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鋒：如何在34歲躋身于世界頂尖生物學家？

　　豉汁蒸鳳爪端上桌后，一個小女孩頑皮地用筷子噠噠地敲打著餐桌。一位穿著Polo衫和牛仔褲的男士，正在和自己的小女兒、妻子和母親享用著廣式點心。在波士頓唐人街這個喧鬧的餐廳，沒人會多瞄一眼這位男青年。

　　沒人能猜到，34歲的張鋒會是這一代人中公認的最具轉化能力的生物學家，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在兩個領域角逐諾貝爾獎；或者說，他的發現可能最終能治療一些對人類健康最具威脅性的疾病，從自閉癥、精神分裂到癌癥和失明等病癥。或者說，他開發的一種遺傳學工具可能將人類帶入定制嬰兒的烏托邦時代，引起世界轟動。

　　在那一刻，張鋒只是一個年輕的父親、丈夫和兒子，吃力地向家人和記者解釋他為什么常常凌晨1點、2點甚至3點才從實驗室回家。

　　這是很重要的工作，他告訴記者。他邀請記者一起吃早午餐。他說他享受在其中，他希望能完成他的工作，這樣能對得起導師對他的投資，他......

　　“秋葉”，他的母親周淑君（音）插嘴說。

　　11歲時，張鋒隨母親離開中國來到美國愛荷華州得梅因市（Des Moines）定居。幾年之后，張鋒讀了高中，在一個研究基因治療的實驗室實習，常常回家很晚，母親常常需要在車子里等好幾個小時。一個秋天的傍晚，夜幕逐漸降臨，驅車回家的途中，他們看到落葉紛揚飄零的一幕。母子倆感到震驚，葉子居然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就會死去或處于垂死的邊緣。他們聊到一個人的時間是多么有限，母親回憶道，一個生命是多么容易就了無痕跡地從這個世界消失。“盡我所能，有所作為，對我來說似乎很重要”，張鋒說。

　　對科學界的任何人而言，他都已經做到了。

　　今年夏天，STAT開始持續關注張鋒，跟隨他參加聽眾多到水泄不通的講座，采訪他的導師和實驗室成員，并與他進行數小時的交談，深入了解他生活中很多不為公眾所知的細節。（在這幾個月的接觸中，）張鋒的形象逐漸變得清晰起來：他是一位眼光犀利卻很溫和的科學家，一個擁有雄心壯志的移民者，在這塊接納他的土地上希望攀登最高峰的奮斗者，以及對自己所在領域發展緩慢而急不可耐的研究者。

　　同事注意到張鋒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強的能力，例如，他能提早發現哪些是有前景的想法，煽動實驗室低年級的成員發揮創造力，有些課題似乎會很快取得成功，卻只是一些常規的進展，張鋒會抵制住這些課題的誘惑，而去選擇做有風險的課題。每當實驗室成員提出一個方案，張鋒會問道：這是個“小把戲”，看似聰明但卻無關緊要，還是一個真正的創新？

　　在遺傳學和神經科學領域，張鋒對兩種革命性技術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當他還是研究生時，他是光遺傳學研究團隊里的關鍵成員之一。這一團隊開發出了利用光激活大腦神經元的技術，使科學家搞清哪些神經回路控制了哪些行為，并尋找到精神分裂癥和雙相情感障礙等精神疾病產生的根源。僅僅幾年之后，張鋒做出了另一項讓他躋身于世界頂尖生物學家的工作：如何快速、簡便且有效地編輯植物和動物、包括人類在內的的基因組。

　　一些實驗室已經使用這一工具，用于改造人的免疫細胞從而使其不被艾滋病毒感染；治療老鼠的肌肉萎縮癥、白內障和遺傳性肝臟疾病；提高水稻，西紅柿，柑橘，煙草和小麥等農作物的產量。但是它也可能被用于改造人類的卵細胞、精子和胚胎的基因，父母可以選擇嬰兒個性、運動能力、外貌等方面的特征，就像定制一臺雷克薩斯汽車一樣，這將十分可怕。

　　這一被稱為CRISPR-Cas9的技術出現后，三家（生物技術）公司迅速創立，吸引到數億美元的風投資金，由此開啟了分子生物學的一個新時代。

　　“（這項技術）改變了我們做科學的方式” ，麻省理工學院的生物學家菲利普?夏普（Phillip Sharp）評論道，他是199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

　　這項基因編輯工具非常強大，對環境和人類將會有巨大的影響，世界各地的科學組織將于下個月（12月）召開一個全球論壇，起草一份“負責任”地使用該技術的指南。

　　張鋒是麻省劍橋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最年輕的實驗室主任。博德研究所是一個高水平的基因組學研究中心，隸屬于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張鋒是該機構八位核心成員之一。他的許多博士后和研究生都比他還年長。他總是帶著微笑，經常腳步輕快地走進所長埃里?克蘭德（Eric Lander）辦公室，展示他最新的“炫酷”數據。

　　在CRISPR技術發展過程中，張鋒的貢獻究竟有多大還是一場激烈的ZL爭奪戰的焦點，如果張鋒和博德研究所勝出，他會成為麻省理工學院最富有的科學家或企業家之一。這是張鋒在愛荷華州的童年時期從沒有想象過的未來。剛從中國來到美國，他的母親起初靠干一些粗活，比如在一個汽車旅館做保潔來養家糊口——盡管她是一位計算機工程師。張鋒的父親是中國某科技大學的一位行政人員，有幾年的時間并沒有和他們一起在美國生活。

　　感謝一個最平凡的經歷，因為一場電影，張鋒的人生從此開始改變。

　　生命可能被編程

　　在得梅因，中學的生物課還停留在解剖泡在福爾馬林里的青蛙的階段。而張鋒卻幸運地參加了一個分子生物學的“周六提高計劃”。那里的指導老師很聰明，他們發現，讓一群孩子全心投入的一個明智選擇就是給他們看電影《侏羅紀公園》。

　　“我的父母都是搞計算機科學的，所以我對編程一直很感興趣。”張鋒回憶說。這部1993年的電影，講述了狂妄自大的研究人員將恐龍與青蛙的DNA混合，將已經滅絕的爬行動物帶到現實中，“讓我明白生物學也可以是一個可編程的系統”。

　　一顆種子就此在張鋒的心里種下。他意識到，一個有機體的遺傳指令可以被改寫，由此改變它的特性，就像父母編寫計算機代碼一樣。

　　1995年，張鋒得到了第一個對活體生物DNA進行編程的機會，他那時是西奧多?羅斯福高中（Theodore Roosevelt High School）二年級的學生。學校當時有一個“天才學生項目”，負責老師問張鋒是否愿意課后去學校附近的衛理公會醫院一個基因治療實驗室當志愿者。“我說，這太棒了！” 張鋒回憶說。雖然那時他關于現代生物學的知識幾乎“為零”，但實驗室主任約翰?利維（John Levy）博士并不介意他是個“小白”。

　　每天下午，利維博士會坐在他的休息室，一邊喝茶一邊在白板上板書，解釋有關分子生物學的一些概念。張鋒很快就學會了關鍵技術，并在他的熱身項目中取得成功：使用病毒將水母中的綠色熒光蛋白基因移動到人的黑色素瘤細胞中，而綠色熒光蛋白是可以在黑暗中發出熒光的。

　　這雖然不是復活恐龍，但張鋒已經編輯一個物種的細胞，使其能夠表達另外一個物種的基因，細胞中散發出的奇異的綠色熒光就是明證。“它們亮了！”即使在20年后，張鋒還記得當時激動的心情。

　　這一年剩下的時間里，張鋒研究熒光蛋白能否保護DNA免受紫外輻射的傷害，這種熒光蛋白能夠吸收可能致癌的紫外輻射。他發現熒光蛋白可以做到，這一實驗成為張鋒參加愛荷華州科學展覽的項目，吸引了很多“像我這樣的孩子”，張鋒回憶道，“我們都是怪才（geeky）”。

　　高三那年，張鋒在利維的指導下使用病毒做了另外一個遺傳學項目，這個項目讓他于2000年獲得英特爾科學天才獎（ Intel Science Talent Search ）三等獎，并獲得5萬美元的獎學金。

　　“這個項目讓我滋生了治療艾滋病的宏大想法。” 張鋒說。這不是一個高中學生能夠做到的事情，而且一個高中生也沒有條件去推進熒光蛋白的工作，試驗阻止紫外光能否預防黑色素瘤。但他在這個過程中學習到了寶貴的一課：有趣的科學發現往往得不出什么結果。

　　在拿到全獎進入哈佛大學后，張鋒主修化學和物理學，還在莊小威的實驗室進行流感病毒研究。其研究成果在2004年發表在頂級科學期刊，描述了流感病毒是如何進入細胞的。而這項發現的關鍵點便是張鋒最早在愛荷華接觸的水母熒光蛋白。

　　在實驗室，張鋒就有點像茱莉亞?查德（譯者注：Julia Child，美國著名廚師，暢銷食譜作家，并主持廚藝電視節目），總能創作出奇妙的東西，但也常常出現把火雞掉到地板上的實驗室版本（譯者注：茱莉亞?查德曾在一次電視直播廚藝節目中不慎將一只火雞掉到地板上）。有一次，做有機化學實驗，他忘了把酸加入熱反應是一大禁忌，結果“所有東西變成泡沫然后在化學安全柜里炸開”，張鋒回憶說。他和實驗室的搭檔倉皇而逃。

　　另一件事對張鋒有著更為持久的影響。他有一位好友曾患上嚴重的抑郁癥，張鋒花了很長時間幫助他，確保他不會自殺。然而，這位朋友深陷抑郁深淵，最后不得不從哈佛大學休學一年。張鋒深受觸動，并決定獻身科學以研究更好的療法治療精神疾病。

　　愛因斯坦以一年內發表五篇劃時代的論文聞名于世，而張鋒也即將踏上幾乎同樣的高產之路。2004年6月從哈佛大學畢業后，張鋒到斯坦福大學讀研究生，加入了正在崛起的年輕的神經生物學教授卡爾?戴瑟羅特（Karl Deisseroth）的實驗室。他們兩人和另一位研究生愛德?博登（Ed Boyden）共同發明了光遺傳學：他們讓感光蛋白進入神經元，通過光激活特定的神經回路。張鋒的貢獻是開發了一套系統，即使用病毒作為載體將外源基因導入神經元，從而讓基因表達生成感光蛋白。

　　2007年，在接受某記者采訪前，戴瑟羅特讓張鋒在實驗老鼠的運動皮層神經元導入感光蛋白。果然，光激活了神經元并讓老鼠轉圈行走（視頻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8TVQZUfYGw）。今天，光遺傳學被認為是神經科學領域的一項重大成就，全世界研究人員都使用它來定位多種疾病的神經回路，包括精神分裂癥，抑郁癥或自閉癥。

　　拿到博士學位以后，張鋒“開始思考怎樣才能輕松將基因插入到動物細胞中”，和在光遺傳學中運用的方法一樣，但是適用于任何動物和任何基因。2009年，他拿到了哈佛大學獨立研究員（Harvard’s Society of Fellows）職位（譯者注：哈佛大學設立的一種類似于博士后但完全獨立做科研的職位，每年只招收10個人并資助其3年的研究）。這個聲望頗高的職位是為那些“有異乎尋常的獨立性和創造性”的人而設立，博德研究所神經生物學家、哈佛大學前教務長史蒂芬?海曼（Steven Hyman）說：“張鋒二者兼有”。

　　但這個職位并不提供實驗室，所以張鋒懇求借用哈佛資歷更老的科學家實驗室一隅。他的研究始于當時前沿的基因編輯技術：帶有“鋅指”結構的蛋白能識別特定的DNA序列并切斷它。細胞能天然地修復這樣的剪切，而且如果此時有外源DNA被導入細胞，細胞還能并入這段DNA。問題是，鋅指“極其難以操作”，張鋒說。

　　科學家在2009年還開發了另一種基因編輯技術，稱為TALEs。但是和鋅指一樣，TALEs也非常難以操作。張鋒回憶說，“我教授了學生如何建立TALEs，但他們要三個月才能掌握這一技術”。他作為主要作者發表了一項和TALEs相關研究，他們開創的TALEs技術能自動靶向人和鼠細胞中的特定DNA序列并激活或關閉特定基因。但是他并不滿意：“我覺得還有更好的方式來進行基因編輯”，他說。

　　張鋒的獨立研究員職位很快就要到期，他需要找一份工作。麻省理工學院麥戈文腦研究所的所長、神經科學家羅伯特?戴西蒙（Robert Desimone）曾聽到張鋒的導師戴瑟羅特稱贊其為“令人震驚的大人物”。對于像科研這樣的協作性工作，一篇論文有十幾個作者是很常見的。“你總是在想誰做了哪部分”，戴西蒙說。麥戈文研究所問了一圈，最終確定“張鋒在光遺傳學的科研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戴西蒙又補充說：“在這樣一個職業階段，張峰發表的論文稱得上是神經科學史上最強的發表記錄”。張鋒被麻省理工和博德研究所同時錄取。

　　2011年2月，在博德顧問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一位訪問學者報告了他關于細菌基因組里一種被稱為CRISPR的免疫系統的研究。“當時我坐在屋子的后面，正有些走神”，張鋒回憶說，但是這個奇怪的名字立刻激發了他的好奇心。

　　“我完全不知道CRISPR是什么，但我用Google對它進行了搜索，實在是非常興奮。幸運的是，這個領域開始的時間不長，要讀的文獻并不多。”幾天之后，在邁阿密參加一次學術會議時，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賓館閱讀關于CRISPR的論文。

　　他了解到CRISPR全名為“規律成簇的間隔短回文重復序列”，是微生物學家從細菌中發現的。CRISPR在細菌中的作用是抵御病毒入侵。CRISPR系統同時擁有“搜索”和“摧毀”兩種機制：使用遺傳物質RNA尋找特定序列的DNA，同時使用一種稱為Cas9的酶來切開DNA。CRISPR可以抵御侵染乳酸桿菌的病毒，而這種病毒侵染后會使酸奶變味，張鋒說，“當時這個領域關注的是使用CRISPR生產更好的酸奶”。

　　張鋒卻有著更為宏大的目標。“我們能讓它在人類細胞中工作嗎？”他發郵件給他的研究生叢樂，“這可能會是個大項目”。

　　這確實是一個大膽的目標。繼續研究TALEs，這是一個更加成熟的技術，當然會更加安全，叢樂后來回憶說，但“我們決定試一下CRISPR，它值得冒險”。

　　瘋狂工作

　　回到劍橋以后，叢樂“立刻意識到張鋒為何如此激動”。TALEs簡直要讓他們發瘋了，合成一個接一個蛋白需要大量的勞動，而且經常不能靶定他們想要的DNA序列。但是CRISPR使用RNA，而不是蛋白質識別基因組中特定的DNA序列。如果合成蛋白質就像使用積木拼裝過山車一樣復雜，組建RNA則像用線穿珠子那樣容易。

　　倆人并沒有像其他科學家那樣先去細菌中研究CRISPR熱熱身，他們直接跳入到人類和老鼠的細胞，如果CRISPR能夠在這些高等動物的細胞中工作，就能立刻證明它的醫學價值。在辦公室的白板上，張鋒列出了每一個他們需要做的實驗，并將它們一一分解。

　　“剛開始只有張鋒和我，我們發了瘋地拼命工作”，叢樂說。他們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測試Cas9酶，特別是要監測這些酶是否能夠進入人類細胞的細胞核。CRISPR系統起源于細菌，而細菌中并不含有細胞核，所以并不能保證它也能在真核細胞中工作。“我們希望能證明CRISPR比TALEs更好用，這是革命性的，也為基因組編輯提供新的選擇。”叢樂說。

　　他們經常工作到晚上11點或者更晚。張鋒要給學生上課，到下午晚些時候才能開始他的實驗。他們休息時吃拉面、中餐外賣或者卷餅。只有一次，張鋒臨時決定參加所住公寓中心的一個派對，并且嘗試了人生中的第一口龍舌蘭酒（每人只喝了一口，當晚他們又都回到了實驗室）。

　　這兩個科學家希望證明至少兩件關鍵的事情：CRISPR能夠在老鼠和人的細胞中編輯基因組，被編輯的基因組能夠按照他們的想法工作。他們使用綠色熒光蛋白追蹤基因，張鋒高中時就對熒光蛋白情有獨鐘；他們使用熒光顯微鏡和高級照相機研究綠色熒光：細胞里的綠色熒光越少，說明CRIPSR敲除的綠色熒光基因越多。

　　到2012年的春天，張鋒說，這些基礎的工作已經完成，他們也有足夠的數據來發表文章。但是這只會是一篇普通文章。“我不想只是因為結果已經可以發表就投稿，”他說，“我希望等到我們有重大的進展時再發表文章，而不是只為成為第一。”

　　“我們以為時間很充裕，”叢樂回憶說，“不知道還有競爭者。”

　　但競爭確實發生了。2012年6月，瑞典于默奧大學(Umea University)的法埃馬紐埃爾?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詹妮弗?杜德納（Jennifer Doudna）領導的研究小組在《科學》雜志上發表文章，報道了在試管中使用CRISPR-Cas9來切割DNA序列，“揭示了使用RNA來編輯基因組的可能性”。

　　張鋒沒有覺得他的成果被搶先發表了。他說，很多生化工具在試管中能夠工作，但在人的細胞中卻不能工作。在卡彭蒂耶和杜德納的文章發表前，叢樂回憶說，他們就使用了“一個完全獨立、不同的方法使用Cas9進行基因組編輯”，這與卡彭蒂耶和杜德納論文中提出的策略完全不同。“我們在那篇文章發表前已經研究出了這些細節”，叢樂說，張鋒在6月之前提交的一份基金申請里也包括了這些細節。

　　更重要的是，當他們讀到競爭對手的論文時，他們發現里面描述的使用CRISPR-Cas9系統的這兩種分子的方式與張鋒團隊設計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在試管中使用的系統缺乏在活細胞中進行基因組編輯的“關鍵成分”。

　　整個夏末，這個團隊都在持續加壓工作，收集的數據顯示他們的系統不僅能夠在人類和老鼠的細胞中靶向特定的序列，并且能夠同時編輯多個位點。最后的沖刺階段，張鋒為他擴張中的實驗室又招募了一些新成員，他的同事形容這就像一個科技初創企業，張鋒認識到他做了一個殺手級應用，于是在這個戰場投入很多人，猶如將軍指揮士兵。“我們”，張鋒強調了這個詞，“證明我們可以編輯人類基因組”。

　　他于當年（2012年）10月5號把文章送到了《科學》雜志，2013年1月上旬文章在線發表，同期發表的還有一篇類似的論文，通訊作者是哈佛大學教授喬治?切奇（George Church）。張鋒在哈佛大學做研究員時曾在他的實驗室工作過。當張鋒被問起是否知道以前的導師也參與到CRISPR的競賽，他說他并不知道。

　　ZL之爭

　　媒體上會有一些對張鋒不太好的新聞，他偶爾也會被人在推特上攻擊，因為麻省理工學院在他申請CRISPR相關ZL時支付了70美元用于加快評審。競爭對手把這描繪為有犯規的嫌疑，因為杜德納和卡彭蒂耶比張鋒提交ZL申請早好幾個月，但是還不能確認這是否會對對ZL決定的結果存在影響。

　　當時，美國ZL局的規定是將ZL授予第一個發明或第一個構想出新東西的人。張鋒提交了實驗室的記錄本，以證明他們實驗室確實是第一個（想到或發明的），這將比已經發表的結果占更大的比重。如果按照現在的“提交優先”的申請制度，ZL可能會授予杜德納和卡彭蒂耶。但在實際有效的“發明優先”的傳統系統下，麻省理工學院2014年4月獲得了一個關鍵的ZL，使用CRISPR編輯植物和動物的基因組，張鋒被列為發明人之一。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已經對這個決定提出申訴。該大學認為杜德納和卡彭蒂耶取得了CRISPR的關鍵突破，特別是確定了使CRISPR系統工作的三個關鍵分子，而張鋒在動物細胞中的成功只是她們工作的延展。

　　張鋒并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說杜德納和卡彭蒂耶2012年的論文“顯示了你可以在試管中對DNA進行剪切”。但如果延展到植物和動物細胞中是“顯而易見”的，“為什么我們的論文會被《科學》雜志接受？”張鋒問道。他說，他在2011年就有了在動物基因組中使用Cas9，并在人類細胞中使用的想法，他所設計的RNA與杜德納和卡彭蒂耶描述的并不一樣。

　　“即使一次只能改變一個基因，也足以引發一次革命。”

　　張鋒的突破打開了CRISPR研究的閘門：題目包含CRISPR的科學論文從2012年的90篇增長到今年的741篇（這一數字還在不斷增加中）。張鋒還使用一個稱為Addgene的非盈利機構與全世界的生物學家分享CRISPR的信息。

　　人們對CRISPR的濃厚興趣反映出它在基礎研究與商業研發領域的驚人力量。然而，幾乎沒有哪個媒體在報道CRISPR時不會提到“設計嬰兒”這樣的表述。CRISPR技術幾乎可以在任何類型的細胞中使用，包括人類的卵細胞、精子和胚胎。如果有人從諸如“人為編輯的生殖細胞”發育而成，那就意味著攜帶了基因組2.0版本。而他或她的后代也會如此。這引發公眾對基因編輯的熱情高漲，外界紛紛揣測CRISPR是否能夠加強個性、認知、行為以及生理等方面的特征。

　　今年4月，中國的科學家報道了使用CRISPR編輯體外受精中不能存活的人類胚胎基因組，引發了一場轟動。美國國家科學院下個月將會舉行一場關于基因組編輯的峰會，討論該技術的前景、風險以及監管的必要。

　　10月，張鋒向美國國家科學院報告了他的工作，強調他的實驗室以及他參與建立的公司Editas Medicine正在研發基于CRISPR的治療方法不會針對生殖細胞，而是用于其它細胞，比如編輯血液細胞來治療鐮狀細胞貧血。他說，即使一次只能改變一個基因，也足以引發一次革命。

　　“他的實驗室跑得更快”

　　張鋒最為突出的是他的工作效率。自2013年發表具有突破性的CRISPR論文，他已經發表了38篇論文。他的實驗室一直到深夜都很熱鬧，張鋒經常和比他更年輕的同事們一起歡快地使用移液器做實驗。“他和家人吃過晚飯就會回到實驗室”，他的妻子，還在學步的女兒以及他的父母擠在距離博德研究所1英里左右的一個公寓里，“因為他通常等不到第二天早上看實驗結果。”張鋒的博士后納奧米?哈比卜（Naomi Habib）說道，“他以身作則，不會去計算你在實驗室的時間，但他用自己的熱情感染我們。”

　　當哈比卜告訴張鋒她要生第二個孩子時——很多實驗室的老板在遇到這種情況時，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都會言辭不善，甚至發怒——而張鋒則安排了一位技術員來加快她實驗的進度，并在她不在的時候繼續實驗。

　　他將功勞歸于其他科學家，即使是實驗室最底層的人員。2014年，張鋒和同事編輯了一種新的CRISPR相關蛋白系統，他將其命名為SAM——表面上是“協同激活介質（synergistic activation mediators）”的首字母縮寫，其實是做這個工作的三個學生的名字首字母的縮寫。“我們需要起一個奇特的名字取悅審稿人”，張鋒說，“但其實SAM是為他們起的名字。”

　　他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夠洞見一個想法的潛力，就像他第一次聽說CRISPR那樣。5月，一位科學家參加博德研究所的一個基因組編輯會議，提到一些細菌可能使用Cas9以外的一些酶來切割DNA。隨后，張鋒隨意走到他的一個研究生貝恩德?蔡徹（Bernd Zetsche）旁邊問：“你忙嗎？” 蔡徹嗯嗯啊啊了一陣，顯然他手上有一個正在進行的項目，不過張鋒將蔡徹的方向改到他最新的頭腦風暴上來。

　　到了9月，他們就發表了一篇論文，描述了一個新的分子剪刀家族，可以用來編輯人類和其它物種的基因組。“不知怎么的”，蔡徹說道，直到現在他還沒從這種難以置信的快速轉換中回過神來，“這個實驗室的一切都跑得更快。”

　　雖然張鋒以CRISPR聞名，但他認為這僅僅是他實現真正目標的一個手段，他希望使用遺傳學理解并最終治愈精神疾病。他的實驗室有一半人員集中在腦科學研究。張鋒說，自閉癥、抑郁癥、精神分裂和其它嚴重的精神疾病取得真正的進展，這是驅動他向前的動力。他說，這些疾病帶走的一切，包括感受歡樂的能力、進行有意義的社會交流的能力，進行清晰、有深度的思考的能力，是“作為一個人非常必要的一部分”。

　　在最近一次組會上，哈比卜向三十多個人展示了她的實驗結果，她的PPT顯示數千個基因在哪些神經細胞中處于活躍狀態。張鋒并沒有主導這次討論，但他強調確保他們發現的重要性被公眾認知。

　　“圖1的沖擊力還不夠，”他說，“如果圖1能夠告訴大家，’我們能做這些，它很重要’，這會非常好。”想象你的聽眾是“一個高中生物課堂上的學生而不是你的同行”，他建議道。

　　如果世界還不知道你做出了突破性的成果，他告訴他的同事，那實際上你并沒有達到你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