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年前的四川大象成群，是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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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界的“頂流”——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重啟發掘，再次驚艷了世人。在其新發現的6座“祭祀坑”中，3號坑竟出土了120多根象牙。同為古蜀文明遺址的金沙遺址，也曾在2001年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大量象牙。古蜀人有用象牙祭祀的傳統，有人好奇，莫非三千多年前的四川大象成群？

這并不足為奇。有史料記載，直到14世紀70年代初，成都城的守軍還在用大象運載全副武裝的軍隊，以抗擊明朝建立者的敵軍。雖然，它們最終潰敗于對手所用的火器。

自上古時期，亞洲象在中國分布之廣遠超人們的想象。只不過此后三千多年，這種聰明的龐然大物走上了一條從東北撤向西南的漫長的退卻之路。這條路，與中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由北向南的節節推進幾乎是同步的。

大象的退卻

1976年，河北張家口陽原縣丁家堡水庫全新統地層中出土了亞洲象的骨骼遺存，它們不僅提供了亞洲象活躍于華北的地質證據，也刷新了亞洲象在中國分布的最北界。這些化石證明了，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0年，陽原盆地（現華北平原與蒙古高原過渡帶）有野象分布。

亞洲象適宜于溫暖濕潤的森林、草地及河流、湖泊、沼澤環境，但它們不喜歡陽光直射，不能適應寒冷，主要分布的地區大都是熱帶雨林和季雨林依山傍水之地。而根據學者從歷史上動植物分布的變遷及孢粉組合分析、物候記載等綜合分析，三千多年前的中國恰處于溫暖時期，稱之為仰韶西周初期暖期，陽原盆地及黃河下游等地屬于北亞熱帶北緣，能夠接納對環境十分挑剔的亞洲象。

不過，此時此地也成為了亞洲象在中國退卻的起始點。

公元前900多年~公元前700多年，歷年出土的大量青銅禮器上，各種大象形象的花紋河鑄成的象尊，盛行于商末和西周初期。商周時代，有一些器物是用象的齒骨制成或鑲造而成的，比如商代的象簪、象珥等，周代的象床、象笏、象觚、象環、象櫛等。但西周以后，各種以大象形象的寫實花紋和鑄成的象尊就逐漸被淘汰了。往后，亞洲象就從黃河流域南移了。

到了公元前200多年~公元580年,它退至長江流域，最北界是淮河、秦嶺。公元580多年~公元1050年,最北地區變成了長江上中游及浙江中南部、福建中北部的山地丘陵。

公元1050~公元1450年左右，以閔南、嶺南大陸部分為最北地區，北界在南嶺、武平、上杭等地稍北。閩南、嶺南野象生存的歷史悠久。《淮南子·墜（地）形訓》中記載四方及中央的氣候、物產等:“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地宜稻，多兕象。”同書《人間訓》記載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統一嶺南時，粵有“犀角、象齒、露翠、珠璣”。這意味著秦朝初年，嶺南一帶野象、野犀眾多，所以“犀角、象齒”才能作為主要特產。

到了13世紀時，野象在閩南一帶絕跡，17 世紀在嶺南、廣西絕跡。

公元1830年至今，除云南極少部分地區外，史籍中已鮮見大象在中國其他地方的記載，它們幾乎消失在廣闊的疆域。

有學者計算過，亞洲象的分布區每年約以1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中原大地上消失，近3000年間亞洲象在中國超300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上絕跡了。亞洲象生境南移的速度為平均每100年0.5個緯度，每年0.5公里。

人象之爭

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亞洲象從北方向南方和西南方持續退縮？

西方著名的中國環境史學家伊懋可認為，氣候變冷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大象難以適應北方的寒冷，但這不是唯一的原因。大象在中國的逐漸消失與人象間的博弈有關，它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人們為了開墾耕地而破壞了大象的棲息地，使其面臨著可利用的資源日益萎縮；二是人為了保護莊稼而設計除掉或捕捉大象；三是為了獵取象牙和象鼻或為了捕獲大象用于戰爭、運輸或儀式而加以訓練，導致大象在與人類持久爭戰之后敗下陣來。這其中的關鍵要害，還是棲息地被毀。

對于很多研究中國環境史的專家而言，森林的消減是這段歷史中最令人唏噓的情節。

導致森林濫伐和植被被清理的原因有三: 一是農耕和定居范圍不斷擴大；二是取暖、煮飯和象冶煉這樣的工業所需燃料持續增加；三是建筑、造船、修橋等所需木材持續增長。

伊懋可用一組數據非常直觀地反映了森林濫伐帶來的后果，也間接回答了，亞洲象是如何被迫出走的。

這要從黃河為什么叫“黃”河說起。黃河是直到約兩千年前才開始叫“黃”河的，之前僅被稱為“河”。伊懋可認為，導致黃河變色的最可信的原因，就是秦漢兩代農耕在西北部的推廣。

為發展農業，覆蓋中游沿岸廣大地區的草地被清除；為滿足都城的木材需要，西北部東南方向的溫帶森林被砍伐。土壤侵蝕伴隨著懸浮沉積物的沉淀，使黃河河床升高，超出了周圍的平原，只能靠人工堤壩才能穩住河床。沒有堤壩，河岸會不時地溢洪。當溢洪減弱，其裹攜力也就下降，負載的泥沙就被傾卸在洪泛區。直到最后，這條河總會決堤改道，從而水患連綿。

在漢朝的大部分時期，黃河堤壩大約每16年出現一次大決口。公元前66~公元34年間最為集中，頻率上升至每9年1次。大約在公元前6年，每年落在黃河沿岸10郡的維修費是銅幣“萬萬文”。

接下來的400年里，向西北部的移民以及農業拓殖結束。氣候變得更為寒冷，農民與牧民之間的邊界在南移，草與森林重新生長。結果，黃河堤壩大決口的頻率降至每50年一次甚至更少。

可好景不長。公元500年的北魏末年，黃河中游的部分地區重新得到開墾，位于大轉彎西北角的河套即是例證。當時，作為世界上最大城市之一的長安對木材和燃料有大量的需求。到公元8世紀中葉以后，西北部的牧場加快向谷地轉變。

從公元746年到905年，也就是唐代最后160年，黃河堤壩大約每10年決口一次。在隨后的五代時期，這一數字上升至每3.6年一次。從公元960年到1126年的北宋，其頻率是每3.3年一次。最嚴重的一次決堤發生在1117年，有史料記載，當時有一百多萬人葬身于此。

12世紀后期，黃河開始改道，常常奪占許多河道。1645年到1855年間的清朝大部分時間里，人口壓力迫使人們在黃河流經的中游地帶重新開墾脆弱的黃土地，當時的黃河南部河道每1.89年就出現一次災情。

巴蜀的故事

四川盆地一帶野象棲息的歷史非常悠久。《國語?楚語下》中記載:“楚國王孫圉聘晉，晉定公饗之”。王孫圉回答趙簡子問，提到楚國之寶時說:“又有藪曰云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供幣帛，以賓享于諸候者也。”《竹書紀年》記載:“魏襄王七年，越王使公師隅來獻……犀角象牙”。

除此之外，漢楊雄《蜀都賦》、晉左思《蜀都賦》都提到“象”，說明從戰國到晉代,四川的野象分布北界仍在長江以北，但是晉以后逐漸變化，到唐代及以后，野象分布主要限于川東江南，尤其是現在的重慶到綦江一帶。

大象在巴蜀的縮減有著特殊的故事。伊懋可指出，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是什么樣的壓力導致一個在上古時代幾乎完全被樹木覆蓋的地區森林資源銳減？

四川西部內陸盆地，是帝制中期中國主要的商業區之一。四川曾是世界上第一個有計劃有步驟地種植茶葉的地區。有史料記載，唐代一個茶園就能雇傭900名工人。

人們為種植經濟上有用的林木資源付出了異乎尋常的強大努力，但仍無濟于事。有些影響是人們始料未及的，比如書籍。在晚唐，四川是第一個大規模出版雕版印刷書籍的地區。宋朝治下，道教書簡印刷了5000多分冊，大約有130000頁；這時也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這刺激了對枸樹、“桑棘”和竹子的需求，它們都被人們用來造紙。為切割木質印板，還需要梨樹和“山梨”。

另一項特色需求則來自打卓筒井的竹子工程。卓筒井在11世紀被采用，用于提取鹽水和天然氣。竹子在跨河索橋中也發揮了作用。

而更為常見的砍伐森林的壓力，則來自農耕、家用燃料和原初工業燃料以及工程所需——不管是鹽井上的井架、棧道，還是灌溉系統的設備，都要用到木材。

最后的家園

如今，云南成為了亞洲象在中國最后的家園。歷史時期，云南西南部野象數量龐大，但現在與東南亞國家相比，云南野象的數量也已經十分稀少。

云南亞洲象數量的減少有很多原因，其中不可忽視的是移民帶來的土地開墾。明代是國家向云南移民的高潮時期。明朝政府在該地實行改土歸流政策，在這個過程中大量漢人遷入云南，在此基礎上明朝大規模進行屯田，設置了許多軍屯和民屯。幾十萬的屯兵遷移該地，直接導致當地人口迅猛增加。因為屯田主要生產軍糧，所以這些移民為了確保糧食供應，多在附近砍伐林木，開墾田地，結果導致大量樹木消失。

其次，有史料對元朝以后滇南各土司向天朝上貢的亞洲象進行了統計分析，估計從元仁宗皇慶三年(公元1312)始到清乾隆55年(1790年)的近500年間，被征服的滇南各土司向天朝上貢的亞洲象估算有1140~1339頭。因此，上貢云南產珍稀動物這一特殊的人文因素，是云南亞洲象數量銳減的重要原因之一。

直到目前，云南的人象之爭還在延續。水電站建設、橡膠園種植……人類活動不斷擴大的同時，象群的生存空間仍在被不斷擠壓。

環境史學家們在回顧大象退卻的歷程時，看見了人類及其社會與自然之間極為復雜的關系，從大象的消失，逐漸深入到森林濫伐、土壤侵蝕、水利灌溉、農業過密、軍事政治需要、文化作用等領域，為理解中國當下的環境問題和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了歷史基礎。因而，重新審視這段歷史，在我國倡導生態文明建設的今天很有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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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伊懋可著，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譯：《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13頁、27-29頁、64-65頁。

4. 楊筑慧、王歡：《西南邊地生態環境變遷管窺:基于大象的視角》，《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09年第11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