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鼠類肉瘤濾過性毒菌致癌同源體（BRAF）基因是RAF 家族的一個重要成員，其編碼的蛋白由783 個氨基酸組成，由于第15 外顯子的單個堿基發生胸腺嘧啶（T）和腺嘌呤（A）的錯義突變，導致翻譯蛋白600 位密碼子的纈氨酸被谷氨酸取代，產生蛋白序列改變。BRAF 基因V600E 突變對多種腫瘤的發生、發展及預后產生重要影響，如結腸癌、甲狀腺乳頭狀癌、漿液性卵巢癌、惡性黑色素瘤、非小細胞肺癌等。隨著對BRAF 基因V600E 突變研究的深入，可為研究腫瘤發生的復雜機制提供幫助，為腫瘤的診斷、治療和預后提供新的生物標志物和靶向藥物[1]。
BRAF V600E在惡性腫瘤中的研究進展
01
結直腸癌
結直腸癌是第三大常見癌癥。RAS-RAF-MEKERK（MAPK）通路的本構性激活在結直腸癌的發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BRAF是MAPK信號通路上的激酶，在結直腸癌發展中起重要作用。臨床觀察發現，約8% ~10%的結直腸癌病例中存在BRAF V600E 突變，并預示較低的中位生存率，對結直腸癌的預后有預測價值[2]。
02
甲狀腺癌
甲狀腺癌是常見的內分泌系統惡性腫瘤疾病，主要組織學類型是乳頭狀癌，約占甲狀腺癌的80%，臨床特點是惡變程度較低、預后較好。甲狀腺癌的發生與多種類型的基因突變有關，其中以BRAF V600E基因突變發生率最高[3]。大樣本Meta分析顯示甲狀腺乳頭狀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為25%~83%[4]。研究表明，威羅菲尼對25% ~50% 對放射性碘產生耐藥的甲狀腺乳頭狀癌患者有效[1]。此外，BRAF 基因V600E 基因突變在乳頭狀甲狀腺癌的診斷中具有重要價值。雖然BRAF 基因V600E 突變與組織學診斷有關，但與其他臨床病理特征無關。另外，研究發現：BRAF 基因V600E 突變甲狀腺乳頭狀癌患者具有更高的復發和死亡風險，預后更差[5]。
03
膠質瘤
在膠質瘤中，BRAF V600E 突變主要發生在一組異檸檬酸脫氫酶（IDH）野生型的膠質瘤，包括毛細胞型星形細胞瘤（PA）（12. 5％）、節細胞膠質瘤和間變型節細胞膠質瘤（GG）（50％）、多形性黃色星形細胞瘤（PXA）（約55％）、上皮樣膠質母細胞瘤（eGBM）（58％）等[6, 7]。BRAF V600E 突變在WHO I ~ IV 級的多種膠質瘤中均可出現，因此在鑒別診斷中的意義有限，但在一些特定情況下卻對病理診斷很有幫助。例如：在低級別的彌漫性膠質瘤（WHOⅡ級）累及大腦皮質時，需要和節細胞膠質瘤（WHOⅠ級）進行鑒別，如果存在BRAF 的突變，則支持后者；PXA（WHOⅡ ~ Ⅲ）或上皮樣膠質母細胞瘤和巨細胞膠質母細胞瘤（WHO Ⅳ級）都可以出現胞質豐富的上皮樣細胞，但巨細胞膠質母細胞瘤通常不具有BRAF 的突變[8]。檢測BRAF V600E 突變在預后方面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兒童膠質瘤中，目前研究者認為BRAFV600E 突變是一種預后相對較差的標志物，比如發生于腦干BRAF V600E 突變的GG（WHOⅠ級）復發率要高于野生型；兒童間腦BRAF V600E 突變的低級別膠質瘤更具侵襲性，尤其是13 歲以下的兒童[9]。對于存在BRAF V600E 突變的膠質瘤進行靶向治療是目前研究的方向。Kaley 等[10]的研究表明BRAF 抑制劑維羅非尼（Vemurafenib ）對BRAF V600E 突變的膠質瘤患者具有較持久的抗腫瘤活性，但在不同的組織學類型中治療效果不同，其中以PXA 患者治療效果最好。此外，也有單獨應用BRAF 抑制劑達帕菲尼（Dabrafenib ）成功治療BRAF V600E突變膠質瘤以及復發性惡性膠質瘤的個案報道[11]。
IHC技術在BRAF V600E檢測中應用
目前，BRAF V600E 突變檢測平臺臨床上普遍采用的是直接測序法和Real-time PCR法，這兩種方法檢測準確性較高，但操作比較復雜，檢測周期較長。目前，國內已有醫院采用全自動免疫組化方法結合BRAF V600E突變特異性抗體檢測了779例腫瘤樣本，包括611例結直腸癌，127例甲狀腺乳頭狀癌和41例惡性黑色素瘤。在779例樣本中，150例BRAF（V600E）IHC結果陽性，其中38例（611，6%）結直腸癌，102例（127，80%）甲狀腺乳頭狀癌和10例（41，24%）惡性黑色素瘤。與Sanger測序和實時熒光PCR方法比較，BRAF V600E IHC的特異性為99%，敏感性為100%。該項研究的重要意義在于，將全自動IHC 檢測BRAF V600E作為一個簡單、經濟、快速實用的篩選方法，對于推廣作為常規病理檢測項目的應用提供了詳實的臨床試驗依據，具有很強的臨床實際應用價值[12]。
基因科技相關抗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