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上的實驗室能激發你的科研創造力嗎？

　　從英國的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到日本的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很多機構對于建筑設計如何影響科學家的工作做了很多探索嘗試。比如說，陽光長椅如何有利于研究人員的心理健康；讓人放松的休息場所如何能促進自發性合作；步道和瑜伽如何調整工作狂傾向。沒錯，學術界和產業界的許多人士都同意配套的便利設施能提升工作效率。

美國加州的索爾克生物研究所設計前衛，意在吸引明星科學家。

來源: Andriy Blokhin/Alamy

　　近20年來，我一直在為《自然》以及其他媒體記錄科學家的生活，我聽到過無數次空間力量如何能夠提高或削弱博士后和首席科學家的毅力這類說法。不過，作為一名前細胞生物學家，我還要看到具體數據。因此，我帶著一些期許翻開了這本《實驗室生活方式》。

　　縱覽全書，雖然數據上并不充分，但還是呈現了一部可讀性很強且不時令人感到驚奇的實驗室建筑史。作者講述了這些建筑的設計如何以科學家的生活方式為中心，圍繞他們的交流、癖好和互動進行，而不僅僅是以實驗設備為中心。

　　澳大利亞建筑學者Sandra Kaji-O’Grady、Chris Smith和Russell Hughes的講述開始于上世紀50和60年代的加州——一直以來的科學人才高地。開頭一章列舉了美國蘭德公司在圣塔莫妮卡的“松餅”樓和休斯研究實驗室山海相連的無敵景致，介紹了沖浪和戶外生活等南加州生活方式如何融入了這些建筑的設計中。早在生物技術公司基因泰克和它所倡導的“愉快科研”落地南加州前，當地勤于思考的人就把“努力工作，盡情娛樂”當作人生信條了。

　　敞開式創新空間

　　書中恰到好處地提到了Louis Kahn在1963年設計的索爾克生物研究所：壯觀的混凝土外立面，隨處可見的柚木元素，附帶白色的石灰華大理石花園。大膽超前的外觀設計最初是為了吸引明星科學家、慈善家和合作伙伴，贏得公眾關注——這些它都做到了。

　　當年我在索爾克做研究生時，從高空鳥瞰的太平洋以及拂面的和煦海風都在我備受實驗失敗打擊時給了我力量。但我當時并未意識到索爾克真正的突破之處：敞開式實驗臺設計——為了鼓勵交流和方便根據科研進展需求進行重排。這一創新做法很快就在全世界普及開來。（書中并未提及索爾克一些頗有爭議的做法：比如隔離資深員工和初級員工就被批評為精英主義做派。）

　　Kathleen Brandt和Brian Lonsway帶我們回到了上世紀70年代初期，施樂公司的帕羅奧多研究中心（PARC）會議室采用當時還很新潮的懶人沙發和白板墻取代了會議桌。PARC坐落于當時正值發展初期的硅谷，它的成功被歸功于其倡導的文化和由此吸引而來的人才。從那之后，從谷歌到生物技術新秀Moderna Therapeutics，都下重金照搬PARC的“創意蜂巢”辦公環境。

　　那么，懶人沙發真能激發創造力嗎？作者的回答是：“無法證明因果關系。”鑒于科學家一向把尋找因果關系視為命脈，缺乏證據、難以證明這種時髦美學能夠招募、留駐或激勵創新人才值得警惕。

　　本世紀初，Herzog和 de Meuron為瑞士制藥公司愛可泰隆設計了實驗大樓，Gehry等人為諾華設計了實驗大樓。此外，已故建筑師Zaha Hadid設計了新加坡的緯壹（one-north）科技城。這些充滿時尚氣息、光芒四射的大樓設計起初是為了吸引風投，鼓勵突破。

　　社會試驗

　　作者認為，這股“實驗室奢華風”其實是一次大型社會試驗，而科學家是小白鼠。他們對研究人員以及他們與這些大樓和休息空間的關系開展人類學研究，偷聽他們的午間對話。書中多處引用了社會學家Bruno Latour和Steve Woolgar在1979年所著的《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一書，作者在書中把索爾克的工作人員隱射為人類學家，并認為科學家的社會互動會決定他們最終探索的方向。

　　不管怎么說，科學家也是普通人。他們是否需要高大上的環境或與眾不同的擺設才能激發智慧的對話？

倫敦瑪麗女王大學的Blizard Building擁有下沉式實驗室和懸空式會議間。

來源: Richard Brine-VIEW/Alamy

　　對于這個問題，倫敦瑪麗女王大學生物醫學中心Blizard Building的設計師肯定會回答Yes。這一獨特建筑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奇特元素：“蘑菇”、“云朵”和“尖刺”狀會議室和休息間“高懸在下沉式實驗室的上方”。實驗室工作臺還算中規中矩，但整體下沉。我能想象研究人員不停抱怨為何去旁邊的工作臺還要爬樓梯，以及想不通為何一排窗戶和幾張桌子就能搞定的會議室偏要標新立異。

　　證據在哪里？

　　能在無邊的玻璃窗上涂涂寫寫，讓加拿大滑鐵盧圓周理論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學家感到很滿意，但是用于開展實驗的房間必須要實用。任何時候都能思考——無論是洗澡時，通勤中，還是在戶外遠足（依山傍泉而建的美國圣菲研究所對此深有體會）。迄今為止，尚無人研究過那些踩著Razor滑板車去往樂高車站的谷歌工程師是否比那些坐在較為保守的辦公室里的工程師更具自由創造力。

　　總體上講，建筑師與在他們作品里工作的人似乎欠缺交流。一個例外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2015年建成的國家石墨烯研究所（NGI）。設計師與研究人員協作打造了一個兼具實用性和觀賞性的多功能大樓，內部實用整潔的房間以及用玻璃隔離出來的實驗空間讓工作環境光線充足、透明度高。Albena Yaneva和Stelios Zavos認為，NGI的實驗室主動塑造并改變了研究文化，倡導“創新生態學”，打造了“科學、社會和產業的新聯盟”。

　　不過，從作者提供的照片來看，開放空間和大量長沙發無人問津（也許大樓內部另有供加班博士后小憩之處）。但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要說大樓設計達到了這些宏偉目標有些牽強。

　　我非常希望能有一項對照研究來分析建筑環境與研究效率之間的關系。對比時髦的NGI和老舊的曼徹斯特實驗室的研究產出有多難？看一下陽光燦爛的索爾克是否比梅奧醫學中心在羅契斯特的地下實驗室更能出現突破性成果有多難？

　　更奇怪的是《實驗室生活方式》一書的結尾，它寫道：大數據“拍字節（petabyte）時代”的到來會讓科學家和他們的假說，甚至可能是實驗室都一并成為過去式。究竟這本書是對實驗室發展歷史的一次深入挖掘，還是對其未來命運的一次預言？無論如何，書中對這些名聲在外的建筑師是否理解實驗人員內心真正的激情所在提出了質疑。

　　原文以Do luxe labs shape science?為標題

　　發布在2018年12月4日《自然》書籍與藝術板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