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顧科研成果創造與經營

　　 在數據密集型科學范式下，科研是數據驅動的科研，“數字化的數據本身成為科研的基礎設施”，世界各國科研教育機構和圖書館都已將數字資源作為文獻情報采集、存儲、服務的主流形式。在這種背景下，數字資源的長期保存和長期有效利用，日益成為國際上關注的戰略問題，但我國科學界對數字資源長期保存的價值和意義的認識并不充分。

　　（1）我國數字資源利用受到限制。

　　我國各大圖書館和科研機構主要通過購買國內外數據庫資源提供服務，對數據庫商掌控資源、操縱價格有切膚之痛，花費巨資往往僅能獲得有限的權利。如愛思維爾公司的合同就不容許訂閱客戶“實質性或系統性復制、保留或再分發訂閱產品”。合約到期后，已購買資源也不能免費再繼續使用，更別說“永久保存”了。我國圖書館和科研機構付出了很高的代價，最終得到的是數字資源不完備的使用權，很多情況下僅僅是“遠程訪問權”，而使用費用卻逐年增加，一旦停止訂購，則無法繼續使用。

　　（2）國家保存體系不健全。

　　數字遺產保存是全世界關注的緊迫問題，一切數字資源的開發與利用都是以“長期保存”作為前提和基礎的，不能做到長期保存就談不上資源的安全。

　　我國科學與文化領域無論是國家層面的規劃還是部委層面的規劃，都絕少涉及數字資源長期保存的問題，缺少數字資源長期保存的計劃和制度安排。國家保存體系涉及政治、經濟、法律、科技、外交各方面的問題，任重道遠，亟待加強頂層設計，長遠規劃。

　　（3）工礦和中小企業難以獲取數字資源。

　　面對國外數據庫商因其壟斷地位形成的壟斷價格，我國科研和教育機構的文獻采購經費越來越感到捉襟見肘，而工礦和中小企業則普遍缺少“享受”充分的數據庫服務所需的資金。除受經濟條件制約外，產業界和基層科技工作者還受到嚴重的語言困擾。我國雖然是科技論文產出大國，但由于絕大多數科研創新成果以英文形式發表在國外期刊上，使科技成果在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實現成果轉化方面受到嚴重的障礙。

　　在數據驅動的科研范式下，我們必須在重視科研成果創造的同時，兼顧科研成果經營。

　　（1）提高我國期刊影響力，厚植科研大數據基礎。

　　優秀科技期刊除了在傳播科技成果方面發揮著難以替代的作用之外，在吸引和聚集數字資源方面也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當今社會，誰掌握優秀期刊，誰就掌握著它源源不斷地產生的科研數據；誰掌握優秀期刊群，誰就有可能掌握科技大數據；誰掌握科技大數據，誰就掌握了第四種范式下的科研主動權。愛思維爾公司通過旗下2500種期刊，已經集聚了6500萬篇研究論文，僅2016年，它就發表了42萬篇論文，但它收到的全球投稿有150萬篇，這些都成為它掌握的資源。愛思維爾通過自有資源和全球合作資源成為第四種范式下科研工作不可或缺的基礎條件，同時也就成了科研工作一個強大的制約條件。我們急需通過完善制度設計，提升期刊經營能力來提高優秀論文的吸引力，把更多的優秀論文留在國內，形成中國特色的資源優勢。手握有力籌碼更有利于我們去爭取全球科技資源的合作共享。

　　（2）以我為主建立學術評價體系。

　　由于我國80%以上的優秀科研論文發表在外國期刊上，因此，在各類科研考核、評獎、基金審批、學術職位選拔等方面需要評判學術水平時，不得不主要考察英文期刊和英文文章，需借助國外的評價體系（如SCI、CiteScore、Altmetrics等）來確定期刊和論文的等次。學術評價假手他人的結果是形成了非常明顯的馬太效應，加重優秀論文外流，加重科研價值觀的偏差。評價體系是一個有效的指揮棒，它關系到我們建設創新型國家、建成科技強國的根本性問題，應該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加以重視，需要按照科研工作的國家需要建立自己的科研價值觀，建立具有中國特色、有利于促進我國科技創新和科技強國戰略，有利于我們應對國際競爭、有利于促進中國科學持續發展、有利于科技成果轉化、有利于優質資源集聚的評價體系，讓評價體系與我國科技發展、科技期刊發展、數據話語權和數字資源安全形成相輔相成、正向互動的關系，讓科研成果為我所有、為我所用。

　　（3）提升科研成果的經營能力，發揮數字資源效能。

　　論文層面的數字資源還僅僅是“原材料”，所謂“資源經營”是指獲取海量“原材料”并對其進行組織加工，形成結構化、智能化、可視化的數據分析、關系揭示、策略依據、路徑引導，使大數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對研究視野、研究模式、研究方法、研究過程發揮巨大作用，從而影響到科研過程、科研組織方式，引導所謂數據密集型科學發現。

　　在生產數據、采集數據、保存數據、處理數據、分析數據、運用數據（形成方案、結果、方法），再生產新的數據，這種新的科研創新工作流程中，我國僅在生產數據環節具備一定的優勢，其他環節都存在明顯不足。采集數據、保存數據環節受到國外壟斷出版商的制約；處理數據、分析數據、運用數據則受到期刊出版與知識服務平臺，以及數字決策工具不足等的制約。事實上，數據力量和平臺工具力量互為前提和因果，不可偏廢。

　　在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在國家層面上說，科研成果創造與科研成果經營已經變得密不可分，需要統籌兼顧。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雖然日益加大科研投入，但學術成果經營主要交由市場，而這個市場事實上是一個受到高度制約的市場，在行業集中度的形成、出版資源配置、經營決策權力、企業制度、資金使用等方面都受到種種約束，難以形成重量級的市場競爭主體。在未來5到10年間，我國還很難出現能與愛思維爾、斯普林格相抗衡的期刊出版單位。

　　我國科技期刊作為科研成果經營的一個重要環節，發展速度遠遠落后于我國的科研工作。科技期刊落后的深層原因是數字資源經營的國家力量缺位和市場競爭主體成長乏力。需要把期刊經營提升到事關國家數字資源安全和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高度進行規劃，發揮國家和企業兩個積極性，在思想意識上高度重視、組織管理上加速改革、資金投入上重點保障，抓住評價體系、科研價值觀回歸、國家保存體系建設、市場主體培養、成果發布平臺建設、數字決策工具開發等重大問題，盡快提高我國學術評價的話語權，保障數字資源安全，消除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潛在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