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2015年全國環保廳局長研討班座談會上,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指出,質量是根本,總量是實現質量的重要手段。實現質量改善,既要通過總量控制解決固定污染源的問題,也要通過有效政策激勵各方面共同參與加強環境治理,從而實現環境質量的根本改善。
這一論述明確了總量減排與環境質量的關系,抓住了當前環保工作的重點,對于做好“十三五”時期的環保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總量減排是我國推進污染防治、改善環境質量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更不可本末倒置,將總量減排看做環保工作的目的,而忽視環境質量改善。只有正確認識并處理好總量與質量的關系,才能推動各地扭住環境質量改善這一核心,補齊小康社會的短板;才能用準用活總量減排制度,有效發揮其作用;才能激發全社會的活力,采取更多手段治理環境。
正確處理總量與質量的關系,是當前環境形勢下做好環保工作的迫切要求。目前,我國環境形勢仍然十分嚴峻,環境質量差,一些地區大氣、水、土壤等污染嚴重,已經成為全面實現小康的瓶頸和短板。總量減排制度實施近20年以來,主要污染物被納入國家約束性指標,在減少污染排放、遏制環境惡化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是改善環境質量的重要手段。
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僅僅依靠總量減排已經難以實現環境質量的全面改善。一方面,總量減排與環境質量不完全正相關。影響環境質量的因素很多,而納入總量減排指標的只是幾種主要污染物。例如,影響水質的污染物除了氨氮,還有總磷和重金屬等;影響空氣質量的污染物除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還有細顆粒物和揮發性有機物等。多種污染物結合在一起,還會產生二次污染物。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下降,環境質量不一定有明顯改善。另一方面,實現環境質量改善需要多種手段齊抓并用,比如政策、規劃等都很重要。因此,在經濟新常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之下,我們還應積極探索更多的辦法路徑,為改善環境質量提供強大的合力。
在處理總量與質量的關系時,要把改善環境質量作為治污減排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滿足公眾對美好環境強烈期盼的必然要求。環境保護是重要民生問題,環境質量關系到每一個人的生存質量。公眾對美好環境的期待,不是看總量減少了多少,而是看質量改善了多少。不是看指標完成了哪些,而是看問題解決到什么程度。只有正確處理總量與質量的關系,才能找準環保工作的方向,與人民群眾的呼聲直接對接。只有正確處理總量與質量的關系,才能集中全力解決老百姓身邊看得見、摸得著的環境問題,增強老百姓對環境質量改善的信心。
質量是硬約束,要想方設法抓牢、抓實、抓細;總量是重要手段,要用對、用準、用活。總量與質量的關系認識得越深入、處理得越好,環保工作的效果就會越明顯,環境質量改善目標就越容易實現。
首先,在新的形勢下要完善和用好總量減排制度。總量減排作為一項削減污染物的有效制度,今后仍將長期堅持下去,既要保持強制性,又可適當增加彈性。保持強制性就是要更加堅定、毫不動搖地實施這一制度,約束性指標必須完成。增加彈性就是要因地制宜,更加靈活地用好這一制度。一方面,我國污染物排放總量太大,遠遠超出環境容量。無論是水、還是大氣,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都在2000萬噸以上。根據專家測算,在現有的基礎上再降30%~50%,環境質量才會有明顯的變化。如果不能把總量削減下去,環境質量改善就無從談起。對于影響環境質量的主要污染物,仍要堅持全國性、約束性的總量控制。另一方面,目前,影響環境質量的更多重要指標還沒有被納入進來,“十三五”時期應更加科學地設置總量控制指標,完善指標體系。同時,由于各地環境容量、環境質量、污染狀況不同,總量控制不宜搞一刀切,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可以根據環境質量改善情況,適當對總量進行彈性調整。
其次,要強化綜合施策,形成改善環境質量的合力。《環境保護法》提出綜合治理的原則,就是要求運用各項經濟、技術政策和措施,發揮治理的綜合效益。下一步,應推進環境管制、市場手段、社會制衡等領域的政策和制度改革,建立多元共治體系。要用好約束性手段。強化法治思維,善用法治方式解決問題。生態紅線、環保督察等制度要深入探索,離任審計、黨政同責等制度要落到實處。要用好激勵性手段。要重視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調動各方參與環保的積極性。生態補償、環境稅收等政策需加快出臺,排污權交易、綠色信貸等政策仍需大力推進。
第三,要建立以環境質量改善為核心的環境管理模式。做好新時期的環保工作,必須始終堅持改革創新,完善管理制度,建立與經濟社會和環境形勢發展相適應的管理模式。以污染控制為核心的環境管理模式,容易造成污染治理與環境質量改善的脫節。我們要建立以環境質量改善為核心的環境管理模式,進一步理順與完善環保工作體制機制,提高環保工作成效。
環境質量改善是環境保護工作的核心,必須下大氣力,做到持之以恒、久久為功。以質量改善為根本,以總量減排為抓手,用好各項政策和方法,環境質量改善的目標就不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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