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田：教育改革千萬別把老祖宗的東西丟了

　　去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開展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的通知》，標志著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全面啟動。在傳統教育體制和人才培養模式弊端日益顯現的今天，從民間到政府，教育改革創新的呼聲越來越高。

　　2月8日，耶魯大學終身教授、復旦大學發育生物學研究所所長在赴美前一天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的專訪，他對中國正在進行的教育改革表達了自己的擔憂，“政府層面的思考比較多，但民間聲音反映的比較少，總體上非常不樂觀”，同時，他也對中國的創新教育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中國的創新教育第一要向祖先學習，第二要集民間力量辦學，第三要實現教育平民化。”

　　前不久，和許田同在耶魯大學任教的一名華裔教授蔡美兒出版了一本名叫《虎媽媽的戰歌》（中文名：《我在美國做媽媽：耶魯法學院教授的育兒經》，記者注）的書，在美國引起了激烈的討論。該書介紹了她如何以中國式教育方法管教兩個女兒，她罵女兒垃圾、要求每科成績拿A、不準看電視、琴練不好就不準吃飯等。

　　虎媽的教育方法轟動了美國教育界，并引起美國關于中美教育方法的大討論，虎媽的故事還登上了《時代》周刊封面，《華爾街日報》也刊載了《虎媽媽的戰歌》的節選文章，虎媽所倡導的“華人家庭教育”——以嚴苛辛辣的教育讓孩子成才引來種種爭議。蔡美兒為自己辯護說，《虎媽媽》一書，只不過是個人經歷而已，并非教育指導手冊。后有媒體指出，“虎媽媽式教育”代表的是美國華裔族群精英教育的一個側面，即使真能“開花結果”，也僅可能在美國教育體系里發生。

　　學生具有想象力、獨立思考能力和創造性思維，似乎從來不存在于中國教育之中。

　　許田教授卻認為并非如此。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美國教育界之所以在大張旗鼓地討論虎媽媽現象，是為了激起民眾對教育的重視，而并非認可虎媽媽的教育方法。相反，他認為中華民族的先祖非常有創新性，他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圍棋，“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棋類游戲，如果把這些棋類拿來相互比較，就可看出不同的文明程度。圍棋的規則看上去非常簡單，但現在它是唯一一種計算機不能打敗人的棋類，而國際象棋，計算機早就把國際冠軍給打敗了。圍棋形式簡潔，但是里面的道理深奧，它的復雜性連計算機都無法撼動。”

　　“如果沒有創新教育，中國古代的創造發明、創新思想成就何以如此輝煌？”許田認為，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最具有創新性的歷史時期，他舉出了諸如差動齒輪、鑄鐵、期思陂水利工程、十進制和計算器、指南針、舵等一系列春秋戰國時期的創新成就，而反觀近代科技史，中國基本上沒有什么創新成果，“先祖傳給了我們出色的基因，創新教育，首先就是要向我們的祖先學習。而我們現在的教育系統，卻把我們老祖宗的創新傳統給丟了。”許田開玩笑說，現在中國人從早上睜開眼睛到晚上閉上眼睛只有筷子是自己發明的。

　　許田以《論語》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為例，說明古代書院教育的優勢，“那時候都是小班教育，學生和老師之間可以互動，而且可以請不同見解的人來講課，增強了學生的思辨能力。”許田說，自己在耶魯大學開設遺傳學課程時，一個班級也有70人左右，但會分成4個課程小班教學，“就是為了提高學生的思辨能力”。

　　許田認為，中國現在的教育體系是完全西化的，但是并未真正把西方的教育體制學好，同時又遺失了中國教育的優良傳統，“這是因為教育管理者和辦學者真正對教育感興趣的不多，只是為了向上面負責，不出事就好。”許田說，中國有些大學校長，還有自己的實驗室，還要搶課題，還要申請經費，“是否全心全意做校長？”他指出，這和中國大學校長的任期制有關系，“最多干8年，當然要找退路了。”

　　“在美國，民間和政府都在辦教育，而且最好的學校大多是民間的。而中國并不是沒有民間自由辦學的傳統。”許田說，從春秋時期的孔子講學、宋明時期的書院到新中國建立前廣布農村的私塾都是民間自由辦學的典范。“最好的教育都在民間，民辦教育的好處有很多，第一就是形成良性競爭，有活力，完全官辦的教育很難有競爭；第二是能夠建立監督機制，確保每一筆教育開銷的使用效率。”許田說，如今要在北大、清華搞改革很困難，但是如果有了來自民間的競爭，情況就會好很多。

　　據悉，自2003年開始施行《》以來，大部分處于初步發展階段的民辦學校情況并不樂觀。據統計，2007～2009年間，上海民辦學校由202所萎縮到134所，滬上個別民辦學校的骨干教師流失率近50%。在今年的上海兩會期間，上海市人大代表周星增就為民辦高校的教師“叫屈”：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民辦教師和公辦享受同等法律地位和權益，但事實并非如此，“公辦教師享有事業單位編制，民辦教師卻是企業編制，不但退休待遇和公辦不同，教師在心理上也容易遭受打擊，覺得自己不是真正的老師。”

　　對此，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教授認為，在我國教育界，民辦與公辦，因出身不同，而待遇、地位迥異，縱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開宗明義講述發展民辦教育的重要意義，積極鼓勵社會資金投向教育資源，但在現實中，民辦學校始終感受低人一等，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無法享有與公辦學校一樣的權益。

　　“美國的大學教育基金數額富可敵國，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民間已經漸漸聚集起了一批關注教育的力量，它們需要得到更好的運用，政府也要轉變思路、努力引導。” 許田教授說。

　　而對于教育平民化，許田則引用了孔子的“有教無類”的觀點，“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沒有高下貴賤之分，國家應該大量選拔人才，而不是只有精英的小孩才能接受精英教育”。許田擔憂地說，如今在教育平民化這點上沒有上世紀80年代做得好，他舉例說，自己的大學同學中，有的真就是放牛娃，“拿到通知書時還在放牛呢”，但現在的大學里卻很少能看到窮人的孩子了，“現在的教育存在太多隱性消費，我還會常聽到家庭困難的孩子上不起大學的事情。”

　　實際上，從小學到大學，巨額的教育隱性開支已經讓中國大部分的普通家庭壓力重重。在這漫長的應試教育征途中，貧困家庭的子女已被變相剝奪了接受教育的權利。

　　近年來，盡管我國義務教育階段的所需花銷有所減少，但隨著社會競爭的加劇，父母對傳統學校教育以外的教育項目越來越關注，教育被列為家庭消費壓力最大的項目之一。

　　然而，自1993年國家提出教育投入占GDP的4%的目標卻一直未能實現。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胡瑞文等在課題研究中提出，根據測算，2020年我國全社會教育總投入需占GDP的7%，才能保障我國教育事業在2020年完成擴大規模、提高普及水平、推進均衡發展三大任務。

　　胡瑞文指出，30年來，我國教育經費雖然有了快速增長，但與世界中、上等收入國家相比，我國人均教育經費的絕對值和教育總投入占GDP比重的相對值都較低，教育經費短缺依然是教育事業發展的主要“瓶頸”。

　　“再窮不能窮教育”的傳統思想下，一邊是家長疲于擔負高額的教育費用，一邊是國家教育投入占4%的目標未能實現，教育平民化步履維艱。

　　“教育是30年改革最少的領域，現在正是教育改革的好時期。”許田教授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最大的成就還是在經濟領域。要說阻力大，30年前反對改革開放的人比現在多得多，但那是下了決心做的。而現在，國家富強了，民間有資本了，正是改革的大好時機，創新教育改革可以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