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藥創新可以打破西方神話

　　當今我國藥物開發水平是否超過上世紀70年代？既不是，也是。說不是，緣于如今上市的藥物、已經被廣為宣傳的藥物，其創新程度并沒有達到我國1970年代的水平；說是，則是因為我國醫藥人才增加、研究和研發條件改善、投資環境改善，在默默推進的研發工作中，可能有創新程度很高的藥物。

　　 實際上，在藥物研究歷史上，特別是上世紀20年代至80年代，我們有可圈可點的工作成就；但如今，我們的藥物工業并沒有滿足人口大國的需求。其原因深究起來，還是新藥創新能力不足。

　　 上世紀70年代藥物原創的圈點

　　 1923年至1925年，我國著名藥理學家陳克恢博士在北平協和醫學院工作的兩年期間，發現麻黃素的藥理作用，雖然其化學分子是日本科學家從中藥中提取的，但其正確的藥理作用卻是陳克恢發現的。藥理作用直接影響其臨床應用，陳克恢的原創性為全世界藥理學界公認，甚至超過了他以后在美國禮來藥廠作為主要科學家、在美國藥理毒理學會任理事長的工作。迄今，麻黃素及其衍生物還在全世界繼續應用。

　　 1941年至1948年，我國藥理學家張昌紹以及合作者從中藥常山中分離單分子——常山堿和常山新堿，具有抗瘧作用，期間超過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教授的工作，具有無可置疑的原創性。

　　 1971年，屠呦呦和同事們從中藥青蒿中分離獲得青蒿素分子，成為新一代抗瘧藥物，原創性和實用性總體無疑為中國第一。

　　 1973年至1979年，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張亭棟和同事，根據民間傳說，確定砒霜及其化學成分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療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具有高度的原創性。

　　 1987年，上海第二醫學院王振義教授在1977年美國Breitman等、1983年日本Honma等人體外實驗發現維甲酸可分化APL白細胞的基礎上；在1983年美國Flynn等分別用13-順維甲酸成功治療APL個案的情況下，在缺乏13-順維甲酸的情況下用全反型維甲酸治療APL獲得成功。1987年，王振義課題組以黃萌茸為第一作者在《中國醫學雜志》發表文章。此后，法國醫生確認全反型維甲酸作用確實強于13-順維甲酸。今天，三氧化二砷和全反型維甲酸為APL治療的標準，這些工作對病人很重要，無論是歪打正著，還是事先設計，也都有一定原創性。

　　 當前我國熱門新藥創新的不足

　　 今天，我國熱門的新藥有生物制藥、免疫治療（含藥物和細胞）、化學藥物三大類，但種種問題暴露出：還不能說我們的創新能力已經躍居世界前列。

　　 生物制藥我國近三十年“山寨”國外的例子很多，曾出現過學生從自己老師公司抄襲有用藥物的事件，也有把國外以前和今天都認為無效的分子，變成在國內可以銷售給病人的產品這樣神奇的騙局。

　　 對免疫治療的藥物和細胞來說，依據同一個原理、同一種作用的抗體或細胞，每個課題組、每個公司可以打出不同的分子細節，而ZL又不予保護，所以蜂擁而上，大家競爭。如果有效、便宜，對病人當然有用，但原創程度不是其特點。而日本在1992年發現的PD-1免疫抑制分子經過藥廠努力，2014年就上市了，這是從基礎到臨床一條線連續作戰的結果。

　　 2010年代與1970年代新藥創新的比較

　　 在資源投入和人員參與兩方面，我國新藥研發遠優于1970年代，而且確實拿到了可以批準的新藥，不僅降低了藥價，也支持了中國本土藥物工業。

　　 在對國外ZL法理解方面，我國現在懂得更多，對企業利益保護能更有利于我國本土企業。

　　 在藥物化學結構改造方面，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就會。現在改造和修飾原有藥物的能力高于上世紀70年代。衍生藥物可以合法地作為新藥，但其過程并非一目了然，需要多試。能夠成功地衍生藥物，是值得肯定的成就。只要能為我國病人帶來福利，合法地仿制和衍生是我國應該支持的工作。

　　 至于有錢的企業買國外藥物到中國來做臨床試驗，是好事還是壞事？目前難以預料。我們都知道，當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讓國內報批藥物的機構自查資料可靠性的時候，80%左右的被自行撤回，也就是自己都覺得不可靠。

　　 但是，我國藥物創新到什么程度了？我國今天上市的化學藥物能否被稱為“兩彈一星”？“兩彈一星”雖然是原理已知、國外已有，但絕大多數國家并不能從原理來制造。在“兩彈一星”研制過程中，我國老一輩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創造性地動腦筋，設計建造都有創新。

　　 鑒于此，過高估計我國藥物的原創性，不僅影響產業導向、影響病人理解，也可能直接危害生產廠家。實際上，國外的原研藥ZL很快到期，藥價將很快下降，仿制的廠家猛增，而國外新一代作用更強、副作用減小的藥物也很快將上市，我們不能因為自己宣傳而麻木不仁，最后害自己。之所以有這種過度宣傳，一方面是藥廠需要；另一方面可能是我國新藥專項投入經費后能夠拿出手的成果太少，有關方面急于希望有東西給社會和病人彰顯，只好以此交差。

　　 中國新藥創新有望打破西方神話

　　 我國藥物研發不僅與美國有距離，而且也還不能與瑞士這樣的人口小國、藥物研發大國相比。雖然我國現在已經研制出的藥還有待提高，但是我國新藥開發也有不少優勢：一是生物醫藥和化學界培養和積累了大批人才；二是藥物研發投資鏈的建立、投資意向的增加；三是在有些藥廠、有些機構、有些實驗室不廣為人知的工作中，有些是默默推進著重要的、很有潛力的、原創性很高的、可能很有效的新藥。

　　 再樂觀一些，國外所謂“十年十億美元一個新藥”的神話，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打破。陳克恢、張昌紹、屠呦呦、張亭棟等人沒一個用了很多錢，恐怕關鍵研究加起來不到幾十萬元。國外大藥廠最初也不是靠大量經費成功，而是百年前一些藥廠有很好的團隊。應該說，今天西方的神話與大藥廠高管不思創新、極力避免批評而保住自己職位造成大量失敗有關。這種神話普遍影響中國，是不敢創新的一個重要因素。未來，如果我們掌握藥物替代和研發規律，依據基礎研究發展而獲得洞察力，如果各方面有擔當，有望打破這種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