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亞：中國科技“眾帥之帥”

　　

1991年4月27日，新當選的中國科協主席朱光亞(右)和名譽主席錢學森在中國科協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上。

　　他扎扎實實地做事，卻有戰略家的眼光;他“一輩子就做了一件事”，卻是轟轟烈烈的大事。2月26日，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杰出的科學家，我國核科學事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朱光亞同志因病逝世。連日來，朱光亞家中設立的靈堂吊唁者不斷。人們懷著崇敬的心情，趕來送別這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學家

　　上世紀70年代，在中國新聞媒體報道參加重要活動的領導人名單里，錢學森、朱光亞的名字總是連在一起。當時的美國《紐約時報》注意到這一點，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錢學森之后的那個人》。

　　在中國戰略武器的發展中，這兩位連辦公室都相鄰著的科學家確實難以分開：錢學森負責導彈和衛星，朱光亞負責核武器。但一直以來，由于從事領域的不同和為人低調，朱光亞生前從沒有給自己的人生寫下過只言片語，甚至連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也只有4篇。

　　回新中國去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許，大西北的戈壁灘上驟然閃出一道強光，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但這一刻，朱光亞并沒有看到。原來，在離開試驗現場返回指揮塔時，司機駕車走錯了路。還在趕路的朱光亞，轉過身來，看到半空中正在升騰的蘑菇云，潸然淚下。18年前他試圖在美國尋找的“原子夢”，今天終于實現。

　　1945年8月，美國在廣島、長崎兩地共投下兩枚原子彈，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同時也喚起了中國人制造原子彈的夢想。

　　抗戰勝利后不久，國民政府邀請華羅庚、吳大猷、曾昭掄三位教授商討發展原子武器事宜。3人擬訂計劃，遴選優秀青年學者赴美考察。其中，朱光亞與李政道一起被吳大猷選中。

　　帶著滿腦子的“原子夢想”，一行人從舊金山上岸后，顧不得欣賞這陌生國度的景致，就直奔普林斯頓大學，可卻當頭迎來一盆冷水：先期到達的曾昭掄告訴他們，美國有關原子彈的各個科研機構均不準許外國人進入。而之前蔣介石政府承諾的50萬美金研制費也成為一紙空文。

　　現實令朱光亞醒悟：美國任何時候也不會幫助中國發展尖端科學技術;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舊中國也不可能搞出原子武器。

　　師生們考察的熱望破滅后，決定分別進入美國的研究機構或大學，學習前沿科技。朱光亞不改初衷，1946年9月，他隨吳大猷進入密執安大學，從事核物理學的學習和研究。

　　在密執安，朱光亞的學習成績始終全部是A，連續4年獲獎學金，并在《物理評論》上相繼發表了4篇英語論文。這也是目前公開渠道可查到的朱光亞僅有的4篇學術論文。

　　由于朱光亞在學術上表現突出，又在學校合唱團指揮合唱，因此在同學們中間很有號召力。他不僅是本校中國留學生會的主席，還在當時留美中國學生中規模最大的兩個社團中擔任分會會長。平日里，他常組織大家圍坐在草坪上傳閱《華僑日報》，宣讀家信，傳遞國內消息。

　　1950年3月18日，一篇感情真摯的《致全美中國留學生的一封公開信》發表在《留美學生通訊》上。此信一出，仿佛是吹響了回國的集結號，讓很多原本天平在搖擺的海外學子受到了感召，選擇了新中國。

　　這封信的主要牽頭人，便是朱光亞。

　　朱光亞認為，“只有把個人命運與祖國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獻給祖國，個人的人生價值和理想才能實現。”1950年2月，他拒絕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的旅費，匆匆告別學業尚未完成、正處在熱戀中的女友，取道香港回到新中國。正是此次臨行前，他和其他52名留學生簽名發出了那封公開信。

　　朱光亞當時可能不會想到，他的這個決定，竟幫助自己最終圓了沒有在美國實現的夢想。幾十年后，當朱光亞的莫逆之交、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回憶起這段往事時，調侃地說，“當初蔣介石派出去學做原子彈的幾位，只有光亞是派對了。”

　　“一輩子就做了一件事”

　　1965年，中央領導人宴請參加首次原子彈爆炸的核武器研制與試驗部門代表。宴會上，坐在周恩來總理左邊的是錢學森，右邊是朱光亞。

　　錢三強一直把舉薦朱光亞視為選拔科技帥才的一個成功范例，而李政道則評價這位好友為“兩彈”研制中的“科技眾帥之帥”。

　　1959年6月，前蘇聯來信拒絕按協定提供中國原子彈樣品和技術資料。中國決定“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來”。在此背景下，當時的核武器研究所急需一位負責原子彈產品的“科學技術領導人”。

　　在錢三強的力薦之下，年僅35歲、當時還只是原子能所一個實驗室的副主任、科技界“中”字輩的朱光亞，被調入核武器研究所，并很快就被任命為副所長，擔任科技方面的總負責人。

　　接到這個消息，朱光亞激動萬分。實際上，他從未放棄過自己的夢想。在回國后的短短一年內，當他還只是北大物理系一名副教授時，就出版了專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這是中國當時系統論述核武器知識的早期學術著作之一。

　　朱光亞的到來，很快使核武器所的工作有了起色。從最基本的理論學習、實驗準備工作，到規范科研管理、建立團隊精神，再到最終組織起一支像模像樣的研發隊伍，核武器所一磚一瓦的建設，都有朱光亞的努力與付出。

　　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程開甲，這些在當時就已很出名的科學家們，還有陳能寬、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都是在朱光亞的建議下加入進來，組成了中國核武器研發的黃金陣容。

　　1962年，我國原子彈的理論設計、爆轟試驗、中子源研制等均取得了重大進展。但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國內對原子彈研制項目是否“下馬”出現了爭論。9月，當時的二機部部長劉杰與李覺、吳際霖、朱光亞等，向中央提出了兩年內進行我國第一個原子彈裝置爆炸試驗的“兩年規劃”。

　　為進一步分析研究的可行性，朱光亞主持起草了《原子彈裝置科研、設計、制造與試驗計劃綱要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該文件對我國在當時科學、工業基礎薄弱的條件下，很快完成第一個原子彈裝置的研制起到重要作用。

　　同時，他還主持起草了《原子彈裝置國家試驗項目與準備工作的初步建議與原子彈裝置塔上爆炸試驗大綱》，提出將核爆炸試驗分兩步走，第一個裝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彈方式進行的方案。這一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國第一次原子彈爆炸的時間，更能安排較多的測試項目，用來監視原子彈動作的正常與否，檢驗設計的正確性。

　　這兩份至關重要的文件，被譽為原子彈的“兩個綱領性文件”。毛澤東對此做出重要批示：“很好，照辦。”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朱光亞緊接著又開始組織實施機載核航彈爆炸試驗和導彈運載核彈頭爆炸試驗，都分別取得成功，實現了我國原子彈研制的“三級跳”計劃。接著，又組織力量，獲得了氫彈試驗的成功。

　　

1993年秋，朱光亞在新疆羅布泊實驗基地。

　　在《戰略科學家朱光亞》一書中，朱光亞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生編年表上，出現最多的一句話便是——“主持某次核試驗取得成功”。

　　“我這一輩子主要做的就這一件事：搞中國的核武器。”朱光亞曾回顧說。

　　戰略科學家的眼光

　　鮮為人知的是，中國的核試驗除了歷經艱苦的科研攻關外，還一再受到西方國家的阻撓。

　　早在1963年，正當中國研制第一顆原子彈的關鍵時刻，美、蘇、英三國簽訂了《關于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試驗的條約》。美國人露骨地說：“我們能夠合作來阻止中國獲得核能力。”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朱光亞組織調研分析，親自起草了《停止核試驗是一個大騙局》的報告。報告指出，世界幾個核大國核試驗的停與否，最主要的是根據其核武器發展的需要來決定的。美、蘇已進行了大量的核試驗，取得了大量數據，他們目前停止部分核試驗對其核武器發展并無重大影響，可以通過地下核試驗繼續發展核武器，而中國則即將在大氣層進行核試驗。因此，美、蘇、英簽訂部分禁試條約的目的，就是妄圖把中國核武器事業扼殺在搖籃里。

　　因此，朱光亞在報告中建議說，我國不但不能禁試，而且要抓緊時機，盡快掌握地下核試驗技術。因為地下核試驗有利于保密和減少放射性污染，還可以取得地面試驗難以得到的許多測試數據和資料。

　　此后，在朱光亞的組織下，中國取得了一系列地下核試驗的成功。1986年3月中國政府莊嚴宣布：“我國已多年未進行大氣層核試驗，今后也將不再在大氣層進行核試驗。”

　　時間進入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核武器技術發展正處于一個重要階段，而美國核武器的設計水平已接近理論極限，很可能會加快軍控談判進程，促成國際上簽訂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

　　1986年3月，核武器研究院院長鄧稼先提出加快我國核試驗步伐的建議。時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亞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他在看到鄧稼先的建議后迅速給予支持，向中央領導作了匯報，并親自參與組織、領導了具體規劃方案的制定與實施。

　　1992年，美國果然提出進行全面禁核試談判。在關鍵時刻，朱光亞又向中央領導匯報了“再次加快”的建議和對策。

　　1996年7月29日9時，在朱光亞等人的指導下，我國又一次地下核試驗成功了。當晚，中國政府宣布：從1996年7月30日起，中國暫停核試驗。

　　而此前中央關于“兩次加快”的正確決策，使我國在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試驗，突破了先進核武器的關鍵技術，不僅中子彈獲得里程碑式的成功，而且造就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10年輝煌，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利益。

　　全面停止核試驗前后，朱光亞又多次敏銳指出，核武器技術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他親自指導核武器研究院和核試驗基地開展禁試后科研發展方向的研討論證，經中央批準后，很快啟動了禁試后核武器技術的研究發展工作。

　　朱光亞說，“我們不能兩眼不看世界風云，只顧埋頭搞武器研究。”作為中國工程院首任院長、中國科協主席，他的學術思想從未在“兩彈一星”這個節點畫上句號。

　　“朱光亞對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即著名的863計劃)實施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中國新型激光研究開拓者之一杜祥琬院士回憶說，“我們專家組開會時朱老經常來參加，并提出具體指導意見，包括新領域開拓先要進行發展戰略研究、物理概念研究，基礎要打好，不要急于上工程等等。”

　　多年來，世人一直看不到報道朱光亞個人事跡的文章，其實不是沒有人寫，而是寫了文章到他那里過不了關，不是被扣下來，就是因不同意發表而被退回。他總說，“先寫別人吧，我的以后再說。”

　　根據朱光亞的長子朱明遠回憶，解放軍出版社曾策劃出版了一套“國防科技科學家傳記叢書”，朱光亞自然是必寫對象之一。報請審批時，他二話不說，提筆就把自己的名字劃掉了。

　　1994年3月，全國政協八屆二次會議舉行大會選舉。在審讀朱光亞簡短的履歷時，政協委員們都被深深震動，96%的委員同意增選朱光亞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據時任中國工程院秘書長的葛能全回憶，1996年，朱光亞獲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的100萬元港幣獎勵。他拿到獎金支票后，馬上就捐給了中國工程科技界的工程科技獎獎勵基金，并反復叮囑周圍的人，這件事千萬不要張揚出去。他攢了 4.6萬多元稿費，也捐給了中國科協的一個基金會。他自己非常節省，經常拿臺歷反面寫東西，如果只需要寫一句話，他會撕那么一條下來，而不是用整張紙。

　　2009年，溫家寶總理到家中看望朱光亞。那時他剛出院，還坐在輪椅上，便讓秘書代讀了一封信。朱光亞在信中指出，科研誠信問題不容忽視，應在制度上有鼓勵嚴謹求實的改策，有防止科研不端行為的機制和措施。

　　正如杜祥琬所說，“他這種扎扎實實做事、不急功近利的作風，最值得當前中國科技界學習。”(本文部分內容參考下列書籍：《我們的父親朱光亞》《戰略科學家朱光亞》)

　　人物小傳：

　　朱光亞，1924年12月生，湖北武漢人，195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4月參加工作，1970年6月入伍，美國密執安大學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專業研究生畢業，博士，研究員、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

　　朱光亞是中國原子彈、氫彈科技攻關組織領導者之一。曾參與了中國原子彈和氫彈的試驗和研制，后又相繼組織實施了核電站籌建(如秦山核電站)、核燃料的生產以及放射性同位素應用等項目的研究開發計劃，并參與了“863計劃”的制定與實施。還參與了“中國工程院”的籌建工作。

　　朱光亞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88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曾獲何梁何利基金1996年度科學與技術成就獎。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授予他“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2004年12月，為表彰朱光亞對我國科技事業特別是原子能科技事業發展做出的杰出貢獻，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準將我國國家天文臺發現的、國際編號為10388號小行星正式命名為“朱光亞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