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於崇文院士：上下求索，何懼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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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6日，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東區八角樓報告廳內，座無虛席。臺上，站著一位穿著深色夾克的白發老人。他手持激光筆，時而轉頭比劃，指向大屏幕上報告的內容，時而面向觀眾席，侃侃而談。

老人正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地球化學家、地質教育家於崇文。當時的他剛步入鮐背之年，校方特地為其安排了一場學術報告會，講授的主題是“利用復雜性科學研究南嶺地區成礦規律”，內容是成礦系統復雜性研究最新進展。

於先生弟子、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劉寧強副教授對那天印象很深：老先生在臺上足足站了3個小時，精氣神十足，根本看不出已至九十高齡。

報告會上，於崇文勉勵后輩要嘗試去走前人未走的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句話被於崇文奉為人生格言，“學習思考、鍥而不舍、探索創新、攀登不息”是他一生真實的寫照。

在一條很多人認為“復雜”且艱難的路上，他開創了“地質系統、成礦系統復雜性科學”的創新學術領域，為使地質科學從唯象科學向精確科學跨越奮斗了一生。

他一生都在學習和探索，直至2022年因病與世長辭，享年98歲。今年，正值老先生誕辰百年。

於崇文院士。學部局供圖

長路輾轉

於崇文的求學之路，雖幾經戰火帶來的蹉跎，卻拾起了人生的方向。

1943年，與親人告別后，19歲的於崇文離開了被敵軍侵占的上海，準備前去重慶參加大學入學考試。因生病體力不支，行至浙江龍泉時不得不停步休整。當到達湘南零陵時，考試時間已過，於崇文只得在中國零陵耐火磚廠，找了一份耐火粘土成分分析的工作。

廠里，有一位名叫靳鳳桐的先生，畢業于北京大學地質系，還曾在湖南地質調查所工作過。他瞅著於崇文年輕、肯干，便叫上這個小伙子，去爬粘土礦的礦洞，勘察資源。盡管每天鉆洞、挖土、做檢測，手指縫里都夾滿黑泥，但於崇文對這個工作產生了興趣。而這也為他日后的選擇，埋下伏筆。

不到一年的時間，戰火逼近零陵，他不得不再次啟程，繼續前往重慶。所幸終于考入西南聯大，從重慶輾轉至昆明。

求學期間，因戰事連連，與家中失去聯系的於崇文，身無分文。只得領救濟、睡茅屋的他，又不幸染疾休學，身體好點了就去打工賺錢。有了積蓄，他立即返校，并選擇進入地質地理氣象系學習。

抗戰勝利，西南聯大分成三校，在校學生可自由填報去向，於崇文毫不猶豫地在志愿單上寫下了北京大學地質學系。隨后，他又一路奔波，經從香港到上海再轉秦皇島的海運航線，北上圓夢。

畢業后，於崇文潛心教學。五十年代初，在新成立的北京地質學院（中國地質大學前身），他創建了國內首個地球化學專業，主講“結晶學”與“礦物學”課程。

“當時國內很多專業的教學內容和方法都從蘇聯那‘取經’，於先生也是一邊授課，一邊學習，晚上還報班參加俄語培訓。”劉寧強說，沒有大綱，沒有教材，沒有范例。面對“三無”，於先生就干脆來了個“自導、自編、自印、自演”:自行選定教學內容，自己編寫教材，自己刻寫鋼板、油印，自己講課。

整整一年，通宵不眠基本上就是他的常態。印完講義已是凌晨，收拾收拾，又得從地質學院所在的端王府夾道出發，登車趕往沙灘地質館講課。

打破偏見

前期的求學和教學經歷，讓於崇文對地質學有了不一樣的思考。西南聯大時期，他曾聽一位前輩評論道：“地質學是一門不是科學的科學。”

“的確在那個年代，地質學的研究，主要是去野外勘察，采標本、察巖性，是描述性的科學。”劉寧強印象中，老師於崇文并不贊同那位前輩觀點，也一直想要打破關于地質學的“偏見”。

以此為出發點，當其他同仁都在專注野外找礦產資源時，於崇文卻思考著如何將基礎自然科學、非線性科學及復雜性理論與地球科學相結合，讓地質學從唯象科學向精確科學跨越之路。

有人形容，於崇文是將地球科學“簡單”問題復雜化，劉寧強對此并不完全贊同。“自然界的很多常見現象，只是表面上看著簡單，越想深入了解必定越復雜。”

他認為，研究最開始，確是簡單問題簡單處理。“但進階過程中，有的問題沒法簡單處理了，就不得不尋求更可行，但有可能更復雜的方法。任何領域的探究，都是從簡單到復雜，線性到非線性，定性描繪到定量表征的過程，地質學亦是如此。”

在對地球化學的教學和研究過程中，於崇文的確也慢慢延伸出其中的數學、物理等方面的問題。劉寧強舉例，在八十年代，於先生撰寫出版了《數學地質方法與應用地質與化探工作中的多元分析》一書，將數學中的多元統計引入到地質學中。

統計學經常被應用于社會學和醫學中，但對于地球化學勘探過程同樣適用。“面對一個樣點里的大量數據時，我們也需要用統計的辦法去歸納、整理和分析，以至于讓描繪出的現象，有更為嚴格的數據支撐。”劉寧強解釋。

除了將多元分析系統全面引入地質-地球化學，於崇文還先后開辟和發展了多個創新的學術領域，例如以耗散結構理論為基礎，探索“區域地球化學”新學科的誕生；將動力學與成礦作用相結合，開辟“成礦作用動力學”的礦床成因研究新方向；提出“礦床在混沌邊緣分形生長”的成礦新理論與探索礦產資源可持續發展的新途徑等。

探究越深入，涉及到的學科內容越復雜，所以於崇文也一直在學習。無互聯網的時代，於崇文唯一獲取資料或前沿信息的途徑，就是去圖書館。

蹬著自行車，他在學校和北京圖書館之間不停來回。找到了要用的資料，他便一字不漏抄下來，重點的部分用紅筆勾勒。后來有了復印機，更方便了，他將復印內容裝訂成冊，精讀批注，供弟子們借閱。

晚年的於崇文，仍保持著這樣的習慣，一個人騎自行車去圖書館看書、借書、印書。劉寧強見狀不放心，便常去幫他找資料，但老先生有時還是堅持自己能行。經學生們多次勸說后，於崇文終于“退了一步”，改成了打車去圖書館。

功底深厚

於崇文好學，也善學。

“做事善始善終，只要完成了一個項目或課題，他都會將過程中的成果和認識進行歸納、總結，甚至集結成專著。”劉寧強記得，老先生去世前都堅持執筆寫作，回顧過往中，提出新問題。

他教授的學習方法，至今都讓劉寧強受益。2004年，劉寧強被保送為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碩士研究生，并拜在於崇文門下。雖學籍在武漢，但后續的學習研究仍在北京。

研究生畢業后，本可以繼續于武漢深造，但為了能跟在於老身邊繼續搞研究，劉寧強放棄了已經取得的連讀保送機會，選擇考取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的博士生。復習過程中，劉寧強正為如何快速“吃透”一本專業書而苦惱時時，於崇文翻開一本書，擺在劉寧強的面前。

“好好看目錄。”於崇文說，這本書講了哪些，有什么重點，分析目錄便可知曉。劉寧強瞬間豁然開朗，迅速厘清內容邏輯。現在，劉寧強給自己學生上課時，也沿用這樣的思路，搭建框架，從面到點，知曉每一個知識點，也清楚點與點的聯系。

劉寧強認為於老先生之所以在地質學研究中能“站得高、看得遠”，也正是基于較強的邏輯思維和學習能力。“不僅如此，功底還很厚。如果對數學、物理等領域了解不夠，就算發現了問題，也沒法深入探究。”

於崇文底子厚，得益于其兒時受過的教育。成長在錯綜復雜的社會背景下，於崇文又算是幸運的。尤其在高中階段，他就讀于上海著名的南洋中學。學校以數理化學習為重點，采用的教材大多都是當時西方國家通用的教科書，包括幾何、化學、代數等課程。

在各種思潮、文藝交鋒的歷史氛圍下，他的視界亦被拓寬。不僅閱讀魯迅、巴金的雜文和新月派的新詩，也涉獵西方國家以及前蘇聯的文學和哲學。

“於老還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他讀書時，是外教教的英語。”劉寧強曾向於崇文請教有關英語的問題，為此老先生專門從家中搜尋了材料，把弟子叫到跟前，指著英語段落拆分，逐字逐句講解語法規律和英文文法。

雖然劉寧強已記不清具體細節，但一直忘不了老師認真的神情，以及談吐中流露出的風度和修養。

事必躬親

對待教學和科研，於崇文從不含糊。“他只要還跑得動，任何事都是親歷親為。”劉寧強回憶，已至古稀之年的於崇文還常親自帶團隊做項目，跑野外下礦井。

一次他跟著老先生去到贛南地區，考察鎢礦產地。鎢礦里巷道很窄，老先生個頭又挺高，所以只得使勁彎下腰，一直默默跟著隊伍，慢慢在洞里移步了好久。

老人十分重視實地考察。劉寧強記得，為了做好野外工作，於崇文還特地設計了考察用表，方便現場記錄。“里面對應有地點、時間、采樣點、巖性等信息，一目了然，很細致，也很有條理。”

野外采集回的標本樣品，於崇文都會親自整理，從碎樣、光譜攝像、顯影、讀譜直到取得定量數據，每一步都盡心完成。

“回想起這些，我也覺得他之所以選擇地質學，然后又努力讓地質學走上精確科學之路，跟他個人嚴謹型的性格分不開。”劉寧強說。

而性格的塑造和其所受教育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上小學時，勞動課上，老師教他動手做出花籃、蠟模的同時，也告訴他自力更生的樂趣。習字課上，書法老師更為嚴格，只要發現於崇文書法作業上有寫得不到位的地方，就會專門圈出來，并罰打一板手掌心。

在家中，其父親同樣重視教育。8歲時於崇文去收割芝麻，途中因搬運芝麻桿時沒有上心，導致不少芝麻灑落，遭到了父親的批評。在童年的“酸甜苦辣”里，他逐漸養成凡事用心的習慣。

於崇文的嚴謹和認真，讓他在學術上更為純粹。劉寧強記憶中的於老，不會因為自己的身份就對人頤指氣使，只要接了研究項目，就帶著大家一起干，絕不隨便丟給學生。“而且他為人正直，學生只要參與了研究，相關文章或專著的作者一欄里，肯定會體現。如果沒有，不管什么特殊或‘人情’，都不允許掛名。”

這一品性的習得，同樣要歸功于幼時師長春風化雨般的教誨。小學期間，老師會親筆題字，贈與學生。書寫的細膩與流轉中，飽含殷殷期盼。有一年，於崇文得到的贈言是“潔身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