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憶高考：高考前十天，我才得到報考資格

■傅伯杰

1977年12月參加高考，1978年2月進入陜西師范大學地理系學習。自然地理學、景觀生態學家，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主要從事景觀生態學和生態系統服務研究，在土地利用結構與生態過程、景觀生態學和生態系統服務等方面取得了系統性創新成果，推動了中國景觀生態學的發展。現任國際生態學會副主席，國際長期生態系統研究網絡副主席，國家環境咨詢委員會委員。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主編，Landscape Ecology、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等國際期刊編委。201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1977年的那場高考，對我來說是命運的轉折，是記憶最深刻的一次大考，卻不是人生中最緊張的時刻。因為，直到高考前十天，我才得到報考的資格！盡管這個機會來得那么一波三折，我幾乎來不及思考，甚至來不及緊張，就走進了考場……

來不及緊張的一次大考

我從小生活在一個教師家庭，學習、識字很早。1963年剛滿5歲，我就喜歡趴在父親學校的教室窗口。老師在教室里提問，我就在窗外舉手回答。老師一度嫌棄我搗亂，可在我堅持了一段時間之后，老師竟然同意收了我。就這樣，我的學習生涯從蹭課開始了。

1974年元月，我從陜西省咸陽市第十五中學畢業，去農村參加勞動。由于成績優異，我在農村的學校做過任課老師，在政治夜校組織當時的知識青年學習、賽詩，相繼擔當過大隊團支部書記和黨支部副書記。

滿兩年的農村勞動實踐，一度讓我夠格趕上最后一屆從工農兵中推薦上大學的機會。當時，我所在的公社一共有三個入學名額，以我的表現，若不出意外，應該在1976年成為現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一名工農兵大學生。誰料，在最后一刻被人擠占。

沮喪之余，我必須堅定自己的想法。雖然大學夢落空，但只要有繼續學習的機會，不管什么學校，都不放過。巧合的是，我隨即收到了市招辦的通知，可以進入咸陽機器制造學校學習。

咸陽機器制造學校是一所第一機械工業部下屬的中專學校，在機械制造領域頗有實力，盡管“社來社去”，我還是在1977年1月進入了學校，分配到一個當時最好的專業——機床電氣專業。

讓我意想不到的是，9個月之后，進入大學的機會再次出現在我面前。我們在工廠車間的廣播里聽到了恢復高考的消息，和很多同學一樣，我立即準備報考。

然而，命運再次跟我開了一個玩笑。依據當時的規定，我們這些學生已在中專學習，與當時社會上的青年以及應屆高中畢業生都不同，沒有報考資格。

回想我的大學之路，稱得上是一波三折，好在最終還是峰回路轉。

就在高考前十天，學校突然得到通知，我們這群學生被允許以高中在校生的身份參加高考。前提是，考試名額有嚴格限制。

整個咸陽機器制造學校有130多名學生報名，但高考名額只有30個。因此，我們必須先參加學校組織的排名考試，爭奪高考資格。幸運的是，我的成績位列第一。

那時，距離高考只剩一周時間了。

“能考上一兩個就不錯了”

我的初中和高中時期經歷了“文革”動蕩的年代。學制分別被壓縮到了兩年和兩年半，尤其在初中階段，除了語文、數學，幾乎就沒有系統地接觸過物理、化學、生物、地理知識，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比較實用的工業基礎、農業基礎課程，學習基本處于荒廢狀態。到了高中階段，正值鄧小平恢復主持工作，學校氛圍稍有改善。進入中專，我主要在車間學習實踐技能，這些知識距離基礎科學很遠。

1977年12月，我走進咸陽市西北國棉一廠子弟中學，參加第一門數學考試。我所在的考場大約有50人，我的鄰座是位高六六“老三屆”考生，他一見我就問，“學沒學過數列極限”。極限理論是高等數學的基礎之一，而我們在高中甚至連三角函數、立體幾何都沒有接觸過。我只好苦笑著說“沒有”。

開考之前，監考老師“寬慰”考生們，要放松情緒，不要緊張，在他看來，“咱們一個考場能考上一兩個就不錯了”。

恢復高考第一年，各省采取自主命題的方式。陜西省數學卷比較有難度。雖然今天看來，那些難度主要是初中和高中低年級的水平，可對幾乎沒有時間復習，基本原理還沒能認真吃透的我們來說，足以構成一種障礙。

好在，政治、語文和物理化學考試沒有太過“為難”我們。記得，當年二選一的作文題，一個是“難忘的日子”，另一個是“給全國科學大會的一封信”。我選擇了前一題，把1977年4月15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全國發行的日子作為了敘述的對象。物理化學考試，我完成了十題中的九道題。沒能答上來的是一道化學題，由于我對那個反應方程式一無所知，所以無法計算分子量。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就在考完第一門數學以后，下午參加政治考試的學生人數足足減少了近三分之一。我所在的考場，最終完成全部四門考試的人數在60%左右。

或許是考試時留意到我的答題情況，監考老師在考完最后一門考試時單獨通知我，讓我作為該考場的代表參加教育局、招辦舉行的考生座談會，提供針對此次考題的一些反饋。

這次高考對我而言還是太過匆忙，以至于我在考完以后也并未把結果太當回事。隨著寒假的到來，我安心回家準備過年。

高考后，考試成績并未正式對外公布，但陜西省初選了一部分考生參加體檢，咸陽機器制造學校30人高考，有15人都進入了體檢名單。然而結果依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15人中，最終只有我一個如愿進入了大學校園。

和時間去爭去搶

1978年2月末，來不及與咸陽機器制造學校的同學有更多交流，我就辦理了退學手續，去陜西師范大學報到。在我的同學看來，這所大學并不盡如人意。

受時代發展需求的影響，填報高考志愿時，我的第一選擇是清華大學自動控制專業，第二選擇是西安交大無線電專業，第三是西北工業大學。可我收到的錄取通知書上，卻寫著“地理”兩個字。

我一度懷疑是學校錯把“物理”寫成了“地理”。因為我認為地理是個文科專業，大家調侃到“認識五百漢字，就能學地理，學地理還需學四年”。

事實上，當時陜西師大地理系招收的七十名學生，除了兩人，其余都是被調劑到該專業的。有同學甚至為此找到省招辦理論，不愿服從調配。歸根到底，這都是因為大家對這個專業缺乏了解。

帶著對地理學還有師范類學校的偏見，我正式開始了大學生活。

讓我印象深刻的，便是學校的食堂。經歷過自然災害、上山下鄉的困難時期，我們這群年輕人第一次享受到了豐富的食物。早餐居然能有點心吃，這在當時是一種奢侈。

作為文理兼有的綜合類高校，我很快被它濃濃的學術和文化藝術氛圍所吸引。圖書館復古的建筑設計漂亮極了，我記得，在它門口還有兩棵巨大的雪松，從建校起，它們就矗立在那個位置。

我們開學沒多久，全國科學大會就召開了，這場“科學的春天”對我們年輕一代的影響非常大。特別是在那次大會前，《人民文學》發表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已經傳遍全國。數學家陳景潤的故事蕩氣回腸，它讓廣大青年認識了科學鉆研，認識了知識分子的價值。這也讓我們的大學校園充滿了渴望知識，積極求索的氛圍。

那是我們經歷了知識和精神匱乏的年代后，噴涌而出的一股力量。因為我們失去過，所以我們必須和時間去爭去搶。所有學生都不約而同拼了命地學習，泡圖書館，看文獻，宿舍熄燈后到路燈底下繼續自習。這是現在的年輕學生們不可想象的。

也是在那時候，我養成了記錄讀書筆記和科研筆記的習慣，當年的一些筆記本我至今還保留著。對我而言，盡管當時還沒有明確的目標要投身科學，但我對知識的欲望從未這樣強烈過。

野外實習經歷讓我受益終身

大學二年級開始，我對地理學漸漸有了感覺。一直以來，我都是一個文理均衡發展的學生，而地理學恰恰是結合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一門交叉學科，它涉及地貌學、土壤地理學、植物地理學、人文地理學、工業地理學、氣象學與氣候學等等。我意識到地理學“綜合”的特點，非常符合我的興趣。

到了大三下學期，學校聘請了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的一位華裔教授來為我們講授三門專業課程。他的到來，讓我們第一次接觸到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行為地理學等嶄新的概念，一下拓展了我們的研究視野。

如此復雜的地理學必須用復雜的方法來解決，科學還沒有完全攻克復雜系統的問題，可探索的空間還很大。

除了強化基礎知識，當年我們地理專業的重要特點就是野外實習。直到今天，我仍然告訴我的學生，大學豐富的野外實習經歷讓我受益終身。

1978年10月，我們在第二學期就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測量與地圖野外實習，為一個礦區測繪一張1/2000的地形圖。此后，每學期的假期實習都是雷打不動的，少則兩周，多則一個月。這是我們與現在的地理學科訓練很大的不同。

特別是到了研究生期間，我們的野外基本功訓練得到了進一步強化。我幾乎跑遍了全國，高原、冰川、荒漠、海島……我對每一個地區的土壤、植被群落、水文、地貌都有清晰的了解和記錄。

每一次，我們都背著被褥出發，到了夜里，就睡在廢棄的廠房或倉庫里。盡管條件非常艱苦，但我們始終樂在其中。除了專業能力的提升，它也為同學之間創造了牢固的情感連接。

記得本科在漢中進行地質實習時，除了陜西師大，還有西安地質學院、西北大學地質系、甘肅師大的團隊。起先，大家常常“各自為戰”，吵作一團，到了最后，大家一同生活、學習，組織文娛活動，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記憶。

本科階段，對我影響最深的一位老師是教授中國自然地理的劉胤漢老師，他也是我后來的研究生導師。劉老師的課很有特色，他每次都隨身帶著兩大本巨厚的《中國土壤》和《中國植被》，重重地往講臺一放，頗有氣勢。在那個沒有投影儀的年代，劉老師常常把書中提到的圖片讓我們傳閱瀏覽。

劉老師教學極為嚴格。1981年大四綜合實習期間，我們坐了將近20個小時的火車從西安到達安康，劉老師卻要求我們當晚就開始自習安康自然地理狀況。不明情況的一些同學事先進城買好了電影票，準備放松一下。身為學習委員的我只得請求劉老師，通融一次。事后，劉老師十分生氣，嚴厲批評了我們的行為。當時，劉老師留下了一句名言，“你們把學習搞好了，到時候有小車請你們去看‘大篷車’（電影）”。

大學四年，共26門課，最終我以全優、全班第一的成績畢業。1982年上研究生后，我寫了并于1983年發表了國內景觀生態學方向的第一篇文章——《地理學的新領域——景觀生態學》，使我幾十年一直從事景觀生態學研究。在我的整個學習生涯中，如果說，劉胤漢老師幫助我立足本土，打下扎實的學科基礎。那么，我的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地理系教授林超先生，則是為我徹底打開了國際視野。在他的爭取之下，我成為了國內第一批出國聯合培養的博士生，去英國接受大師教誨，接觸國際前沿。這也是我成為導師后，想要傳遞給我的學生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