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科學素養嗎？

數據來源：第八次中國公民科學素養調查結果

　　【編者的話】

　　前不久，中國公民科學素養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公民科學素養水平雖然有提高，但仍只相當于日本、加拿大等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水平。報告再次引起大家對科普的關注。

　　國家的繁榮昌盛，離不開高素質的國民，離不開科學精神的浸染。所以，科普從來不是純粹的科學問題，而是事關社會發展的全局性問題。我國歷來重視科普工作，但是，我們也必須正視與世界發達國家存在的差距。

　　從今天（2月23日）起，人民日報推出“科學究竟有多遠”系列報道，與您一道了解科普現狀，走近科普人群，展望科普未來，共同鍛造我們的科技“軟實力”。

　　第八次中國公民科學素養調查結果顯示，2010年，我國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公民比例為3.27%，相當于日本、加拿大和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水平。該怎樣看待這一數據？中國人的科學素養究竟怎樣？引發了不少關注和議論。

　　1992年以來，中國科協在參照國際通用調查題項的同時，結合具體國情，在大陸地區對18—69周歲的公眾展開調查，形成了8次公民科學素質調查數據。比較這8次調查結果，尤其是解讀2010年的最新數據，能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國人的科學素養狀況。

　　公民的科學素養水平從三個方面進行測度：公民了解必要的科學知識、掌握基本的科學方法、崇尚科學精神的程度。一個被調查者只有同時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測度，才被認定為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

　　中國科普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何薇是唯一參加了全部8次調查的研究人員。據她介紹，2001年，具備公民科學素質的比例是1.44%，2003年的數據是1.98%，2005年是1.60%，2007年是2.25%。

　　2010年的調查顯示，目前我國公民科學素養水平（3.27%）相當于日本（1991年為3%）、加拿大（1989年為4%）和歐盟（1992年為5%）等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水平。但在何薇看來，并不能簡單地作數字對比，應該更關注中國的語境及調查數據背后透露的信息。

　　在這三個測量維度中，“公民了解必要的科學知識”與國外的差距較大。何薇稱，以9道國際通用的科學知識測試題的平均正確率來看，2008年美國的水平為64%，2010年中國的水平僅為41%。

　　在“掌握基本的科學方法”上，我國公民的科學素養提升緩慢。2005年為7.4%，2007年為6.9%，2010年僅達到9.8%。何薇分析，這主要源于我們長期以來對科學方法和科學研究過程的教育重視不夠。

　　對于“崇尚科學精神的程度”這個維度，國際上沒有統一的題目和標準可供對比。何薇說，“歷次調查都顯示，中國公民不相信迷信的比例是很高的，而且不同人群之間的差異很小。”此外，中國公眾對科技發展充滿信心與期望。以2010年的調查為例，有84.5%的公民贊成“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將給我們的后代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而在歐盟，這一說法的贊成比例為75%。在對科學研究的支持態度方面，77%的公民贊成“盡管不能馬上產生效益，但是基礎科學的研究是必要的，政府應該支持”。

　　雖然公民科學素養的提升并不十分明顯，但公民對科技信息的感興趣程度顯著增長。第八次調查顯示，2010年我國公民對與科技有關的新聞話題感興趣的比例增長較快，其中，科學新發現為71.6%，醫學新進展為71.1%，新發明和新技術為68.2%，均比2005年的調查結果提升了一二十個百分點。

　　何薇表示：“雖然中國公眾與美國和歐洲等國公眾在科學素養水平方面還存在差距，但是他們對科學技術的感興趣程度基本相同。”比如，對“新發明和新技術應用”話題，有49.2%的中國公眾表示“感興趣”，而歐盟的這一數據為49%。

　　在所有與科學相關的信息中，與公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更受關注。2010年的調查顯示，中國公眾最感興趣的科技發展信息是“醫學與健康”，選擇比例為82.7%。

　　中國科普研究所所長任福君認為，這些數據正體現了中國人對科學感興趣，有科普需求。“科普就是要從公眾的需求出發，滿足大家的科學欲望”。任福君認為，科普既要遵循普惠制，也要注重差異性。“比如城市老年人更關注保健信息，年輕人可能對于科學規劃職業生涯更感興趣。”

　　除了對科學技術信息感興趣外，幾次調查還釋放了一個積極信號：公民主動參與科普活動和參觀科技場館等的意愿在增加，參與機會和比例也在增高。以科技館等科技類場館的參觀情況為例：2010年參觀過的公民比例為27.0%，比2005年提高了17.7個百分點。2010年因“本地沒有”而未參觀過的公民比例為37.6%，比2005年降低了18.1個百分點。

　　任福君認為，這些數據體現了這幾年間，中國科普場館的建設速度加快，數量大大提升。但不能忽略的是，有些場館缺乏資金，空殼化運作，展品和陳列方式多年沒有變化，無法滿足公民的需求。

　　讓任福君印象最深刻的數據是新媒體對于科普的巨大影響。2010年，我國公民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由高到低依次為：電視（87.5%）、報紙（59.1%）、與人交談（43.0%）、互聯網（26.6%）、廣播（24.6%）、一般雜志（12.2%）、圖書（11.9%）和科學期刊（10.5%）。與2005年的6.4%相比，公民利用互聯網獲取科技信息的比例提高了20.2個百分點。

　　根據2009年的《中國科普基礎設施發展報告》，截至當年3月，我國網絡科普設施達到600余個，181個全國學會網站開設了科普欄目，科學松鼠會等民間科普網站更有針對性，新媒體日漸成為科普主力軍。

　　“在調查過程中，更要關注公民獲得科普知識的渠道問題。數據的變化，說明保證渠道的公平提供和利用，才能激發并滿足公民的科普需求。”任福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