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更嚴格措施保護野生動物

　　與《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草案）》初稿相比，此次二審稿對野生動物保護做出了更加嚴格的規定。圖為青海省青海湖那仁濕地的黑頸鶴。資料圖片

　　4月27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對《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草案）》（以下簡稱“修訂草案”）進行了分組審議。

　　二審稿在“總則”未變的情況下，主要進行了5個方面的修改。常委會組成人員在審議時認為，修改內容是對初稿的完善。

　　此次修改明確，只有因物種保護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確有需要時，才可采用野外種源，并遵守本法有關特許獵捕證的規定；為其他目的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都不得采用野外種源。對于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一些人工種群，此次二審稿中規定，可通過調整《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將其移出這一目錄，實行與野外種群不同的管理措施。

　　二審稿同時明確，對于獵捕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的審批權不下放，仍由國務院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批準。

　　建議禁止食用國家保護名錄中的一些野生動物，對食用行為本身做禁止性規定

　　在審議中，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以及專業委員會成員對修訂草案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歐陽昌瓊指出，現在的草案更多的是對生產和經營者的限制性規定以及處罰，建議明確禁止食用《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中的一些野生動物，對食用行為本身做禁止性規定，讓行為主體也受到處罰，才能夠更好地禁止違法行為的發生。

　　對此一些代表、委員也表示，這些年來，濫食野生動物的現象沒有得到很好的遏制，在某些地區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究其原因，是因為缺乏強有力的懲戒措施。

　　有代表指出，對獵捕、殺害、收購、運輸、出售國家保護瀕危珍稀野生動物的行為，我國《刑法》及《野生動物保護法》中都規定了嚴厲的處罰措施。近年來，執法部門依據相關法律規定，開展專項行動，嚴厲打擊并且從重處罰捕獵、殺害瀕危珍稀野生動物的違法犯罪行為，但吃野味并不在法律禁止之列，導致吃野味的人越來越多，形成對野生動物需求的市場，導致一些見利忘義的不法之徒鋌而走險。如果不在食用上加以限制的話，可能會反過來導致捕獵和殺害、出售行為難以得到更好的控制。

　　要明確野生動物人工種群和野外種群的具體范圍，進行更加嚴格的監管

　　“修訂草案”規定，人工種群不再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管理。對此，周天虹委員表示，實行了與野外種群不同的管理措施，野生動物就從法律上分成了兩個概念，即人工種群和野外種群，這也是這次法律修改的比較大的變化之一。

　　“這樣人為地將野生動物劃分成兩類，不是生物學上的分類意義，而是動物被利用的意義，確實也是我國當下的現實。但是《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必須注明清楚哪一種動物只保護野外種群，比如梅花鹿；哪種動物既保護野外種群，還要保護人工種群，比如說老虎，不管是野外種群還是人工種群，都必須得到保護。”周天虹說。

　　周天虹指出，對于野生動物的人工種群和野外種群，由于現在沒有生物學上的鑒定分別，監管就更要嚴格，否則借人工種群的名義而捕獵野生動物的現象就會出現，“所以我建議，在‘法律責任’中要加入一條，即以人工種群之名，實際是利用野外種群的，法律要加重處罰。”

　　在審議中，周天虹委員指出，“修訂草案”規定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對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進行野外考察或拍攝電影錄像的，應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或其授權的單位批準并且遵守有關的法律法規規定，但對外國人和中國境內一些組織和機構或者單位合作或授權國內一些單位進行拍攝的行為，并沒有做出相應限制。如果不做出規定的話，此條文很可能成為一紙空文，建議對這方面加強限制。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萬鄂湘也贊成周天虹委員的建議，他進一步指出，批準權應該掌握在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相關部門手中，不應做過多授權。否則可能產生一些權錢交易行為。

　　針對當前的放生活動，建議增加關于規范管理合法放生、禁止隨意放生的內容

　　“修訂草案”二審稿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的義務，有權向有關部門和機關舉報或控告違反本法的行為。對此規定，萬鄂湘建議應該增加公益訴訟的渠道。他指出，對動物的捕殺，如果沒有專門組織提出公益訴訟的話，僅靠個人舉報或控告，很難達到嚴管嚴查的目的。

　　任茂東委員說， 在草案中建議增加禁止不規范的放生的規定并且增加相應的處罰規定，有些人借保護動物之名隨意放生，給他人和其他動物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放生的本意是保護動物的生命，但需要科學指導，否則對生態環境將帶來不良影響。盲目放生還會帶來嚴重后患，有人在居民生活區放生蛇蟒，更有人把兇猛的外來物種在國內的自然環境中放生，其行為已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任茂東委員說。

　　閆小培委員也表示，建議增加關于規范管理合法放生、禁止隨意放生的內容。生態系統是一個很精密、相互關聯的體系，隨意添加或者減少其成員或改變各部分之間的比例關系，都會對生態系統的穩定和健康造成危害。

　　“動物的放生行為應該是一種嚴格、科學、專業的活動，而不應該成為一種隨意、大眾、作秀的活動。不當的隨意放生活動，既會破壞當地的生態系統平衡，甚至釀成生態災難，也對被放生的動物本身造成傷害，隨意放生就相當于殺生。”閆小培委員說。

　　閆小培委員建議可從兩個方面予以考慮：

　　一是放生是一項專業性的工作，應該由野生生物保護專業機構實施，并且對放生的生態影響進行評估，個人、民間機構和宗教團體的一般放生活動應當禁止，確有特殊必要的應報放生地當地野生動物保護專業部門，經主管部門評估其對當地生態環境的影響后予以批準或否決。即使批準放生，活動也應由主管或評估部門工作人員現場監管；二是大規模、風險性較高的放生以及外來物種投放活動，即使是當地政府部門組織的，也要由國家層面主管部門組織專家進行嚴格評估以后進行，當地政府部門無權隨意實施。

　　建議增加野生動物疫源疫病檢測和救護體系建設內容，實現疫源疫病信息化管理

　　艾斯海提·克里木拜委員建議，應在有關條款中增加“完善野生動物疫源疫病檢測和救護體系建設”的內容。他指出，隨著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野生動物與人、畜禽之間接觸頻繁，而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的廣泛性、多樣性、流動性等特性，不僅對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和畜牧業等構成巨大的潛在威脅，還直接影響到生物多樣性保護，對生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這些野生動物由于生活習性不同，生存環境各異，因此攜帶的病原體非常復雜，形成一個龐大的傳染病源體庫。近年來，諸多研究資料表明，許多畜禽和人類的疫病都來源于野生動物，所以要加強疫源疫病監測的信息化管理。” 艾斯海提·克里木拜委員說，目前國家級疫源疫病監測站實行信息化管理，通過網上測報系統，使野生動物疫情能夠第一時間到達國家層面，完全實現了“早發現、早控制、早處置”的防控目標，但是地方還沒有建立這樣的信息管理平臺，建議增加地方野生動物病原疫病信息化平臺，實現疫源疫病的信息化管理，提升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的防控水平。

　　建議建立全國統一的舉報機制，進一步健全和完善野生動物保護統籌監管機制

　　董中原委員建議建立對發現、舉報以及打擊危害野生動物行為獎勵的機制，他的理由是：獎勵發現、舉報以及打擊危害野生動物的行為，包括物質獎勵和精神獎勵等，讓正面行為得到政府和社會肯定，可以有效激發更多公眾參與野生動物保護的積極性。如果可能，應建立全國統一的舉報機制。

　　車光鐵委員建議進一步健全和完善野生動物保護統籌監管機制。他指出，“修訂草案”明確了林業和漁業對陸生和水生野生動物保護監管的主體責任，但在實際執行中，對兩棲野生動物的保護工作，因條塊分割管理，極易造成監管交叉、保護不當和責任盲區等現象。而且從教育、管理、監督、保護、處罰等各環節綜合保護的角度看，還涉及教育、工商、海關、畜牧、檢驗檢疫、公安等多個部門。他對此建議，在明確對兩棲野生動物保護工作責任的同時，進一步建立健全綜合協調和整體聯動機制，加強部門間的溝通配合，統籌做好保護工作。

　　二審稿有哪些變化？

　　與“修訂草案”初稿相比，此次二審稿做了一些更加嚴格的規定：

　　一是禁止生產、經營使用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沒有合法來源證明的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二是禁止食用非法購買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同時，二審稿明確了違反上述規定的法律責任，構成犯罪的，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