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宇：我國科研創新跟蹤多引領少

　　“我國科研創新上可以說是跟蹤多，引領少。”日前，在一次科技創新論壇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政策局局長韓宇的見解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

　　據湯森路透科技集團報告，截至2009年，中國在國際同行評議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比1981年增長了64倍，特別是在化學和材料科學領域，增長尤為顯著。2009年，中國國際論文總數達到12.7萬篇，居世界第2位。

　　“從積極意義說，我們一直在努力，而且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引起世界關注的成果。”通過對各學科綜合排名以及相應論文數量、引文情況、熱點論文、高引用論文等幾個指標綜合統計，韓宇發現，我國在材料、化學、物理、工程、數學這幾個領域的相關研究已經達到了國際領先地位。

　　韓宇還發現，在具體的選題方面我國的科研工作者呈現出明顯的跟蹤狀態。他用一個納米研究的具體例子進行說明。各國科學家對納米的研究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產生了許多激動人心的成果，有的成果獲得了諾貝爾獎。我國也成為世界上納米領域論文產出第一大國，但大部分論文是跟蹤研究，納米科學發展重要節點上沒有我們的身影。例如，關于石墨烯研究，2005、2006年國際上出現大量科研成果，可是在那個時候，我們的相關論文則體現出一種“沉穩、沉默、潛伏”的狀態。

　　“這說明新領域開始熱起來時我們沒有警覺到它的存在。當大熱的時候，中國科學家蜂擁而至，發表大量論文。”韓宇認為這種“時差”表明我們還沒有能力選擇新的突破點。

　　韓宇匯總了一些公開數據，從中可以看出，在整體科研經費投入上，美國和歐盟長期穩定在2.7%和1.7%左右的水平;日本幾十年來逐年提高到目前的3.4%;韓國從上世紀90年代起，也是逐年攀升達到3.5%。中國雖然從1996年的0.6%迅速攀升到2007年的1.5%，但與主要創新型經濟體仍有較大差距。

　　此外，韓宇認為，在我國科研領域中，企業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可以忽略不計，這反映了企業家的短視。相對中央財政投入，地方政府投入也較少。

　　“我們的科研經費可以買計算機與打印紙，但是，給研究生或者科學家做勞務費就有許多限制。”韓宇對科研經費中勞務使用情況做了統計，我國23.6%，發達國家45%。我國科研人員人均每年勞務成本約為日本的1/12，韓國的1/6。

　　一次，美國一家基金會的一位官員來訪，要增加一個合作研究的項目經費。韓宇詢問，這筆錢要做什么，對方回答，主要是解決參加項目研究的博士生補助問題。

　　“讓研究輔助人員吃飽喝足，在他看來理所應當、很簡單的一件事。但是從我們對于科研經費使用來看，重物不重人，只看到買設備，看不到對人本身的激勵和補貼。”不過，這種倒置的情況開始有所改變。

　　2010年，國家自然基金委青年科學基金年度資助8350人，資助金額16.46億元，分別是2000年的12.1倍和14.5倍;國家杰出青年基金(含外籍)共資助杰出青年科學家2408人，資助總額達30億元;創新研究群體科學基金共資助254個團隊，累計資助金額16.83億元。2000~2010年，地區科學基金共資助5318項，累計資助金額11.94億元。

　　“重大的變革性突破經常會出自科學家好奇心驅動的自由探索過程中，而非專門的研究項目所能計劃和資助完成的。”韓宇認為。他還指出科研中存在的問題：一是科研功利化傾向，浮于表面，避難求易，盲目跟風;二是項目研究功利化，目的與手段倒置，研究過程缺乏團隊合作;三是研究成果發表的功利化，重量不重質。

　　對此，他建議通過改進完善同行評議，增強創新識別能力。

　　“并非所有重要科學發現的意義和價值都能夠在短期內被人們所認識和領悟。絕大多數人很可能都是短視的，因此應該做的只能是更加包容，不要急于否定他人，隨著時間的流逝，讓事實來說話。”韓宇舉例，美國冷泉港實驗室麥克林托克就是一個被冷落40年的科學家。當年，她提出轉座因子概念后，有人稱她是“怪人，百分之百的瘋子”，世界科學界也一直加以否定或忽視。于是，這一上世紀30年代初的成果，直至80年代才被科學界普遍接受，1983年10月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韓宇很推崇漢字激光照排之父王選院士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的觀點：“給足錢、配備人、少評估、不干預。”營造穩定支持的寬松環境，緩解科學家“多頭申請”壓力，激勵科學家安心、專心、潛心研究。建立科學基金信息服務系統和國際化數據平臺，推進成果數據共享和開放，簡化中期檢查和結題管理，讓科學家從疲于評審、忙于被評的事務中解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