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感嘆，怎么有些人在國外頗有成就，一回到國內就難有作為呢
教育部數據顯示，從1978年到2006年底，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106.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27.5萬人。“海歸”人員有相當一部分加入到高校教師和科研隊伍中。然而，盡管一些高校不斷采取新的政策和措施保障“海歸”人員的科研、教學、生活，仍有部分“海歸”感到周邊的環境不盡如人意，甚至有人感嘆，怎么有些在國外蠻有成就的人，一回到國內就難有作為呢?那么，對于“海歸”，尤其是一些高層次的“海歸”人員，如何才能讓他們盡量發揮學來的一身本領呢?
與留學的熱潮相比，期待回歸的浪潮更高更猛。袁建勝/攝
淡水生活
到2008年，4年了，似乎還沒有太突出的科研成績可言，這讓擁有留學日本并獲得工學博士學位的柳志教授頗感躊躇。“總感覺生活不是很有勁，有些東西想做又做不起來。”
四年前，滿懷一腔報國熱情，在外留學、工作了八年的柳志回到了中國，并在某地方大學安營扎寨。“學校給的待遇也不錯，從科研經費到辦公場地都有所保障，買房也有優惠，從這些方面來說還是可以的。”但是，也許是和國外的經歷相比，柳志還是感到了諸多有待改善的地方。
柳志介紹，在日本留學時，很多事務性的工作都有每個教研室的專門的行政秘書去做，作為研究者，主要精力都放在課題上。但是，回到國內后，他發現要面對大量的表格，申請課題、教學檢查、課題結題等，總感覺沒完沒了。“我不善于填表格，有些填表要用的套話、空話也不會，有時候真是很頭疼。”
讓柳志感到困惑的是，他想聘一個專職的行政秘書也不行。后來他才打聽明白，在國內，一般的教授是沒有這個特權的，除非是一些引進的“大牌”教授、達到院士級別或類似高層次的人才，要不就是實驗室達到一定的規模后才能配備行政秘書。“因為要牽涉到學校的教師和行政崗位編制等問題，后來也就不再想這件事了。”
然而，除了這樣的事務性工作讓柳志鬧心外，在科研經費上也讓他感到頗多束縛。目前柳志的科研經費并不是很高，基本上處于一種夠用的狀態，但是，“要實現自己的想法或者預期目標比較困難，因為有些實驗條件和大型的實驗設備達不到要求，想買又沒有足夠的經費”。而柳志現在手頭上的經費雖然不是很多，但花起來也不容易，“有很多限制，這也不行，那也不行”。
四年來，也不斷有高校想把柳志挖走，開出的條件都很優厚。但是，由于和所在學校簽訂合同的期限較長，柳志也不太想“背信棄義”，加上學校領導和周圍同事對他確實也很照顧，所以，他只好盡量在工作上尋找外校的合作伙伴，以期有力可借。現在他和某著名高校的一個國家級的實驗室合作，盡量用他們的設備來搞研究，也把帶的一些研究生派過去學習。“這個實驗室的負責人挺好，雖然他也邀請我加盟，我不能過去，但他說實驗室的大門向我敞開的時候，我心里真的很感動。”
除了這些，柳志感慨：“在國外，生活環境不錯，生活有規矩可循。回到國內后感覺風格易變，要適應這種環境很難。但要有所作為似乎又不得不適應這種環境。”
圈子內外
在高校，對于“海歸”回國后的“水土不服”，有柳志同樣感受的“海歸”們并不少。東北某高校的顧城教授表示，在國外留學和工作時，感受到的學術氛圍好一些，很多事情都是能簡化盡量簡化，但是在國內就有所不同，有些事情明明很簡單，但一辦起來就會遇到很多麻煩。“圈子，主要是各種各樣的圈子，對于我們來說實在是難以理解。”
顧城表示，在國外，圈子似乎只是在專業上形成的，比如某個專業會有一批該領域的專家形成一個學術圈子。可在國內就有所不同，不但有學術圈子，還有行政圈子，甚至學術圈和行政圈結合起來形成更復雜的圈子。“在這些圈子中，各有各的利益代表，相互之間總會有矛盾。”他表示，如申請課題，圈子內的人自然享有優先權，因為這個圈子的利益代表會優先照顧內部人士，而且，還會對其進行所謂的包裝、攻關等，盡量讓內部人士達到目標。
實際上，顧城對圈子的感悟，在柳志身上似乎體現得更多一些。對于柳志來說，要想提升自己的科研經費，申請一些重大課題是一條捷徑。可是，要申請一些國家級的課題，不但需要在表格上下功夫，還需要一個過硬的團隊(也可稱之為圈子)以及良好的人際關系。
柳志所在的學校引進他的時候，并沒有相應的科研團隊人員配備的計劃，加上他所從事的專業是學校此前所沒有的，所以，至今他基本上還是“單槍匹馬奮戰沙場”。柳志表示，出國時間較長，使得他對國內學術界缺乏深入的了解，要想申請高級別的大課題，除了和別的高校科研人員聯手外，他幾乎沒有辦法。“但是，真正進入別人的團隊并不容易，目前對于我來說，能和別人一起合作，做點子課題就滿足了。”
顧城教授表示，最不適應的是國內人際關系比較復雜，而學術圈子只不過是這種感受中的一種。事實上，在科研和教學中，乃至在日常的生活中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摩擦存在。“有些東西真的不想去面對，耗時費力不說，得罪人更加對自己的科研沒有好處，畢竟有些事情是需要相互之間共同努力的，所以，有時候干脆惹不起就躲。”
對于圈子，西北某高校的譚凱教授表示，要不是一個偶然的機會讓他進入到自己專業的學術圈子(那是他回國人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申請到基金課題，或許在他回國兩年后又出國。譚凱認為，所謂圈子，對“海歸”來說應該有兩層含義，一是以自身的學術科研能力進入，搏一席之地，但這條路往往不易;二是善于處理人際關系，能夠左右逢源，加上科研產出，自然會在圈子中受寵。“在圈子外游離，確實是一件很難的事情，科研沒有課題，意味著沒有產出啊。”
調節改善
有資料顯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的81%、中國工程院院士中的51%、國家重點項目學科帶頭人中的72%均有留學經歷，都可以稱為“海歸”人士。而在高校，“海歸”所扮演的作用已經越來越重要。
在上海，從校長到教授、副教授甚至普通的講師幾乎已經有一半左右都具有“海歸”背景。而在國內一些著名高校中，其長江學者幾乎全部是海外留學回國人員或是在海外有留學經歷的人，如在第九屆中國留學人員廣州科技交流會上，中山大學透露，其引進的144名海外人才占所有人才引進數量的78%。如此看來，“海歸”確實是中國科技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那么，對于“海歸”“淡水生活”的不適應，該如何解決呢?
實際上，對于一些“海歸”提到的不服水土的情況，一些高校的領導者也采取了相應的優惠措施。一些高校紛紛改善吸引留學人員的大環境和小環境，除了解決留學人員子女入學、配偶工作等生活問題外，還在工作上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重點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工作。如廣州大學就承諾，在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初期的兩年內，不僅幫他們承擔申報課題等工作，并且“海歸”申請到的課題經費，學校還按1∶1的比例給予額外配套。
但是，盡管有推陳出新的政策和措施作為保障，對于個別“海歸”的漫天要價也有高校表示難于接受。如有的人確實“獅子大開口”，一“海歸”博士要一套180平方米的房子等。
而從自身來講，柳志表示，有的“海歸”之所以很挑剔，是因為在國外的物質條件相對于國內來說確實要高一些，尤其在個別的發達國家，條件更為優厚，因此提出的條件可以理解。但是，柳志認為，既然選擇回國，最重要的是報國，而不是在物質上挑揀，就像解放初期的那批科學家一樣，再艱苦也要把國家建設起來。
顧城則表示，自身的調節固然重要，但學校乃至學術界大環境的改善也不可忽視，兩者都需要共同改進。作為“海歸”，要把事業放在第一位，盡量適應國內的科研學術環境。同時，也需要學校和相關部門對于一些規則、政策等的制定盡量簡化，避免重重關卡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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