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惕碚：我心目中的王淦昌先生

　　編者按：2010年12月2日，《紀念核物理學家王淦昌文集》首發式在北京舉行。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在會上作了精彩發言，深切緬懷了的巨大科學貢獻和崇高品格，也講述了王淦昌對后學的真誠關懷以及對國家科學事業的深深憂慮。在此，我們約請李惕碚院士根據發言內容撰成此文，既作為對王淦昌先生的一個紀念，也是對科學創新環境的一個呼吁。

　　來到三里河王先生家時，核工業部的幾位領導正在看望他，同他商討什么事情；王先生見我來了，立即對他們說“你們回去吧，以后再討論，我現在有很重要的事”，把幾位領導給請走了。……他問我：“我能幫什么忙，能做點什么嗎？”先生誠摯的關切使我深為感動，但事情涉及不同的學術觀點和復雜的管理體制，我一時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先生的詢問。

　　王淦昌先生是清華大學引以為驕傲的杰出校友。我和王先生是相差32年的同學，現在是清華的教師；我想先生如果健在，是不會在意什么職位和頭銜的。1963年從清華工程物理系畢業時，我只填了“二機部”（當時的核工業部）一個工作志愿；看見分配通知上的單位是“二機部311工程處”時，高興地以為實現了參加核武器研制的愿望。其實，311是原子能研究所云南高山宇宙線觀測站的代號，同原子彈沒有關系。云南高山站是王淦昌和肖健先生于1950年代初領導建設的核物理和宇宙線物理研究的實驗基地。我到原子能所工作時，王先生已經“以身許國”，更名王京到青海領導研制原子彈去了；但宇宙線室的老同志還經常“王公”長“王公”短地講述著他的故事：如何在中關村福利樓為去高山站觀測的年輕人餞行；如何在學術討論中激烈指稱對方“胡說八道”后，經過爭論改變了看法，又立刻高興地伸出大拇指：“了不起，年青人，真聰明！”……這些故事使得從未見過面的王先生在我腦海里栩栩如生，慨嘆吾生也晚，雖有幸參與王公開創的高山宇宙線研究，卻無緣目睹他令人衷心向往的學者風范。

　　1992年，我和吳枚提出對象重建的直接解調方法，采用直接解調技術設計的空間硬X射線調制望遠鏡HXMT,用非成像的探測器掃描觀測得到高分辨像，有希望實現人類首次硬X射線成像巡天。由于直接解調是國外沒有用過的新方法，HXMT項目難以立項。1995年，中國物理學會學術年會要我作“宇宙線物理”的綜述報告，我把報告主題改為“高能天體物理”，借機介紹了國際天文學界和美國宇航局把實現硬X射線巡天作為高能天體物理發展的首要目標，直接解調方法為我國提供的科學機遇，以及HXMT項目面臨的困境。王先生年事已高，行動不便，仍然到會聽報告。幾天后，學會秘書汪雪瑛同志通知我，王公有事要我去他家里。來到三里河王先生家時，核工業部的幾位領導正在看望他，同他商討什么事情；王先生見我來了，立即對他們說“你們回去吧，以后再討論，我現在有很重要的事”，把幾位領導給請走了。王先生對我說，他在年會上才得知我們的工作，要我再仔細談談。他拿著一個小本，上面寫了對直接解調方法原理、應用以及HXMT項目狀況的幾個問題，一條一條地要我解釋并同我討論。隨著我的講述，王先生對方法的新穎之處以及我們用氣球飛行和國外數據得到的新結果興奮不已；聽到項目的困境，又難過地連連嘆息；最后，他問我：“我能幫什么忙，能做點什么嗎？”先生誠摯的關切使我深為感動，但事情涉及不同的學術觀點和復雜的管理體制，我一時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先生的詢問。

　　1946年王淦昌因提出探測中微子的方法獲中華文化基金會范旭東獎。戰后的1950年代，探測中微子的實驗被美國學者精確地完成，并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先生生前曾幾次在談話和文章中用平實的語言淡定地提到這件事情，那是在國家貧弱、國土淪喪的時期，只能無奈地選擇“讓別人去做”。但是作為一個實驗物理學者，一個愛國者，先生的心底一定留有難以言說的遺憾。

　　王公約談的次年，我在香港召開的“21世紀華人天文學會議”上介紹了HXMT項目。報告結束語說：“由于在硬X波段具有前所未有的靈敏度和成像能力，HXMT衛星將對空間天文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對于中國，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去實現人類首次硬X射線高靈敏度和高分辨率巡天，這也是對于中國科學界及其領導者的判斷力、自信心與勇氣的一個挑戰。”我剛講完，美國NASA戈達特中心的理論天體物理學家、中微子天文的一個奠基者丘宏義教授從頭排的座位站了起來，興奮地揮動著手臂說：“太好了，我們可以把美國人給斃了！”2001年，我因對象重建的直接解調方法獲中國物理學會首屆王淦昌物理獎，其時先生已去世三年。能與王公的名字聯系在一起，我深感榮幸；但王先生生前為之嘆息和讓海外的丘宏義教授如此興奮的項目卻仍無頭緒，又格外令人遺憾和惶惑。2004年美國發射了采用傳統成像技術的硬X射線巡天衛星SWIFT，雖然其靈敏度、空間分辨和曝光均勻性比HXMT差，但中國已喪失了實現首次硬X射線巡天的機會。又歷經多年的呼吁、評審、再評審，HXMT終于被遴選為“十一五”科學衛星項目。2007年向全世界發布了我國《“十一五”空間科學發展規劃》，宣布要“自主研制硬Ｘ射線調制望遠鏡，計劃2010年發射上天，實現我國空間天文衛星零的突破”。國務院批發的《航天發展“十一五”規劃》，也明確“優先支持面向重大科學問題的自主創新項目，研制硬X射線望遠鏡”。至此，用了近兩個八年抗戰的時間，一個基于國人自創方法的空間科學實驗總算有了實施的時間表。

　　1940年，王淦昌提出了探測中微子的實驗方法但無法在中國實現。他曾回憶：“我對探測中微子的實驗充滿信心，還建議我的學生許良英和我一起，從事這項研究。但是在戰爭時期，條件不具備，很多事情都做不下去。沒有光電倍增管，也無法親自做這個實驗，只能讓別人去做。我就把自己想出來的驗證中微子存在的簡單方法，寫了一篇題為《關于探測中微子的一個建議》的短文……先寄到《中國物理學報》，不知何故他們沒有采用。1941年10月13日，我又把這篇短文寄到美國《物理評論》”。《物理評論》于次年1月發表該文，6月就發表了美國物理學家阿倫用王淦昌的方法取得的結果《一個中微子存在的實驗證據》。1946年王淦昌因提出探測中微子的方法獲中華文化基金會范旭東獎。戰后的1950年代，探測中微子的實驗被美國學者精確地完成，并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先生生前曾幾次在談話和文章中用平實的語言淡定地提到這件事情，那是在國家貧弱、國土淪喪的時期，只能無奈地選擇“讓別人去做”。但是作為一個實驗物理學者，一個愛國者，先生的心底一定留有難以言說的遺憾。半個世紀以后，當我被先生對他并不熟悉的一個后學的工作如此地關切和興奮所深深地感動時，也從他對科學機遇面臨喪失的局面連連難過地搖頭嘆息中真切地感受到先生內心深處的遺憾。

　　2007年5月我去常熟參加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活動。這是我第一次到常熟，才知道抗戰時“沙家浜”軍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蘆葦蕩也在這里。那時，王淦昌在貴州的偏遠山區為浙大的學子們傳道授業。《王淦昌年表》（吳水清主編，經濟科學出版社）載：“（1940年）冬，一天夜晚，王淦昌在遵義老城小學一間教室作學術報告，內容是原子核的裂變及其和平利用。兩盞煤油燈下，王淦昌從盧瑟福α粒子散射，講到人工核反應、現代煉金術，最后講到核裂變，并且指出：‘如果可控的核裂變鏈式反應能夠建立，人類將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當時盡管教室又暗又冷，但在場的學生聽了王淦昌的預言，‘看到了人類的未來和物理的未來，卻興奮不已’。”也在那時，王淦昌為開創中微子物理做出了奠基性的成就。在我心目中，在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歲月里，常熟蘆蕩里的抗日軍民和在核物理最前沿開拓的王淦昌，都是我們民族的不屈精神的代表。在先生墓前，我默默地向先生報告了他所關切和擔憂的項目已經得到國家認可的好消息，望先生安心。

　　然而，（HXMT衛星）項目的落實又陷入了有關部門職責、權力和利益的復雜的扯皮過程中；現在，“十一五”已經過去，而衛星的工程立項仍然沒有實現。于是，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呼吁，又過去了三年，不知道是不是還需要再一個八年？這一狀況甚至引起國際科學界的注意。美國《科學》雜志發表了“誰為中國的X射線衛星買單？”的調查，文章刊登的地面樣機大幅照片的圖題為“創新的高能望遠鏡……永遠在地上？”，記者請多位歐美學者談對直接解調方法以及一再拖延后的衛星科學意義的判斷。盡管學者們一致地給予積極評價和熱心敦促盡早發放HXMT衛星，作為一個中國學人我深感恥辱。

　　王公1995年為一個有新意的科學項目的處境憂慮地嘆息以來，“創新”已日益成為時代的口號和輿論的時尚。我們不斷地聽領導們要求我們努力創新的教導，和上下輿論對缺乏創新能力的指責。似乎在中國，既缺少意愿又沒有本事創新的就是這批科學工作者了；他們還同時擔負著培養新人的任務，需要回答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在國家危亡的年代，前輩學人曾在貴州山鄉、在云南昆明、在四川李莊、在重慶北碚等西南邊陲，為民族為科學不屈地奮斗和創造，也留下了他們的遺憾和傷痛。現在，我們的頭上已經沒有日本飛機的威脅，國力也不可同日而語了。昨天，我騎車經過王先生在清華求學時所在的“科學館”，看見附近二教樓門口懸掛著一個公司招聘會的海報，上書“百萬年薪”四個矚目的大字。是的，同科學的發展一樣，國家和社會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面臨新的使命和新的困難，我們需要傳承前輩們不懈的科學追求和純真的愛國情懷。我在課堂上和報告中對學生講中微子和數據分析方面的內容時，總要演示從網上找到的浙江大學西遷貴州遵義湄潭的照片，希望學生們能同我一起，在腦海里再現70年前青年王淦昌沿著鄉間小道去郵寄中微子論文的傳奇般的情景。現在，《著名核物理學家王淦昌紀念文集》提供了百余幅精美的歷史圖片和王先生同事、學生和親友的百余篇感人的回憶和紀念文章，我們要感謝中國科協、科學普及出版社和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感謝《著名核物理學家王淦昌紀念文集》編委會，為科學和教育工作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原材料和精神食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