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研院勘查技術：從“小學生”到“國際裁判”

　　縱然已穿越了一個甲子歲月，當年為中央領導提供決策的“開業之石”依然保持著當年的“鋒芒”——在核工業北京地質研究院（以下簡稱地研院）的中國核地質標本陳列館里，工作人員手持先進的伽瑪儀慢慢瞄向它，伽瑪儀頓時發出“嘎嘎”的聲音。

　　1955年1月15日，這塊產自廣西的鈾礦石被帶進中南海向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匯報。

　　“我們國家現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鈾礦來。”面對西方大國的核訛詐核威脅，毛澤東主席當天主持召開了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做出了要發展核工業的戰略決策，標志著我國核工業建設拉開了序幕。

　　鈾被稱為核工業的“糧食”，我國要發展核工業，首先要抓鈾礦資源勘查。

　　同年4月2日，我國鈾礦地質勘查的專門管理機構——地質部第三局（中國核工業地質局前身）正式成立。

　　六十年崢嶸歲月，一甲子風雨兼程。60年來，我國核地質事業走上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求索征程。

　　成礦理論：從空白到系統創新

　　“開業之石”證明我國地下埋藏有鈾礦，但具體分布在哪，品位、規模又怎樣？

　　1955年，我國悄然組建了新疆五一九大隊和湖南三○九大隊兩支鈾礦專業地質勘探隊伍，希望用地質科學研究和勘探技術手段解開這些謎團。之前我國沒有鈾地質事業，只有個別地質人員做過極其初步的探索。

　　短短3年，核地質人正式向國家提交了第一批鈾礦儲量。

　　找礦初期，根據國外經驗，蘇聯專家不主張將找礦重點聚焦在花崗巖體內，但1956年，我國核地質人在花崗巖體內部發現鈾異常，1961年結束勘探時，這個被命名為“希望”的礦床成為我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產于花崗巖體內的鈾礦床，并使花崗巖體內鈾礦床成為我國主要鈾礦類型之一。

　　60年來，核地質人不斷創新發展鈾成礦理論，系統創新建立了我國花崗巖型、火山巖型、砂巖型和碳硅泥巖型四大工業鈾礦類型成礦理論體系，實現我國鈾礦找礦的不斷突破：鄂爾多斯盆地超大型砂巖鈾礦資源基地的發現，與創新發展了適合我國地質特點的砂巖型鈾礦古成礦理論直接相關；南方花崗巖型、火山巖型深部找礦的突破與鈾的深源成礦作用理論密不可分。

　　不僅要回答哪里有鈾礦，還要告知“礦有多少，潛力如何”。

　　2013年，我國完成了全國鈾礦資源潛力評價，初步摸清“家底”，預測全國鈾礦資源總量210多萬噸，為鈾礦勘查部署和鈾礦勘查規劃編制提供了依據。

　　“與以往不同，這次預測實現了從傳統人工定性向數字化定量預測轉變，提升了鈾成礦預測速度和精度。中國的鈾礦地質理論和預測工作，可以說在全球獨樹一幟，在國內外同行間有著廣泛的影響。”中國核工業地質局總工程師張金帶說。

　　勘查技術：從“小學生”到“國際裁判”

　　“那時我們西北鈾礦地質隊伍過著牧民般的生活，每天一人一匹馬，手持著有點像槍的探測儀，按照一定比例尺進行普查找礦。”在第一批核地質工作者黃世杰老人記憶中，雖然當時地質隊已經開展航空放射性測量，但不是所有地方都適合飛行，而且測量發現線索后，實地勘探還得依賴人。

　　如今我國鈾礦地質勘查科研生產能力大幅提升，基本形成了“天—空—地—深”的立體勘查能力。

　　2012年，2800米深的中國鈾礦地質科學第一深鉆開鉆，標志著我國鈾地質勘查由地表淺部向深部邁出實質性步伐。

　　“我們原有的鉆探設備都是傳統的液壓立軸式鉆機，鉆探深度在1200米之內。”但中國核工業地質局安全生產處處長、鈾礦鉆探專家姜德英說，通過廣泛調研，方案論證，聯合研制出全國首臺交流變頻電驅動繩索取心鉆機，鉆探能力達到3500米。

　　我國核地質事業起步時，被視為鈾礦勘查“眼睛”的核分析測試研究基本空白，如今完成了由“小學生”到“國際裁判”的蛻變。

　　目前，地研院分析測試所已發展成為國際知名的放射性元素、核素和同位素分析測試單位，在滿足國內放射性元素分析需要的同時，部分產品還走向了國際市場。

　　儀器是鈾礦勘查的重要手段，地研院儀器開發研究所所長張兆山說，60年來，我國核地質勘查儀器走出了一條引進消化再創新的道路，不少自主生產的儀器如測氡儀，已被廣泛應用于環保、衛生等方面。

　　“如今我們建立了國家級重點實驗室——集團公司重點實驗室——區域分析測試中心‘三位一體’的技術創新平臺，擁有了國際先進水平的衛星遙感、航空測量、地面物化探測量和分析測試等技術。”張金帶說，在這過程中，我國建立了150多項核地質標準，特別是地浸砂巖型鈾礦地質技術標準體系填補了領域空白。

　　勘查成果：形成南北并重鈾資源新格局

　　1980年，借助雙目放大鏡，38歲的陳璋如從一包待鑒定樣品中，發現了一種最大粒徑約1毫米的淺綠色黃色片狀礦物。

　　經過認真分析、按照程序申報，1984年，以產地命名的“騰沖鈾礦”被國際礦物協會批準承認，成為全球5000余種礦物中的一份子，這也是迄今我國新發現的六個鈾礦物礦之一。

　　“命名”背后體現的是一種科研能力。到現在為止，由中國人發現并獲得批準命名的新礦物只有100余個。

　　60年的成果不限于此。

　　中國核工業地質局局長杜運斌說，60年來，我國完成了近1/2國土面積的航空放射性調查，累計探明350多個鈾礦床，這一數字居世界前列，特別是近15年來，擴大、新發現40多個鈾礦床，其中有10多個是大型、特大型，甚至是超大型規模，實現資源儲量翻番，使我國鈾資源分布形成南北并重的新格局。

　　2003年，我國建立了系列化數字圖件和數據庫。

　　“把不同學科、不同專業、不同來源、不同類型的信息綜合、分析、評價，不僅能更科學地進行資源預測，還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地研院院長李子穎說，這為鈾資源區域評價和鈾礦勘查的數字化、智能化奠定了基礎。

　　人才隊伍：打造精干的“國家隊”

　　我國核地質事業是在近乎空白的鈾礦地質資料基礎上起步的。

　　第一次創業時，老一輩核地質工作者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跋山涉水，風餐露宿，足跡踏遍大江南北，汗水灑滿長城內外。

　　上世紀50年代，原中南地勘局三○三大隊的職工，用3臺手搖鉆機搖出28個鉆孔1406米的進尺，只用兩年多時間，提交了一個大型鈾礦床。

　　1962年，全國勞模李增貴班組創造了1564米的坑道掘進月進尺全國最高紀錄。

　　1999年核地勘隊伍管理體制改革后，找礦不斷取得重大突破，鈾礦地質隊伍的精干高效和裝備的現代化是重要的關鍵因素。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核地質科技隊伍的建設和科技創新的驅動。

　　60年來，這支專門從事鈾礦地質勘查的“國家隊”中，一批既有豐富實踐經驗，又有一定創新能力和學術造詣的領軍人才脫穎而出，其中入選國家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5人，李四光獎獲得者5人，黃汲清獎獲得者3人，國家級和部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33人。

　　六十載勵精圖治，薪火相傳。

　　今天中核地質站在新的起跑線上。

　　“國內鈾資源的總體態勢是近期有保證，中期有依托，遠期有潛力。”中核集團董事長孫勤說，根據我國地質條件，鈾礦勘查的技術挑戰和發展前景同在，需要在體制機制、創新體系、市場化、國際化等方面深入探索，不斷完善。

　　杜運斌告訴記者，未來中核地質將始終堅持“科技興核”的理念，聚焦鈾礦找礦，著力于重大地質科技問題的攻關，著力于推動成礦理論研究，為國家核事業發展提供“糧食”保障，讓中國核工業發展的“飯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