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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市西北角,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NIBS)。在這里,一對科研伉儷共同工作,他們是妻子董夢秋和丈夫杜立林。2007年,他們雙雙從海外歸來,在這里分別建立起自己的實驗室,既是同事,又是夫妻。他們如何相識、相戀、相伴,攜手從事生命科學研究?從研究生到獨立研究員,一路走來,又有多少故事?他們又有怎樣的獨特的“科研style”?

      杜立林,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以裂殖酵母為模式生物,研究細胞自噬等生命過程。

      董夢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以線蟲為模式生物研究衰老,并開發基于質譜的蛋白質組學相關技術。

      結伴科研路

      杜立林和董夢秋結識于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二人于1995年同時開始碩士研究生學習,自此結伴漫漫科研路,之后同時考入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又同時前往加州開始博士后研究工作。

      攝于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碩士求學時期

      研究生的求學階段是很艱難的,此時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侶陪伴左右,是非常幸運的一件事。在兩人的記憶中,博士第五年尤為難熬。那時,同年級的學生已經開始尋找博士后的位置,而杜立林做了三年的課題仍然只有一些線索,看不到盡頭。不過,信奉“知足常樂”的他沒有長時間陷在負面情緒里。“身邊有一個有共同語言、能隨時交流和互相鼓勵的伴侶對調整情緒也起了很大的幫助,”他說。博士第六年,他的課題終于取得突破,論文則在博士后階段發表。

      當時,董夢秋的課題進展順利,但由于長期重復挑線蟲的動作,寫論文時打字姿勢又不夠正確,她的手受傷了,連執筷、持杯都很困難。與此同時,畢業后的去向也讓她倍感焦慮。如果想要獨立開展研究工作,不僅面臨著嚴峻的競爭,還要對十幾個人負責,考慮經費等科學本身以外的問題,而不像研究生階段那樣純粹。面對自己身體的現狀,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承受如此巨大的壓力。董夢秋曾經考慮過去公司工作,但卻不喜歡重復性的工作;考慮過當中學教師,還參加了為期半年的教師培訓班。每思及此,惶惶難決,心情沮喪。杜立林并沒有特別對她說什么。董夢秋說:“每次我感到很累時,他就讓我歇兩天,然后重新把我推回實驗室。他相信我可能比我相信自己還多一點。”

      攝于耶魯大學博士求學階段

      在最疲憊的那段時間,董夢秋在丈夫的支持下前往阿拉斯加旅行,這段體驗讓她的心態趨于平和。一路搭帳篷前行,她與大自然親密接觸,還看到了當地人非常不同的生活態度。不像中國大城市里人人都希望盡早畢業、盡早找到好工作、盡早結婚生子,從此過上安穩的生活,在阿拉斯加,很多人自愿選擇了一種完全沒有穩定性的生活。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卻選擇歸田隱居,自己耕耘,過著近乎自給自足的生活,只是一個月進城采購一次,或許也會打零工掙一點錢,甚至沒有醫療保險。他們自己選擇了這種純樸而親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并由衷地熱愛它。董夢秋的內心被觸動了,她開始重新思考未來的打算,不再那么急躁。“我可以走科研的路,但我不一定非要走科研的路,”董夢秋說,“我決定做博后試一試,但如果要為科研放棄家庭,我就不做了。事業和家庭哪個更重要?這本身就不是個好問題。二者都很重要,短期內的失衡或許能讓你在其中一條路上走得更快一點,但長時間的失衡會讓你得不償失。”

      重返故土

      結束博士后階段,兩人面臨著學術界的“雙體問題”(two-body problem),也就是如何在同一個機構或城市找到工作。共同回國、共同在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工作,與其說是主動的選擇,不如說是冥冥之中的緣分。2006年,兩人在美國大范圍地投遞簡歷,希望能在同一個城市找到教職。他們偶然得知新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正在招聘,抱著試一試的心態遞了簡歷。意料之外,他們很快雙雙通過面試,拿到offer。“我們和北生所可以稱得上是一見鐘情。”董夢秋笑著說。

      董夢秋告訴我們,面對共同求職的伉儷,很多大學和研究所都會想辦法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上的問題。“很多系主任都很熱心,會主動幫你介紹或聯系適合的地方。如果他們想招收你,就希望你能安心做好工作。”北生所更是貼心解決了他們的住房、孩子入學等問題,讓他們沒有太多的后顧之憂。杜立林2007年先一步回國時,北生所已經準備好了裝修齊全的住所,他拎包入住,馬上就能專心投入科研。

      董夢秋和杜立林都認為,國內的科研大環境雖然和國外還有一定差距,但進步很快,尤其生物研究領域近年來研究水平上升得非常迅速。不過,考核是個大問題。怎樣評估一名科學家的成就,并依此決定提供多少支持?董夢秋說:“國內許多同行把不少精力花在基金申請上,很多人都說你要去跑關系,不然就會吃虧,雖然我自己不跑,但這給了我很大的壓力。這就像你看到別人家的孩子都上輔導班,那你要不要送自己的孩子去呢?”國外的基金申請也存在一定的人情因素,但評選相對更透明一些。他們希望評估更公平、更透明,讓科學家回歸研究本身。

      在這方面,夫妻倆對北生所非常滿意。經費相對穩定,不需要花過多的精力在外面申請,當初許諾的儀器設備等無一例外全部兌現,甚至更好。此外國內學生的素質也很令人滿意。

      1995年出國,2007年回國,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董夢秋坦言回國時受到了逆向文化沖擊:“好像是又回到了美國,大家都很開放、時尚,對財富也毫不羞澀。有很多網絡語言弄得我幾乎像不懂中文的人,鬧了不少笑話。”國內的生活非常方便,但“特別擠,特別臟,到處都堵”。然而,對做學術而言,北京和上海是絕佳的環境,因為在這樣一個城市之內,你可以很便利地找到幾乎任何方向的合作,比如不出北京的中關村就可以解決問題。

      攝于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休假期間

      同行在身邊

      杜立林實驗室目前的一個主要研究方向是自噬,這是一種把胞質中的物質運送到溶酶體中的轉運過程。對自噬的分子機制的了解發端于大約20年前芽殖酵母的遺傳學篩選,直到今天,我們對自噬的認識還主要來自于這個模式生物。杜立林實驗室是目前唯一用另一種單細胞模式生物裂殖酵母系統開展自噬研究的實驗室,他們已經發現了若干有別于芽殖酵母的新穎有趣的機制,為更充分地理解自噬提供了新的視角。

      董夢秋實驗室則同時向兩個方向攻關:線蟲的衰老和基于質譜的蛋白質組學。“衰老是什么”似乎是人人皆知的常識,但故事遠沒有這么簡單,和發育不同,衰老的定義并不清楚。董夢秋說:“如果你走進會場,問十個人衰老的定義是什么,答案會不一樣,甚至有人會拒絕回答這個問題。”董夢秋說:“我們一開始是無知者無畏,在很多東西都還不清楚的情況下就研究機理。現在,我們實驗室研究的重點就是老老實實地描述衰老過程中的生物學變化,清楚地刻畫這個過程,為理解機制打下基礎。”

      董夢秋開發化學交聯結合質譜鑒定技術,則是因為當時學界認為去乙酰化酶Sir-2.1調控衰老,而她想知道它究竟和哪些蛋白相互作用,通過影響哪些底物的乙酰化水平來影響壽命。她應用質譜技術來尋找底物蛋白,但酶和底物間的作用過程太快,常規方法可能難以捕捉,她于是想到用化學交聯技術固定酶和底物的復合體。化學交聯結合質譜鑒定能夠提供低精度但有位點特異性的空間結構信息,與電鏡得到的蛋白復合體結構相結合,能夠建立較好的模型。董夢秋自豪地說:“我們與計算所賀思敏研究員合作開發的這項技術現在是國際上最好的,分析過許多人的樣品。這個技術發展得很快,我希望在不遠的將來,每個實驗室都能很方便地使用它,質譜就和電泳一樣成為日常的實驗手段。”

      雖然研究領域相距較遠,不能深入地介入對方的研究,董夢秋和杜立林還是經常討論一些問題,以大同行的身份提出建議。因為同在一個單位,一起上下班的路上就成為了絕佳的討論時間。車飛馳在家和研究所之間,而思維飛馳在學術思想的“高速公路”上,他們談自己最新的進展,也從另一種角度指出對方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他很敏銳,能看到很多別人看不到的問題。”董夢秋說。除此之外,他們也在技術上進行合作,董夢秋的質譜技術能夠幫助杜立林解決一些科研過程中的問題。他們過去還互相修改論文,不過隨著工作越來越繁忙,現在很少能繼續這樣做了。

      杜立林高度評價妻子的工作:“我很佩服夢秋能同時在蛋白質組學和衰老兩個方向上做出國際一流的工作。”而董夢秋認為丈夫是他們兩人中更聰明的那一個,知識范圍很廣,總是頭腦清楚,實驗設計方方面面都能考慮到,讓人佩服。杜立林的研究領域相對較為成熟,最初那些最大的問題基本上已經解決,但依然有一些重要的問題,這時周全的實驗設計顯得尤為重要。“他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做科學,我覺得他是最好的科學家。”董夢秋說,“他很有創造性,現在也開始嘗試一些新的東西,不再是博后期間的那個領域。當然這需要時間,來把領域內大的線條逐漸地刻畫出來。”

      享受慢科研

      回國做PI后,夫妻二人一般每周在實驗室工作六天。“不過每天在實驗室的時間都不是很長,孩子上學時一般是早上7點半到,下午5點走,晚上在家里也會做一些和工作有關的事,”杜立林說,“很幸運的是,家里有理解和支持我們的老人幫助我們。”

      杜立林說,伉儷共事,更容易理解對方的所做所思,更容易體諒難處和分享喜悅,能更好地相互支持,有助于事業上的成功。“我們夫妻各自的事業成功都離不開對方的支持,平時我們都積極分擔和家庭有關的責任,當需要做出選擇時我們盡量照顧雙方的意愿。但有時也不得不有一方做出犧牲。”2001年找博士后時,董夢秋最心儀的實驗室在西雅圖,但是因為杜立林想去圣迭戈的一個實驗室,她放棄了自己的首選。她說:“我在努力尋找適合自己的方式,協調工作、家庭和自我維護,比如運動、娛樂、興趣愛好。這個平衡點是有彈性的,可以短期偏離,但是如果長期偏離,就要出問題。要盡可能在健康快樂的狀態下做科研,這樣才有體力和心理上的‘儲備’,支撐你熬過研究過程中持久的、困難而又關鍵的階段。”

      回顧一路的經歷,董夢秋認為當年在教師培訓中得到的一句忠告讓她受益匪淺:“develop a teaching style that suits your personality. (形成適合你性格的教學風格。)”如果天生不茍言笑,不要強求你的課堂風趣靈動;平實清晰也是美好的,把知識講授清楚就能吸引學生,因為問題和邏輯有天然的魅力。做科研也是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不必也不應強求每個科學家都爭先恐后地當領頭羊。“我不喜歡競爭,如果要我搶在別人前面發表文章,我也體會不到其中的樂趣。”她說,科研競爭激烈,但不要被競爭牽著鼻子走,過度競爭、過度緊張具有毀滅性。董夢秋堅信,未知世界如此之大,問題如此之多,每個人在科學中都會有一席之地,都可以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雖然在學術上成熟得很慢,37歲才有工作,但她很享受慢慢做科研的過程。有時,她也挺懷念當學生和博士后的狀態,生活很簡單,專注于自己的科學問題,每年夏天和圣誕他們都會一起出去度假,這是適合她的節奏。

      今天,科學研究已然成為三百六十行中的一個行當,或許有些特殊,但更多的是尋常。從事科研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場孤注一擲的賽跑,不是為高尚的理想沖鋒陷陣、流血犧牲。找到屬于自己的科學問題和生活節奏,專注地做自己喜歡的事,與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人一起工作和生活,也許忙碌,也許平淡,但其中自有幸福。

      在采訪的最后,杜立林說:“我和夢秋的實驗室都有同屬一個實驗室的情侶或夫妻,我們很高興看到他們在事業上和感情上都收獲幸福。”是同事、是夫妻、也是朋友,董夢秋和杜立林與其他科研伉儷一起,探索著平衡之道,追尋著一種充實而飽滿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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