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問題絲毫沒解決最常見是冷處理

名為做課題實為圈錢：科研經費“黑洞”有多深？

　　“在中國，為了獲得重大項目，一個公開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系重要。”在2010年9月3日出版的頂尖學術期刊《科學》上，一篇討論中國科研基金分配體制及科研文化問題的社論在國內引起了廣泛關注。有評論認為，這一社論“具有里程碑意義”。

　　這篇社論是由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教授聯合撰寫的。兩人都是從美國歸國的科研人員。2007年，時年45歲的饒毅從美國西北大學歸國，他曾任該校講席教授、神經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在2008年回國時年屆不惑，已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席教授，并獲得了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授予的1000萬美元研究經費。兩人的回國在當時都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并被認為是中國科技界吸引力增強的標志之一。

　　饒毅在全職回國前，就多次對中國的教育科技問題提出直言不諱的批評，在國內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力。在施一公回國后，兩人開始聯合發表文章，直陳中國教育科技領域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諸多建議。

　　在這篇發表于《科學》的社論中，兩位作者表示，雖然我國的研究經費以每年超過20%的比例增加，但“研究經費分配的嚴重問題卻減緩了中國潛在的創新步伐”。

　　作者認為，問題主要存在于政府各部門的大型項目上。這些項目的經費從幾億元到幾十億元人民幣，但學術優劣與能否獲得經費的相關性相對而言較小，“關鍵問題在于每年針對特定研究領域和項目頒發的申請指南。表面上，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畫‘國家重大需求’；然而，項目的申請指南卻常常被具體而狹隘地描述，人們基本上可以毫無懸念地意識到這些‘需求’并非國家真正所需，經費預定給誰基本一目了然”。

　　文章還揭露了一個中國科技界的“潛規則”：“每個人都很清楚：與個別官員和少數強勢科學家搞好關系才最重要，因為他們主宰了經費申請指南制定的全過程。”

　　文章還稱：“在中國，相當比率的研究人員花了過多精力拉關系，卻沒有足夠時間參加學術會議、討論學術問題、作研究或培養學生。很多人因為太忙而在原單位不見其蹤影。”

　　該文表示，面對這種現狀，要作出改變并非易事，科技界內部有代表性的想法分為三類：現行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絕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部分反對不健康文化的人，因為害怕失去未來獲得基金的機會，選擇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變的人們則持“等待和觀望”的態度，而不愿承擔改革可能失敗的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社論只展示了中國科技界存在的問題，并概括性地提出這些問題已造成“浪費資源、腐蝕精神、阻礙創新”等危害，文章并沒有給出任何建議和解決問題的思路。

　　饒毅說，《科學》社論中之所以沒有提建議，是因為要“集中在一篇字數有限制的文章中，講清楚一件事情，而且要考慮到英文讀者對此類事情是否熟悉”。

　　對于這篇文章發表的背景，施一公因出國訪問沒有接受記者采訪，饒毅在寫給中國青年報記者簡短的郵件中稱：“我們的意見并非新觀點，也非獨創”。

　　他稱，科研經費管理問題，是個影響很大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問題在過去一些年已備受詬病。記者了解到，很多科學家認為在這一問題上需要較多人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

　　早在2004年，當時還在美國西北大學任教的饒毅，就與時任美國國立健康研究院實驗室主任、當時的中國科技部科學顧問魯白博士，以及2006年故去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生物化學家鄒承魯一起，合寫了《中國科技需要的根本轉變：從傳統人治到競爭優勝體制》一文。文中提出，科技經費的分配體制是“國家對科技管理的一個關鍵環節”。

　　該文列舉的很多現象跟《科學》雜志社論中的表述并無多少差異，比如，該文當時即指出，各部委中下層管理人員有過度的權力。“司局長、處長、甚至一般處員對科技經費分配有相當大的權力，包括設立項目、選擇評審專家、影響評審討論、個人邀人提申請。行政人員常按自己的意愿來選擇專家,可以操縱或影響決策過程……中國科技人員一般很看重和科技部官員的關系，認為這樣的關系對獲得大量經費起很重要的作用。”

　　文章還認為，專家被推到方便于搞學術政治、但不方便專業評審的場合。“比如化學家可以被邀請到一個20個人左右的專家評審委員會，從一堆包括等離子物理到植物發育的申請中挑選資助課題。因為整個委員會沒有任何專家可以判斷這些競爭課題的相對優勢，‘專家’的評估也就很難依據于課題的專業優劣。這樣，由部委組織的大課題評審，科技界的人際政治就常常代替專業的標準。”

　　該文比社論長，也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議。比如就科技經費管理，該文就建議，要明確政治和科技的界限，將行政和科技分界，“一般行政人員應該退出科技的決策和影響”。同時，要建設“競爭優勝的科技體制”，將由某些部委控制的科學經費分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這樣有合理體制的基金管理機構，和中國科學院、教育部等直接進行科學研究的部門，技術經費則依據專業分到專門部委等。

　　在今年1月6日的一篇發表于的博客文章中，饒毅就談到了科研經費管理問題，并失望地表示，“經費分配這個問題，可以說近年絲毫沒有解決”。

　　他說，他和魯白、鄒承魯發表于2004年的文章，沒有過時。

　　“在目前，不走后門正常申請經費，會屢遭悶棍。而搞拉幫結派得到后臺支持的、科學記錄并不很好的人，卻不難得到支持。”目前的問題不是好科學家沒有經費，而是差的科研人員，如果會拉關系，也能得到很多經費。

　　在一次經費申請過程中，饒毅被刷了下來：“一個組的間接反饋是說我沒有聯系他們，不尊重他們”。

　　在這次經歷中饒毅還發現，在國內成長起來的科研人員比海歸科學家更按國際標準行事。在支持他的組里面，有幾個專家是國內成長起來的。不支持他的兩個組里的專家，基本都是海歸。“評審的和被評審事先聯系、事后一道吃飯，這明顯違規，不符國際慣例。但在中國卻成了標準，而且奉行這樣標準的多數是海歸”。

　　所以他們在社論中寫道：“無須陳述科學研究和經費管理中的倫理規章，因為絕大多數中國研究界的權勢人物都在工業化國家接受過教育。”“這種潛規則文化甚至滲透到那些剛從海外回國學者的意識中：他們很快適應局部環境，并傳承和發揚不健康的文化。”所以，在饒毅看來，如果目前狀況沒有改變，越來越多的留學生回國后會努力爭取改善我國科技體制的猜想是不成立的。

　　饒毅告訴記者，社論發表后，目前沒有感到壓力，而且好像獲得了較多支持。有關領導也非常重視，并要求有關部門拿出具體措施解決問題。

　　然而，這不代表他的處境一切都很好。他說，國內極力排斥他們的機構不少：官員覺得不好操縱我們，學界權威覺得不好對付我們。“除了給我們悶棍，最常見的是冷處理”。

　　他在給記者的郵件中談到，他在國外時，除了參加國外評審，還被國內邀請做評審。但回國后，國內基本排斥他參加各種評審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