鄔賀銓院士：慧眼如炬的通信先鋒

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今年81歲了，他的頭發已經花白，但像年輕時一樣，他粗黑的濃眉下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總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作為國內最早從事數字通信技術研究的核心骨干之一，鄔賀銓見證、參與并引領了我國通信技術60多年的發展。他曾數十年如一日扎根科研一線，提出適宜中國發展的技術體系方案；也曾擔任多個國家重大通信研究項目的“掌舵者”，為我國通信產業的戰略發展定方向、謀布局。

耄耋之年的鄔賀銓依然關注著中國通信產業的發展。“過去，中國通信發展得很好，得益于我們的后發優勢、彎道超車，我們的用戶量處于一個增長的空間。但未來，中國通信的發展不能完全靠量的帶動，必須具備更有價值的內涵，要讓用戶感受到更好的體驗。”他對《中國科學報》說。

鄔賀銓院士。本報記者王一鳴攝

洞若觀火，認清方向順勢而為

1943年1月，鄔賀銓出生在廣東省一個幸福的大家庭，在兄弟姐妹7人中排行第四，父母都是廣東省郵電管理局的職工。不幸的是，他十五六歲時，父母因病相繼去世，為減輕家里負擔，上高中一年級的鄔賀銓退學后改上中專廣東省郵電學校，與通信結下不解之緣。

1958年，剛邁入郵電學校校門的鄔賀銓就跟隨廣東省郵電管理局的工程隊到紫金、揭陽一帶參加國防線路施工，搭建通信線路。1960年，他以優異成績被保送到改制后的廣東省郵電專科學校本科部有線通信專業，后經學校多次調整和合并，在本科三年級時被安排到武漢郵電學院學習，1964年畢業后被分配到郵電部郵電科學研究院第一研究室（載波通信研究室）工作。

“20世紀60年代的主要通信業務是電話。當時，國內的電話傳輸方式市內是對稱電纜，長途則以架空明線為主，一對銅線上能傳輸的話音路數只有12路，電路數十分緊張，長途電話非常難打通。那時，我們的研究院在北京，對應的工廠在上海，經常一上班就預約長途電話，到中午都沒接通，因為需要排隊。”鄔賀銓向《中國科學報》回憶。

20世紀70年代，國際上數字通信技術研究已經開始。而我國的長途電話卻仍然僅有一條從北京到上海同軸電纜，以及從北京到石家莊、從成都到樂山的有限幾條對稱電纜，且都是銅線的，通信技術設施比國外落后了數十年。

在此背景下，鄔賀銓成為當時國內數字通信領域“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之一，參與和主持開發多種通信設備和系統，并投入應用、形成產業。這些研究經歷和敏銳的觀察讓他對國際通信產業發展洞若觀火，多次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為我國通信產業發展方向建言。

1969年，鄔賀銓在四川眉山電信總局505廠從事24路脈沖編碼調制（PCM）終端設備研制，受限于當時國內的器件水平，他們在美國標準的基礎上做簡化版的24路7比特設備，研制出國內第一個市話數字中繼系統。這一成果吸引了湖北洪湖、浙江嘉興等地的郵電局前來學習，這些地方的市話的數字化也因此走在全國前列。

當時，繼美國的PCM24路之后，歐洲提出了PCM30路的標準，中國數字通信標準走哪條路？一時舉棋不定。

在1975年4月郵電部在重慶召開的會議上，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到達了白熱化。鄔賀銓在會上直言不諱地指出，24路結構不合理、同步性能差、實現復雜、可擴展性不佳，并提出30路開發的總體方案。“PCM基群是數字通信體系的基礎，基礎不選好，對未來的影響無法估量。”他說。

經過論證，我國數字通信體制最終采用了30路。事實證明，后來美國也放棄了采用24路標準。鄔賀銓的建議讓我國在數字通信產業的發展少走了彎路。后來，他負責總體設計研制的國內首批PCM30路產品也獲得了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獎。

1988年，鄔賀銓敏銳地捕捉到國際上數字通信體制的變化，又一次挺身而出，向郵電部建議將當時大量使用的準同步數字系列（PDH）轉到同步數字系列（SDH）標準。他還帶頭研發STM-1/STM-4復用設備，把SDH系統推向實用化，在成都到攀枝花的架空光纜線路上建設了國產SDH設備光纖通信示范工程，使我國通信技術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該研究先后獲1997年郵電部科技進步一等獎和1998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信息技術和市場每天都在變化，我們必須迅速地調整，關鍵是認清方向，要適應環境順勢而為，爭取變被動為主動。干好了就能縮短與國外的差距。”鄔賀銓說。

謀篇布局，闖出一條中國路

自1993年起，鄔賀銓連續“掌舵”三屆國家863計劃通信技術主題、中國下一代互聯網示范工程、國家新一代寬帶無線移動通信網重大專項等多個國家重大通信研究項目，為國家通信產業發展謀篇布局。

“這些項目動輒數十億、上百億元，投入產出能不能產生預期結果？能不能給國家通信產業的發展帶來好的前景？每一個決策判斷都不容有失。”鄔賀銓深知責任重大。

鄔賀銓目光如炬，謹慎研判國內外發展態勢，大膽布局。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正在全功能接入互聯網。1997年，國際電信聯盟向全球征集3G國際標準技術方案，擔任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大唐電信的前身）副院長兼總工程師的鄔賀銓堅決支持研究院提出的無線通信國際標準。

當時的中國通信產業，芯片、終端、天線、基站、軟件無一不缺，鄔賀銓等人的想法被很多人認為是“異想天開”。但他卻堅持認為，中國開發過1G的終端、2G的交換機以及SCDMA無線接入系統，具備潛力。最終，大唐電信主導的TD-SCDMA標準不僅成就了中國在移動通信國際標準領域的突破，還推動了中國標準的產業化、市場化，引領了整個產業鏈的聯合創新。

“過去，往往我們買得到國外產品的時候，就失去了自己做的積極性。當時，國外的電信設備供應商等著看我們TD-SCDMA的笑話，迫使我們不得不從全產業鏈做起，給了我們一個從零開始打造全產業鏈的機會。”鄔賀銓說。

2006年起，鄔賀銓擔任新一代寬帶無線移動通信網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總師，組織3G、4G、5G項目（以下簡稱“03專項”）的研究開發。該項目的目標是讓中國在2020年前，在無線技術和產業方面，實現芯片與專利兩個方面的突破；拓展國內外兩個市場，支撐產業鏈、創新鏈和網絡應用；在無線移動通信的國際標準制定方面，成為全球重要主導力量之一。

這些目標都很難實現，甚至在當時看起來不太可能實現。但在鄔賀銓和其他專家的努力下，“03專項”經過15年的研究開發，全面超額完成目標！

“比如，我們最初提出的核心專利（國際標準必要專利）指標要從起步時占產業的1%提升到10%，實際上達到了34%；終端芯片要從5%提高到20%，實際上達到40%；國產設備在全球市場占有率要從5%提升到20%，實際則達到70%；國內設備占有率要從20%達到50%，實際上做到了90%。”鄔賀銓如數家珍地說。

談及背后的經驗，鄔賀銓表示，最關鍵的是提出了一套由下游檢驗上游的全新驗收方法，而不是“到實驗室看看、測試一下就過關了”。“比如由做終端的來檢驗芯片，做基站的來檢驗終端，做網絡的來檢驗基站。如果下游公司說合格就要用，否則就是做上游產品的單位不合格。”他說。

這種閉環式的檢驗方式讓我國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移動通信產業鏈，實現了3G跟跑、4G并跑、5G領跑的轉變，成為世界上移動通信技術領先的國家之一。

鄔賀銓并不攬功。他說：“我只是把戰略方向把握對了，把大家的積極性引導到一個正確的方向，中國通信技術和產業的成功離不開行業企業、研究機構、運營商共同的努力和情懷，大家都在努力支持自主創新。”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21世紀初，中國全面接入互聯網十年后，面臨IPv4地址嚴重不足的局面，從2003年起擔任國家下一代互聯網示范工程專家委主任的鄔賀銓提出積極發展IPv6，組織技術與產品開發及網絡試驗。至今，他仍作為IPv6規模部署與應用專家委主任，帶領國內企業成為全球IPv6+發展的主導力量。

 鄔賀銓院士。受訪者供圖

樂此不疲，老驥伏櫪獻余熱

如今，“80后”的鄔賀銓已經成為一名資深院士，沒有了硬性的科研管理任務，但他仍在力所能及地發揮余熱，參加中國工程院的智庫咨詢、國家部委的項目評審、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科研發展方向把關、產業行業的服務以及開展科普報告。

工作之余，他仍會樂此不疲地緊盯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前沿。

“今天，中國通信技術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用戶數接近飽和，有線電話用戶呈下降趨勢，移動通信終端號碼超過了人口數，全國平均每人每天互聯網上網時長4小時在網上，接近‘天花板’。”鄔賀銓說，未來，中國通信的發展不能完全靠量的帶動，必須具備更有價值的內涵，例如與人工智能結合，滲透到更多的實體產業中，通過通信讓消費者得到更好的體驗，才能更好地發展。

他同時表示，移動通信的下一步是6G，它將是中美競爭的重要一環。目前，中國在芯片等關鍵技術上與國際最前沿的技術還有差距。面對國外的打壓，不能寄托幻想，只有要靠自身的實力才能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通過逆風的考驗。

“新時代充滿挑戰，也充滿機遇。對青年科技工作者來講，現在參與其中正是時候。”鄔賀銓說。

在中國工程院成立3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發來賀信激勵中國工程院在新的起點上，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設世界科技強國作出新的更大貢獻。對此，鄔賀銓表示，中國工程院是國家工程科技方面最高的榮譽性、咨詢性機構，做好咨詢工作需要以戰略思維和全球視野提出決策建議，才能經得起國際形勢演變和技術發展的歷史考驗。

“工程院智庫工作現已形成了以院士為核心的工程科技專家共同研究的機制，今后還要增加社科專家的參與，更深入地聯系企業，加強與國家其他高端智庫合作，堅持守正創新，加強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戰略研究，在建設國家新型高端智庫中做出無愧于時代的更大作為。”鄔賀銓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