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政清院士：40年前，我的夢想終于揚起風帆

紀念改革開放暨恢復高考40年——院士憶高考

開欄語

這兩天，正值2018年度高等院校招生考試期間。這一年一度為國家選拔和培養優秀后備人才的大事，涉及萬千學子，也牽動著整個社會。當有家長老師送考、交警愛心護行的時候，這些懷揣夢想、充滿自信的“00后”或許根本想不到，在40多年前，能有機會走進高招考場卻是遙不可及的奢望。正是震動世界、重塑中華的“改革開放”之舟起航，“恢復高考”號角吹響，為黨中央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為無數莘莘學子燃起了“進入大學深造、學成報效國家”的希望之光。

為紀念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本報與湖南大學黨委宣傳部、湖南大學出版社聯合推出“紀念改革開放暨恢復高考40年——院士憶高考”專題系列報道，特約請在1977年和1978年參加高考、1978年進入大學的數十位兩院院士發表署名文章，旨在讓行進在求學路上的青年學生熟悉國家歷史，學習前輩經驗，把個人遠大理想與國家前途命運結合起來，把自己的奮斗目標與公民的社會責任連在一起，砥礪前行，不忘初心。

陳政清

1977年12月參加高考，1978年進入湖南大學力學專業學習。現為湖南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教授，湖南大學風工程試驗研究中心主任。在柔性橋梁非線性設計理論和抗風理論與應用研究、結構減振技術領域取得一系列創新成果，曾先后3次獲國家科技進步獎。201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陳政清

改革開放40年了，我們這個曾經是“一窮二白”的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舉國上下充滿活力，各項事業欣欣向榮。每當看到如今的年輕學子為實現自己的夢想，朝氣蓬勃，勤奮學習，刻苦鉆研，學業有成，常常無比欣慰：他們趕上了國運昌盛、民族興旺的好時代。

回想自己40多年前，當一名科學家的夢想就像天方夜譚，曾是那樣的遙不可及。恢復高考，如一聲驚雷，點燃了我們那一代年輕人實現夢想的激情。

我的高考遲到了11年

1966年7月我高中畢業，從那年算起，到1977年10月國內各大媒體發布恢復高考的消息，經過了正值青春年華卻近乎漫長而又無奈的11年。

我1947年在湖南省湘潭市出生，善良的父母與和睦的家庭給了子女們良好教育和個人修養氛圍。從小我向往當一名科學家或工程師，他們不僅學有所成，而且能造福人類。然而，像那個時代的絕大多數青年一樣，當一名科學家的夢想突然成了泡影——1966年6月13日，我在湘潭市一中高中畢業，正復習備考，可中央決定高考推遲半年進行，而后就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國所有的大中小學停課、停招。我們這一批滿懷信心準備高考的學生都傻了眼，但除了無奈，還是無奈。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不是我們能左右得了的國家“大事”。歷史似乎跟我們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許多人因此改寫了人生。

“文革運動”折騰兩年多之后，1968年12月，一紙通知，全體老三屆學生都下放農村，成了“知識青年”。我被下放到岳陽市的錢糧湖農場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那是一段漫長、難熬的日子，知青們大都經歷了迷茫、失望與生活的艱難，我下放的岳陽錢糧湖農場，屬于國營農場，經濟待遇比插隊落戶的知青好一點，但自然環境極其惡劣。我下鄉一年后就得了急性血吸蟲病。

1970年，毛主席批示，“大學還是要辦的”。國家試點首次從工農兵中推薦大學生，但采用推薦制，與我無緣。1973年，“復出”的鄧小平主抓教育，提出“推薦與考試相結合”，我似乎又看到了一線曙光，參加了考試和體檢，但被告知“有血吸蟲病”，失去了推薦資格。當年又出了一個“白卷英雄”張鐵生事件，試行一年的考試制度又被取消，我的大學夢徹底破滅了。

1974年底，我結了婚，妻子是一同下鄉的知青，1976年我當了父親。那一年的10月，“四人幫”倒臺了。

沒想到就在孩子出生的第二年，1977年的10月21號，國家正式宣布恢復高考。這個特大喜訊激活了數百萬知識青年荒蕪的心田。還算幸運，我提前20天得知了這個消息。

40多年過去了，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那一幕。十年來從未到過我工作的農場的母親，趕了一天的路，從湘潭老家來了。當時我已在總場中學任教，看到母親的身影出現在教室外時，第一反應是家里出大事了！

果然是大事，母親鄭重又堅信無疑地告訴我，“國家準備恢復高考了！”消息是來自我在湖南大學任教的大姐。盡管消息來源可靠，我仍將信將疑，11年來多次失望，我早已沒有信心了。母親這次來的使命就是將我一歲半的小孩帶回老家撫養，讓我專心復習。

整整11年，終于等到了高考！多年后，我們這批“老三屆”相聚時談起這一幕，有人還引用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的“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詩句，表達當時無法用自己的語言來描述的激動心情。

考了全地區數學第一

與很多荒廢了學習的考生相比，我算得上是天性愛知識的人。因為一是我畢業于省重點高中，學習基礎扎實；二是我下鄉后無論是參加勞動，還是任教，也從未放棄過學習。一路走來，環境在變，年齡在變，唯一不變的是自己對自然科學的興趣。無論有條件還是沒有條件，我都堅持看書學習。農村夏天蚊子多，我穿上長筒膠鞋看書，曾被當作笑話在“知青”中流傳。從大的歷史背景下看，我算不上遭遇什么坎坷，只是走了一段曲折又漫長的路而已。

1971年春，我被“選拔”到農場的七分場中學當初中教師，1973年9月又提拔為總場中學高中教師。由于老師少，學校哪門課缺老師就安排我教哪門。高中的數學、物理、化學等課程我都教過。就這樣，我利用教書的機會，閱讀了大量書籍，不僅自學完了大學的高等數學、無線電基礎等課程，連每天必讀的馬克思主義，我也能講得出一兩個道道。我經常自我調侃，“‘文革’十年，我是讀了一個文科大專”。

因此，經過這么多年的知識儲備，我自信高考絕對沒問題。

終于有機會去實現讀大學的夢想了，1977年11月填報志愿，我在報名表上鄭重地填下“復旦大學應用數學專業”和“湖南大學半導體專業”。

之后，我就一邊當著高考補習班的老師，一邊作高考前的自我復習。一個多月后的冬天，我和我教過的學生一起走進了高考的考場。

那年高考語文題的難度，實在連今天的初中都不如。記得很清楚，第一道題是把一句拼音寫成漢字，就是《毛主席語錄》中的一句話：“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作文題是《心中有話向黨說》。可是有的人除了寫“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外，就寫不出更多的話來，可見“文革運動”真是革了文化的命，很多人沒能好好讀書。

那年的數學試卷中有一道幾何題，我任教多年，偏偏沒教過幾何，有些生疏，最后是用解析幾何的方法做出來的，算是有驚無險。數學附加題是一道高等數學基礎題，我自學過高等數學，很容易就做出來了。成績出來后，大家都知道那個農場老師的數學成績考了岳陽地區第一名，我自己也沒想到。

記得考完數學后，考場上的人一場比一場少。高考停了這么多年，誰都不知道高考怎么回事，很多人根本沒來得及復習，多數抱著這樣的心理：今年先試一下，不行明年再考。

終于，我等來了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錄取“湖南大學力學專業”。整個農場都傳開了，不少人來道賀，但是我有些悻然：為什么數學考第一，復旦沒有錄取我？為什么湖南大學沒有把我錄取到半導體專業？

后來，從各個渠道知道，當時認為年紀大的考生今后發展潛力不大，錄取偏嚴。加之我眼睛體檢“色弱”，所以被錄到了力學系。

盡管不是夢想的專業，但年齡不允許我再有選擇的機會，從此開始了我與湖大40年的緣分。

贏回時間才能實現夢想

1978年3月入校時我已經30歲了，是全班年齡最大的同學，還是一個兩歲孩子的父親。

跨入大學校門，面對年齡比我小許多的同學，我也曾常常感嘆，惋惜流逝的時光。但那曾經遙不可及的科學家夢想卻逼著我和時間賽跑，咬著牙也要把時間贏回來！

進到大學課堂，大家都十分珍惜這遲來的學習機會，當時感到時不我待的不止我一個人，而是歷經艱辛終于得以改變命運的這一代人。高考恢復改變了以往許多人聽天由命的觀念，大家都覺得有了盼頭，也有了奮斗的目標，知道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處境，所以都如饑似渴地學習著各種知識。

當時學習上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學英語。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幾乎沒有學校開設英語課程，大學都是從零開始。回憶起來，當時的湖南大學學英語有三個之“最”。

一是每晚8點半開始“最安靜”。由于改革開放了，收聽“美國之音”英語會話節目不再是違禁，其中的《英語900句》就成了那個資料匱乏的時代，大學生學英語的寶典。每晚8點半，整棟樓可以聽到各式收音機發出的歡快開場音樂《音樂瞬間》，緊接著就是“歡迎各位收聽由何麗達主持播講的《英語900句》”。節目的那段時間里，整棟樓除了廣播，聽不到別的聲音，連走廊里也看不到有人。

二是每周日晚電影場有五分鐘“最熱鬧”。當時大學生們周末唯一的樂趣就是看電影。大操場上架一個高大的電影幕布，大家搬個凳子，買張一毛錢的電影票。那時只有一臺放映機，一場電影至少要換一次膠片，換片時間有五分鐘。每到換片時，大家趕緊拿出英語書讀，整個操場一片英語朗讀聲，那場景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甚為壯觀！

三是每天排隊打飯時“最長龍”。當時糧食定量，飯菜票分開，食堂買飯速度很慢，每個窗口都要排長隊。于是在湖大的學生食堂，每天都可以看到一手拿著飯盒，一手拿英語書的排隊“長龍”。

比起其他的同學，我學英語除了年齡大，還有一種特別的困難。因為有神經性耳聾，高音頻的音標聽不太清楚，第一堂英語課幾乎沒有聽懂教授的一句話，當時非常恐慌。為此，只好咬牙花“巨資”買了一個小收音機，連睡覺都戴著耳機聽，一個星期后才開始聽懂課。英語書不離手更是標準配置，每晚10點熄燈后在路燈下看半小時，每天早上6點起床晨讀一小時。四年堅持下來，學習英語不再是難題。

隨著時間推移和學習的深入，對力學專業也越來越喜愛了，開始領略到力學科學的無窮奧妙。在湖南大學的7年期間，師從當時被譽為國內塑性力學“三巨頭”之一的熊祝華教授和結構力學的王磊教授，相繼獲得學士、碩士學位。那時研究生像大熊貓一樣珍貴，我也沒有忙于去找工作和賺錢。到1984年，又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學固體力學的博士研究生，師從清華大學杜慶華教授（后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和嵇醒教授。

等到博士畢業時，我已經40歲了，卻還想繼續學習。1991年，英國有一個面向中國政府的專項資助項目，我順利地通過了由英方組織的考試，獲得英國文化委員會獎學金。在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學習期間，學習到了結構抗風與減振的最前沿科研成果。從1977年算起，用了15年時間完成了一個現代科學技術工作者必需的教育與訓練。

因為40年前的那次高考，自己有幸進入湖南大學學習，真正得到了最好的教育機會，兒時的夢想，終于在“而立”之年揚起了風帆。當時在講臺上授課的都是非常有名的老師。如熊祝華教授，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但師生感情非常親近。30多年過后，我去看望他，聽說我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時，已經90歲的熊老師竟然激動得流下了眼淚，依然像當年教學時一樣勉勵我。

這一切都令人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