荏苒，丑小鴨終于變成了一只大天鵝。在這種驚人的轉變中，在我國生物物理學的創業中，貝時璋先生的功績有目共睹。”王谷巖不無感慨地說。

　　“學問試看勝于我者，境遇要比不如我者”

　　貝時璋享年107歲，是壽命最長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問起他的養生之道，他總結了4條：淡泊名利、寬厚待人、適當運動、飲食清淡。

　　淡泊名利、寬厚待人，作為一位大科學家，貝時璋始終如是。

　　王谷巖自貝時璋百歲之后就擔任他的助手，每逢星期三的上午，王谷巖要在10點鐘準時來到貝時璋的家。每到討論工作的這一天，貝時璋總是提前到客廳就坐。王谷巖一到，貝時璋起身和其握手，熱情而和藹地說：“王谷巖同志，你好!”每當工作結束王谷巖離開時，貝時璋又總是起身與之握手，還要送到門口并道別：“王谷巖同志，再見!”

　　不僅是對王谷巖，對于任何人，不論是領導、同事、朋友，也不論是學生、下屬、小輩，或是來拜訪他的少年兒童，貝時璋都無一例外地熱情問候、熱情接待。

　　貝時璋篤實敦厚、嚴于律己。一年的夏天，談完工作后貝時璋對年過花甲的王谷巖說：“最近天氣太熱了，你就不要每周都來談工作了，隔一周來一次吧，你也休息休息。”頓了頓，貝時璋又說：“這個月我沒有工作，你跟所里說一聲，停發我這個月的工資。”王谷巖忙解釋工資要照常發時，貝時璋卻特別堅定地一擺手，說：“你不要發表意見，把我的話傳達給所里就行了。”

　　這位著名的科學家，一生并不富裕。貝時璋出生于浙江省鎮海縣憩橋鎮一個貧窮家庭。 1921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馬克貶值，靠父母多方借貸，貝時璋才得以留學德國。在德國讀書期間，家里為他舉債5000元之多，同時也靠著中國同學、德國同學多方接濟，才得以完成學業、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后用了7年時間，1936年貝時璋才分多次還清了他的“留學債務”。

　　“學問試看勝于我者，境遇要比不如我者”，這是貝時璋的座右銘。他一貫安于清貧，對生活很知足，從來要求不高。與許多老一輩科學家一樣，他的穿著很隨便，冬衣穿了十幾年不肯換新的。貝時璋住在北京中關村中國科學院的一座住宅樓里，那棟樓始建于20世紀50年代初，是中國科學院為一批著名科學家特批特建的“特樓”。貝時璋1955年住進，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三座“特樓”里原有的老住戶，有的已辭世，有的搬出住進了新居。到2009年唯有106歲的貝時璋先生和96歲的何澤慧先生，依然在這里對門住著。

　　貝時璋去世后，他所有的積蓄加上撫恤金一共50萬元。在今年10月29日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舉辦的貝時璋院士誕辰108周年(逝世一周年)紀念會上，子女們秉承父親貝時璋生前的意愿，決定將其全部捐贈給了中國生物物理學會，作為“貝時璋獎、貝時璋青年生物物理學家獎基金”。“一個真實的科學家，是忠于科學、熱愛科學的;他熱愛科學，不是為名為利，而是求知識、愛真理，為國家作貢獻，為人民謀福利。”貝時璋說過的這句話，在了解了他的科學人生后，讀來讓人特別有感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