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論文可以看數量也可以看質量

　　歲末年初科學界的盤點不斷展開，去年年初曝光的井岡山大學論文造假事件屢被提及。

　　井岡山大學化學化工學院講師鐘華和工學院講師劉濤為責任人，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晶體學報》的70篇論文存在造假現象，被一次性撤銷。這起中國SCI論文饑渴背景下的瘋狂案例曾令國際輿論嘩然。

　　實際上，即便在我國最高水平的科研機構或國家部委高層次的評審中，算數量、比速度，也是比較明顯的問題。一些還算好但并非真正突出的發現，因為其論文發表在國際頂尖雜志，就被國內領導和部門作為突出貢獻而慶祝并給予極大的支持。

　　近年來，我國科研論文發表數量突飛猛進。最新的媒體數據顯示，我國科技人員發表的期刊論文數量，已經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據統計，這些科研論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開外。真正極好的論文，在中國還是鳳毛麟角。

　　近日，記者就科學界如何潛心學術、摒棄急功近利專訪北京大學教授饒毅。他一直堅持科研的質量、回歸科學本質，秉持“慢”的理念。

　　2007年，時年45歲的饒毅從美國西北大學歸國，他曾任該校講席教授、神經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其實驗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動物發育的分子信號。饒毅的回國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并被認為是中國科技界吸引力增強的標志之一。

　　我自己的論文數量比較少，自從2004年有獨立的國內實驗室后，發表過3篇原始文章。其中，兩篇是神經發育：2005年《細胞》報道GSK參與極性形成，2007年《發育生物學》報道ILK參與極性形成；一篇是行為，2008年《自然—神經科學》報道鱆胺參與爭斗。

　　另外2005年我應邀在《自然—神經科學》發表過一篇述評，評論同期一篇文章，雖然不是我們的研究，但我挺喜歡這篇文章，它對原研究者的結果提出不同的解釋。

　　而2006年、2009年、2010年，我在北京的實驗室論文數量為零。

　　這是國內實驗室中發表論文特別慢的活標本，可供批判。

　　在我的實驗室，做實驗完全取決于做實驗者的喜好和自身動力，學生、技術員都有很大余地，而且他們多半很有主見。前不久的組會上，一個學生在回答我建議時說“好”，實驗室其他人員驚訝了半天：好像是第一次聽學生說“好”而不是反駁我。

　　一般來說，我的實驗室不依賴速度的競爭，而是需要多想，多探討，選擇別人不太做的領域。

　　在美國時，我實驗室做得最多的是神經導向分子，特別是1999年發現Slit蛋白質是神經纖維排斥性導向分子。這是我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Corey Goodman、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Marc Tessier-Lavigne同時發現的。

　　他們都是比我年資高的科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Goodman的年資可以做我老師，Tessier-Lavigne是新任洛克菲勒大學校長因為1994年證明第一個導向分子的工作聞名于世。1999年我們三個實驗室的論文發表在同一期《細胞》雜志上。

　　我的實驗室當年還有兩篇文章，分別發表在《自然》和《神經元》，報道Slit參與神經細胞遷移的導向作用。因為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工作，才能在該領域做下去。后來，從1999～2009年十年，我們共發表約20篇論文，全部集中在神經導向，以Slit為主，也做過其他兩個分子，所有這些都集中理解一個問題：導向的分子機理。

　　這幾年我的實驗室研究方向從發育轉到行為。實驗室一些學生探討和摸索了不同的行為范式，最后我們決定做社會行為的分子和細胞機理，用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的途徑，剖析動物間相互作用的機理。這種轉型，本身需要時間。我們進入新領域，行為領域的人不熟悉我們。行為和發育不同，有很多人工觀察的部分。我不放心，重要實驗，我都至少看兩個以上學生重復的結果，不能出紕漏，必須嚴謹。所以，對于自己實驗室的“慢”，我覺得至少在目前是必需的。

　　是否慢與個人風格和特色有關，也和研究的性質和領域有關。我們實驗室因為研究性質、轉型、風格、時期等多種綜合因素，不可能快。我們不是故意追求慢，是速度不能做我們的目標，質量和高度更受重視。

　　在科學界，有少數科學家個人的產出可以既快又好。或許可以說，這是學術界都喜歡的“西施”，我們實驗室很尊重和羨慕做得既快又好的科學家。

　　但是，我自知不是“西施”，而是有很多缺陷的研究者，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什么都做好，不可能很快，也就不宜“東施效顰”。

　　比如，神經生物學近年最重要的一個技術發明是光遺傳學，就是用光來操縱分子，發明技術的兩篇關鍵論文，值得獲諾貝爾獎，但它們在《自然—神經科學》和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發表，而很多相關的后續文章發表在《自然》、《科學》和《細胞》上。

　　這是因為剛剛出來時，幾個編輯和審稿人沒有馬上意識到其重要性，而后來大家很快都意識到重要性，所以后續的文章刊登在更顯眼的地方。其他領域也出現過這樣的現象，所以，一定要看內容、做學術判斷，而不能單純看發表雜志的名稱。如果只看雜志名稱，那么我們各個單位就不用科學家，而可以請初中生來評價科學了。

　　有人譏笑我老得不行而回國，有人認為我只能寫博客不能做科研，有人認為我做不出科研成果才談政策……不一而足。

　　也有人好意告誡我發表論文比發表議論重要，而且應該又快又多。實驗室的學生也有善意的擔心。我不愿騷擾實驗室學生，不會經常催結果，而是有問題就討論。

　　但我不可能做到又快又好，只能有選擇。

　　好在我已有工作基礎，而且2005年在中國發表過一篇《細胞》論文，我得到的支持可以持續一些時間，只要我不怕喝倒彩的壓力，不脫離自己的特點轉而追求急功近利，還可以承受慢一些帶來的壓力。

　　我現在愿意出來講這些不是我自己需要特別支持。我接受采訪，就是想提供一個標本，希望國內多一些單位能選拔和支持一些慢的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人。在目前情況下，選擇優秀的人、有潛力的人、積極工作的人，即使他們“慢”，也支持他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支持快的人，支持錯了，也沒人責怪。而支持慢的人，也可能有搞錯的時候，作為各級資源掌握者、決策者，這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