撬動中國科技潛規則

　　最近，一篇文章讓中國科技界很“蒙羞”。

　　9月3日，兩位來自中國最高學府的杰出“海歸”院長在世界著名雜志《科學》發表了題為“中國的科研文化”（China"s Research Culture）的社論指出，中國現行的科研基金分配更多地是靠關系而非學術水平高低。這是兩“海歸”第一次通過外媒直接“炮轟”當前中國的科研經費分配體制及科研文化問題，將中國科技界廣為流傳的“內幕”公諸于世，深深觸動了科技界這根恒久遠的神經。

　　此二人就是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教授。

　　“盡管近年來中國研究經費持續以20%的比例增長，但這種增長沒有對中國的科學和研究起到應有的強大的促進作用。”施一公和饒毅直指中國科研存在的弊端，“與個別官員和少數強勢科學家搞好關系才最重要，因為他們主宰了經費申請指南制定的全過程”。這種體制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中國創新能力的發展。

　　就在同一天，由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共同主辦的《科學時報》也在頭版刊登了這篇社論的中文版。

　　這次揭短直指中國科技界長久以來的癥結，引起了國家高層的關注。

　　據《瞭望東方周刊》報道，美國杜克大學藥理學系教授、中國國務院僑辦海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王小凡透露，兩位海歸的“炮轟”已由相關部門上遞到中央，受到了“中央高層的重視，相關批示已下達給科技部等職能部門。”

　　對于國內的科研體制問題，能得到國家高層領導批示的機會并不多，這次無疑是變革中國科研經費分配體制的重要契機，也許正如施、饒兩位教授所言：“目前正是中國打破研究基金管理中各種潛規則、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時機。”

　　“我原則上同意施（一公）饒（毅）意見，他們的意見也是大多數正直科學家憂國憂民的意見，是一劑苦口良藥。”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科學院院士朱作言告訴《科學新聞》。“建議科技部集中精力抓制定科技政策和國家目標導向，（爭取）和各種具體科技計劃項目（如“973”“863”……等）徹底脫鉤。”

　　其實這個問題“是很明白的，國內大家都知道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施蘊渝告訴《科學新聞》，“不只是學術界存在各種問題，工商界、經濟界、政府機關各方面都有問題。中國的體制在逐漸改變，中國30年的進程不都是在改變嗎？不滿意就提出來，提出來就想辦法改嘛！”

　　就在高層高度重視的同時，科技圈對于這一事情似乎反應平淡，連支持施、饒的聲援都沒有。

　　事實上，“不是學術界不關心，只是他們不愿意將什么事都搬到媒體公諸于世。其實這個問題早在今年的院士大會上就專門討論過，院士咨詢報告中也已經涉及到了。所以不能說學術界不關注。”施蘊渝說。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簡單。

　　施一公和饒毅認為，“中國大多數研究人員常嘲諷這種有缺陷的經費分配體制。然而，一個自相矛盾的現象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卻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認為除了接受這些慣例之外別無選擇。”

　　不僅如此，兩位“海歸”院長認為：“這種潛規則文化甚至滲透到那些剛從海外回國學者的意識中：他們很快適應局部環境，并傳承和發揚不健康的文化。在中國，相當比率的研究人員花了過多精力拉關系，卻沒有足夠時間參加學術會議、討論學術問題、做研究或培養學生（甚至不乏將學生當做廉價勞力）。很多人因為太忙而在原單位不見其蹤影。有些人本身已成為這種問題的一部分：他們更多地是基于關系，而非學術優劣來評審經費申請者。”

　　談到這點，中國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計算所所長李國杰并不避諱，他告訴《科學新聞》：“施一公和饒毅教授回國后大力呼吁改變科技界的學風，并帶頭自律，我對他們反潮流的勇氣和改變學風的決心表示欽佩。他們兩位回國不久，對國內目前的科研經費分配體制很看不慣，而像我這種回國已20多年的老‘海龜’似乎已經逆來順受了。我想出現這種局面，并不能認為國內科研人員都同流合污了。因為改變一種環境，或者說改變一種文化需要極其艱苦而長期的努力。”

　　“關心這件事的人其實很多，不出聲并不代表就是舊體制下的受益者，只是大部分學者都不強勢，怕受到壓制，只好采取明哲保身的策略，不愿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華中農業大學副教授朱猛進說。

　　學術水平優劣本來是能否獲得國家項目和經費的關鍵因素，但是，對來自政府各部門的從幾千萬到上億元的巨型項目來說，水平優劣的相關性就小多了。

　　施一公和饒毅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這些項目的申請指南，表面上是勾畫“國家重大需求”，實際上這些“需求”并非國家真正所需，經費預定給誰基本一目了然。因為，政府官員任命的專家委員會負責編寫年度申請指南，專家委員會的主席們常聽從官員們的意見，并與他們合作。所謂“專家意見”不過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員及其賞識的科學家之間的相互理解。

　　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網站公開數據顯示，2009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共資助10061項，資助經費約33億元，平均到每個項目的經費只有32.85萬元。平均資助率為17.49%。青年科學基金項目6079項，資助經費12億余元，資助率21.31%，平均每項資助強度近20萬元。

　　相比國家大型項目而言，自然基金經費少得可憐。就拿國家“973”（ 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計劃來比，項目資助分為三類，A類為3000萬元以上，B類為1500~3000萬元，C類為1000-1500萬元。

　　就單個項目橫向對比，經費多寡一目了然。也許這正是所謂的“大牌科學家”和“專家”只拿國家大項目，而不屑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緣故。

　　更有甚者，現在盛行的一種稱為“學術包工頭”的現象，上海大學教授戴世強將其稱為“科研掮客”：自己不讀書、不治學，專事承接科研項目，拿來分包給別人；不擇手段地張羅、攫取研究項目；自己不親歷親為搞學問，卻處處署名，事事搶功；經常目無法紀，隨意踐踏科研道德規范，為了虛報戰績，一稿多投，剽竊抄襲，偽造數據，無所不為等等，“盡管此類人為數不多，也不一定‘五毒俱全’，卻為害甚烈，敗壞學術道德風氣，破壞已有的優良學術傳統，影響科學事業發展，長此以往，如何得了！”

　　朱猛進認為，當今中國最大的學術腐敗不是利用抄襲、剽竊和造假等謀取不正當利益，而是科研經費分配體制這類制度性腐敗。“包括‘科研掮客’在內的學術包工頭們獨攬經費分配大權，根據私人關系坐地分贓，常常將那些頗具實力但無私交的青年才俊排斥在資助對象之外。”

　　“查查國家‘973’就可以發現，許多評審專家本身就是項目的參與人員，教練和隊員的活兒都干了。”北京工業大學的張姓教授告訴《科學新聞》。“而像我這樣的普通科研工作者，很難融入到他們的利益共同體中，所以想申請到項目比登天還難，只能申請點國家自然基金勉強度日。”這更加驗證了朱猛進的觀點。

　　眾多事實面前，讓回國沒幾年的兩位“海歸”發出感嘆，這種自上而下的方式不僅壓抑了創新，也讓每個人都很清楚：與個別官員和少數強勢科學家搞好關系才最重要，因為他們主宰了經費申請指南制定的全過程。在中國，為了獲得重大項目，一個公開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系重要。

　　對此，李國杰也表示認同，“一般而言，越大的項目越有人拉關系。”

　　相對而言，“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經費分配和課題評審還算比較公正的，特別是面上項目，評委特別多，拉關系的問題不算很嚴重。”李國杰認為。“（我所在的）計算所今年評上40多個面上基金項目，大部分是剛拿到博士學位的年輕人，他們基本上都沒有拉關系。”

　　如何解決大項目的公正評審，如何選擇最有實力的單位和學者承擔項目，確實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程序公正、公開、透明也許是個辦法，但是“不要以為關鍵環節全部公開，就一定找對了人。千里馬常有，伯樂難尋。如何發現能看準人的伯樂可能比做到公開評審還難。”李國杰認為，“為了減少大課題評審中的腐敗，一種國際上通用的辦法可考慮在國內實行，即從真正內行中挑選公正的專家在一兩年內脫產主持項目評選（不是由行政官員主持）。美國NSF（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各領域的主任一般不超過2年，在任期間有嚴格的回避制度。國內的專家組任期太長，碰上不太公正的專家（哪怕是院士）把持一個領域太長時間（國內一個專家控制5~10年很常見），這個領域就倒霉了。”

　　除了科研基金分配不均，還有一個事實無法否認，那就是很多科研工作者都是在“跑部錢進”。

　　事實上，“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為了養活自己的課題組和研究生（碩士、博士以及博士后），多數科學家就不得不跟著項目跑，項目在哪兒，申請書就遞到哪兒。所以他們往往很難沿著自己的科研興趣一直做下去。而在中國，你想做什么研究不是你說了算，而是國家大的科技指揮棒說了算。”中科院某研究所一位研究員向記者道出多年的苦悶。

　　中國科學院院士郭雷總結說，在資源配置方面，目前仍然存在條塊分割、多頭管理、效率低下和重復浪費等現象，一些科研骨干為了得到更多經費而花大量精力四處申請項目，無法真正安心科研工作。

　　有錢的更加有錢，沒錢的則很難堅持自己感興趣的研究，久而久之，就被遠遠地拋在了科技圈的后頭。“整個科技圈就是個關系網，上九流人的人拿國家縱向課題，像‘973’‘863’項目等，而下九流的人沒有辦法，只能去申請點自然基金或橫向課題。”這是一位教授的肺腑之言。

　　反觀日本，“教授非常少，但是創新卻很多。不僅如此，日本隨時可以拿諾貝爾獎的至少有30個人，什么時候拿都不奇怪。SCI文章的影響因子實際上沒有太大的意義，關鍵你那篇論文發出去以后有多少人引用。”在日本從事科研工作8年、中科院微電子研究所研究員陳杰在9月3日舉行的國家高端人才引進研討會上說。

　　中日的極大反差，更加折射出中國科技界問題多多。而長此以往的后果，“往往是花了大把大把納稅人的鈔票，最終得到的就是幾篇沒人引用的爛文章。”

　　自上而下的資助方式導致了中國的大部分科研工作者都無法按照自己的科研興趣去努力鉆研，而是苦于“跑錢奔命”的現狀。由于研究方向很難一直持續下去，科研的“零散”分布格局，往往導致很難在某一學科出現重大的研究成果。

　　然而，國家重視歸重視，但解決問題并非易事。

　　“國家高層決策者應該是了解這些問題的，但是，他們是否有決心解決這些問題就不好說了。但是，科技體制、機制的改革，應該說還是相對比較容易的、風險相對較小的改革切入點。國家如果真想進一步改革開放，這是一個好的抓手。”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向《科學新聞》坦言。

　　推進中國的科技事業發展，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部分人的事業，這是一個前仆后繼代代相傳的事情。“我現在只能多多地教育我的學生，同時影響我的同事。對于領導和大牌科學家，我能說上話，就說一些，能寫一些東西就寫一些；如果有誰能聽，我也愿意說，說了不愿聽，我也不怨天憂人。”

　　前述匿名院士認為，目前有4個深層次的問題亟需解決：1、國家重點要支持的到底是什么科研？應該通過幾種途徑支持？2、國家對科研的支持到底用多少一次分配的方式，多少二次分配的方式？3、二次分配的方式，是否都一定要走項目的方式？4、即使要走項目的方式，什么是更有效的項目方式？

　　“人人喊科研環境不好，但環境是由一個一個科研人員組成的，講別人跑關系的人未必自己不跑關系。因此最重要的是強調人人從自己做起，強調‘慎獨’。還要強調有自知之明，做自己有本事做的事，不要什么項目都敢接。”李國杰強調。“中國學術界的一種不良風氣是把同行看成對手而不是合作伙伴，常常看不起同行，不認真向同行學習。因此常出現‘劣幣驅除良幣’的現象，跑關系最多的人往往是二三流的科技人員，起到干擾課題評審的作用。”

　　“建議首先在國家層面建立有效的科研管理與統籌協調機制，優化科技資源的配置和合理利用，加快政府相關部門職能轉變。”郭雷告訴《科學新聞》，“希望國家像重視海外人才引進一樣，下大力氣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速科研環境改善，這一點更具有根本性、緊迫性和長遠意義。”

　　而李國杰則認為，“君不見五四運動中大張旗鼓宣傳的‘賽先生’和‘德先生’快100年了還沒有深入人心。可見涉及中國人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的事情，對其變革的難度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對于未來的發展，在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志珍看來：“合理和公平的科技管理和資金分配需要不斷地討論和爭辯。（每個人的）地位不同，看問題的角度就不同，討論才會更加中肯、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