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農民的孩子。”在介紹自己的科研經歷時，高利總會從這句話開始。
高利是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她記憶里的童年，是在麥田里播種、除草、澆水、攤曬糧食，然后等著母親把剛打下來的麥子變成各種花樣的面食。
長大后，憑借高考，高利躍出“農門”。但童年已經像臍帶一樣把她與麥田連在一起。
“我一直想的問題是，怎么才能去幫著大家種好糧食？”高利告訴《中國科學報》。
近日，在由北京市委宣傳部、市科協等部門的組織的遴選活動中，高利被評為2022年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
狡猾敵人
在麥田里，高利已經從一個只會除草澆水的小女孩，長成了一名女戰士。
最初，她的戰場在實驗室。在那里，她看到了很多肉眼看不見的“敵人”，正是它們讓麥田減產，讓農民顆粒無收。
小時候的經歷告訴她，糧食對于農民來說，關乎生計，也關乎面子。
“有一種反差在我非常小的時候就留下了烙印。”高利說，“豐收了，會贏得鄰居的贊美，也會有一整年的好心情，沒種好，不僅要面對一整年的失落，還要面對來年種糧時的忐忑。”
最讓農民恐懼的是一種名叫“小麥1號病”的疫病。
這種病害會導致小麥減產75%以上，甚至絕產。發病后期，小麥的種皮里包的全是病原菌黑色的冬孢子，散發出濃烈的魚腥臭味，因此又叫矮腥黑穗病。人畜一旦吃了染病麥子做成的食物或者飼料，就會出現惡心、嘔吐等中毒癥狀。
更讓人頭疼的是，病原菌如果落到土壤里，可以存活10年以上。“它穿著罩衣，環境合適時就會脫掉、萌發，環境不合適就把自己裹起來，伺機而動。”高利說。
除了生命力頑強以外，這種病菌還善于“混淆視聽”。“它有兩個兄弟，分別是網腥黑穗病及光腥黑穗病，形態非常相似，產生的病害癥狀也相似，不僅普通的形態學檢測方法難以區分，就連病原菌鑒定的常規基因芯片等檢測方法也對它們束手無策。”高利說。
正因如此，許多檢疫工作者常會錯報、誤報，影響防控策略與防控措施的合理可靠性。
面對現實困境，高利決定，要跟這位狡猾的敵人“杠”上。
艱難對峙
當雙方真正對峙時，高利才知道這場戰有多難打。
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摸清敵人動向。可是，國內外研究小麥矮腥黑穗病的人少，文獻也少。再加上矮腥黑穗病屬于檢疫性病害，她連拿到研究樣品都要大費周章。
這還不是讓她最犯難的。急性子的高利，最怕的是研究進度的拖延。
“小麥侵染矮腥黑穗病，至少要5個月才出現癥狀，周期特別長。”高利說。
那段時間，田間的麥芒常常扎得她舊傷沒好、新傷又來，炙熱的陽光把她的皮膚曬得變紅、脫皮、再變黑。
敵方不緊不慢的性子，讓她只能想方設法把握住每一次與它正面交鋒的機會。在一次次交鋒中，她和她的團隊慢慢摸清“敵人”路數，發現了小麥侵染矮腥黑穗病的全新機制。
他們還通過大量工作成功篩選出矮腥黑穗病菌的基因特異性片段，并研制出各類新式“武器”——有新的檢測體系，有兩三個小時就能出結果的PCR等快速檢測方法，有更為便捷的試紙條、試劑盒等檢測方法，還有針對該病害的種質及生防資源。
麥區來電
“叮鈴鈴玲玲……”一個來自河南的號碼。
高利拿起電話，那頭是一個焦灼的聲音：“我們這里可能染上小麥1號病了。”
高利心頭不由發緊。河南，我國第一小麥生產大省，倘若發生小麥1號病，染病的種子不僅出不了省，還要就地銷毀，河南小麥種業將遭受重大沖擊。
放下電話，高利立馬帶人趕赴現場。在現場，他們看到了一大片被疫病感染的山頭。采樣、檢測、對照數據……萬幸的是，麥區感染的不是小麥1號病。
“是它的‘兄弟’在作祟。”高利松了一口氣，“癥狀太相似了，當地誤以為是小麥1號病疫病。”
這些年，在獲得了新式防疫“武器”之后，高利把“戰場”擴展到了麥區。她經常會接到新疆、河南等麥區的來電，能去現場的時候她都會去，無法去現場時她便讓對方把樣本郵寄過來。
她的實驗室常年對外開放，免費幫農民、農場檢測監測小麥生長情況。她還積極指導協助潛在高風險麥區的農事生產，盡可能預防有關病蟲害。在很多面向植物檢疫一線人員、植保農技人員、高風險麥區農民的科普和培訓活動中，也常有她的身影。
守衛國門
海關、植保植檢站等檢測機構，也是高利團隊義務服務的對象。
我國年均進口小麥約四百萬噸，2021年進口小麥近千萬噸，進口糧谷突破1.6億噸，隨著小麥和糧谷貿易的日益頻繁，小麥矮腥黑穗病隨小麥以及糧谷夾雜的小麥中傳入我國的風險不斷增加，給我國小麥安全生產帶來極大潛在風險。
“原本的最可靠的檢測手段是病原菌萌發實驗，但即使在最適合的環境條件下，矮腥黑穗病原菌萌發也需約40天。如果等萌發實驗做完再決定進口小麥的去向，就會很大程度的影響通關效率。”高利說。
于是，多年來，手握新技術的高利義務為全國海關口岸、檢測中心及植物檢疫部門提供疑似樣品的檢測。
不僅如此，他們還把最新研究進展及時推廣到檢測與防控第一線。有一次，她在研究中發現小麥根、莖、葉等組織中也含有小麥矮腥黑穗病的病原菌冬孢子，便及時建言檢測部門除了檢測穗部外也要加強其它組織如根、莖、葉中病原菌的檢測與監測。
如今，被評為“最美科技工作者”的高利最喜歡做的事還是下田。她常常隨身備著一雙鞋，從田里考察出來后就換上，以免踩臟賓館的地板。
“科技工作者最重要的品質就是能夠選準科學問題，堅持去做下去，然后把文章寫在祖國大地上。”高利說。
高利記憶里的科研歷程和童年時光一樣美好。在談到科研攻關的難處時，高利說：“人的記憶可能是有篩選功能，特別難的事過去之后，留下的就只剩美好。”
正如《麥田里的守望者》所言：“我整天就干這樣的事，我只想當一個麥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這有點異想天開，可我真正喜歡干的就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