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彬：中國科學家為什么不善科普？

由于在科普和科學傳播方面的貢獻，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鄭永春博士前段時間獲得了美國天文學會行星科學分會頒發的卡爾·薩根獎（Carl Sagan Medal for Excellence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in Planetary Science），令人高興。但面對這一新聞，不少科學界朋友都談到：中國科學家的科普工作做得究竟如何？觀察和思考告訴我們，中國科普工作其實不是多，而是太少；不是做得好，而是很不夠；不是強于，而是輸于世界同行，至少比發達國家差很多。

從理論上講，科普決定著國民科學素養水平，就某種程度而言，決定著國家創新能力，影響著中國未來；從科學發展規律而言，科普是科研事業發展的內生需求，只有公眾理解科學，才能更加支持科技發展。據中國科技館原館長王渝生介紹，我國的科普力度遠遠不夠。據統計，美國電視臺的科技節目，平均占到總節目量的20％，日本電視臺占15％，而我國電視臺只有6％左右。他說，我國科普活動不僅經費嚴重缺乏，活動內容不多，科普讀物也是少之又少，很多讀物都是粗制濫造。

我國的現實是，一方面科普力度遠遠不夠，另一方面科學家普遍不樂意開展科普。中國科學院大學李大光教授認為，作為內行的科學家往往不愿意站出來講真的科學，結果老是外行人寫，一傳二傳之后，就越來越不靠譜，最后變成假科學，反過來阻礙科學發展。

從制度設計來看，科學家的核心任務是科學研究，申請科研項目資助、野外科考、實驗室研究和數據分析、發表論文、申請ZL等等，從事科普本不在科學家的職責范圍之內。本來科學家的研究工作就很忙，一般很難再主動抽出時間進行科普了。

從激勵機制看，從學術共同體（學術圈）的評價機制來說，很多人認為科普沒有創新性，“科研做不下去了才去做科普”。即使是有著國家科技體制改革“試驗田”之稱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創始人兼所長王曉東所在的科學家圈子里，有一個玩笑說作為科學家每上一次報紙就會丟掉一個朋友，上一次電視就會丟掉所有朋友。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即使是科學家，面對媒體時說的話也不可能一直足夠嚴謹，這些不夠嚴謹的話通過媒體傳播出去后，科學家同行們很容易給你打上“媚俗”的標簽。在這種學術共同體氛圍和評價機制下，做科普不但不會給科學家在學術圈內的形象加分，反而會被認為是“好出風頭”，“想出名”，在學術共同體里得不到肯定和認同，對個人形象塑造甚至是負面的。

目前中國的科研評價機制還不完善，往往僅以科研成果衡量科研成績。而那些花了精力做科普的科學家的工作，無法量化評價，這就很難調動科學家從事科普工作的積極性。以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林群院士為例，雖然在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關注科普教育，并對其產生濃厚興趣，有意進行科普工作，但為了職稱評定，他也只能到1993年評上院士之后，才能做這份自己喜歡的科普工作。

西方為什么那么多科學家、科技人員親自上陣從事科普工作？李大光教授認為，這與他們的激勵機制有很大關系。他們很多項目要想拿到經費，必須走出去吆喝。吆喝的一種方式是寫報告，往往得按科普的路數寫，因為管發錢的人不懂你的專業術語。在美國，科研經費主要是通過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該機構類似于我國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撥款，他們會考慮你的研究結果是否得到公眾的支持，那么你的報告就要讓公眾聽得懂。這些報告本身就是很好的科普。再比如，英國有些基金會甚至要求，撥款項目結束后，你必須進行與該項目有關的科普活動，寫科普書，或者進行科普演講。這些都是從硬環境上推動科學家做科普。

因此，在國外，科學家花納稅人的錢，就必須對公眾負責。每一個科學項目，每一個研究領域，科學家都必須爭取公眾支持，都要在一定的時間內，用通俗的科普語言，告訴公眾自己在干什么。這樣一來，良好的科學氛圍慢慢形成，公眾也能夠了解到科學家從事的工作，了解科學家。

如何改善我國科學家不熱衷科普的局面呢？筆者特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采取硬約束手段，激勵科學家從事科普。要把科普成績納入其考評體系，并在項目申請和完成環節（甚至在項目進行中），增加對科普的要求，如國家財政支持的公益類科研項目應明確要求開展適度的科普，并列入考核目標。

二是建議在國家科技獎勵體系中設立國家科學普及獎。目前，我國設立了五項國家科學技術獎（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沒有科普相關的國家級獎勵。對國家長遠發展而言，科普與科研同等重要，是科技發展的兩翼，不可偏廢。科學普及對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影響深遠，要從國家層面肯定科普工作的重要價值。

三是完善科普經費投入機制。我國的科研項目投入雖然很大（全社會的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已經超過2%），預算精細到每一項具體工作上，但卻唯獨少了科普經費。目前科學家從事科普只是盡義務，很難申請到相關經費。盡管國家要求各省市縣本級財政科普投入要達到人均一塊錢，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經費很難落實，另一方面即使落實了，這微薄的經費一般也只能用于簡單的科普宣傳或設施建設，很難開展有效的科普工作。

作為科學家，應該如何做好科普工作呢？我們可以借鑒美國的做法。

針對科學家與公眾之間的認知矛盾，美國科學促進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簡稱科促會）曾于2008年組織過四場研討會，其主題對我們很有啟發。他們分別邀請來自互聯網、核廢料、基因信息、新能源四個領域的科學家及公眾代表交流。這四場研討會達成的共識包括：公眾與科學家都具有差異性；科學界必須贏取并維持公眾的信任；正如公眾需要學習科學知識，科學界也必須了解公眾的態度與行為；科學家有必要加強與公眾的交流。基于這些共識，美國科學促進會提出如下四條建議：

首先，科學家應該在技術研發的早期階段就盡早讓公眾參與討論，重視公眾的意見，并持續達成共識。

其次，評估新技術的風險與收益時，科學家與工程師們應該尊重公眾的訴求與擔憂，并清楚傳遞科學工作的倫理與價值。

這兩點是基于美國在尤卡山（Yucca Mountain）設置核廢料儲存受阻的教訓。1987年，美國政府通過法案，宣布將內華達州尤卡山指定為核廢料永久儲藏點。盡管此前政府科學家聲稱已經在地質、水文、構造等方面進行細致的考察，該決策是基于科學證據的安全決策，然而這并不能打消公眾內心的憂慮。其后，政府被迫花費大量資金宣傳該項目的安全性，但收效甚微。與美國政府“決策、宣布、辯護”的做法相反，加拿大政府采取“參與、互動、合作”的策略。2002年，當核廢料儲藏點尚未確定時，加拿大核廢料管理協會就啟動了一項為期三年的項目，與公眾交流應該如何科學地處置核廢料，并充分了解公眾的擔憂。如此舉措甚至吸引批評人士積極參與，科學界與民眾的對話不但沒有中斷，反而得到加強。之后的民意投票顯示，加拿大支持核廢料儲藏的民眾遠遠多于反對者。

再次，科學界應該與社會科學家合作，利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來更深入地理解公眾對于科學與技術的態度。具體而言，科學期刊可以開設介紹相關社會科學研究結果的專欄，學術會議也可以開設相關討論環節。比如，在新能源及環境清潔新技術的話題上，社會科學已經對公眾如何反應展開了很多研究，包括公眾在個人及家庭層面上如何做能源決策，這些研究將很好地幫助科學家理解并應對公眾的情緒。另外，與社會科學合作也是美國納米技術成果贏得民眾支持的關鍵。2003年的“納米科技研究開發法案”被視為美國第一部指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合作的法案。

最后，通過開放論壇、演講、學術沙龍等，科學家與工程師們應該創造更多與公眾交流的機會，以贏得公眾的信任與支持。當然，科學家與工程師們也應該學習有效的溝通技巧，因為傳播技巧對于與公眾交流至關重要。

以上四點對我們顯然是有啟發的。

我想，要解決中國科學家不善進行科普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大家意識到這是個問題——只是，科學界意識到了嗎？公眾意識到了嗎？國家意識到了嗎？

（作者袁志彬是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研究員、清華大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科技政策與戰略等。曾掛職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技術進步處副處長，并作為中組部、團中央第14批博士服務團成員，掛職西藏自治區科學技術廳廳長助理；曾以訪問學者身份赴哈佛大學法學院交流學習；并在2011年獲北京市科學技術獎三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