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部分中科院的科研人員被“紅包”砸中了。中科院準備連續5年支持這些科研人員開展科學上的自由探索:不用寫冗長的項目書、計劃書并進行頻繁答辯,也不用過多擔心在5年后有人來驗收成果,他(她)們可以在自己喜歡的研究領域任意遨游。
這項支持緣自中科院在今年1月啟動的前沿科學重點研究計劃。此計劃支持一批“立志報國、不忘初心、勤奮努力、積極向上的杰出學者和拔尖青年科學家”開展研究。
引起學界熱議的“無責任”經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給科研人員松綁?在支持基礎研究和完善經費管理機制之間如何找到平衡?對于基礎研究來說,怎樣的體制機制才是支持科研的最好方式?
“無責任”經費順應需求
剛剛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的中科院院士趙忠賢對啟動前沿科學重點研究計劃支持自由探索十分贊賞,因為他有深刻的體會。
趙忠賢曾對媒體表示,前沿科學重點研究計劃將會對我國科研體制改革、經費支持方式等產生重大影響,因為“自從有了競爭性的科研經費之后,研究基本都是以任務為主。而中科院的這項計劃是以支持人才為主的,這是引進經費競爭機制之后的一個重大變化。”
“這項計劃總的方向我是認可的。因為自由探索對基礎研究來說非常重要。”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王道文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國際上,一些研究工作做的比較好的科學家會得到一些私人基金會的資助,一般每5年會給予一筆經費支持,獲得了這些支持的實驗室往往會比其他同類實驗室的經費多2-3倍,因為不必花時間去申請其他經費,科學家們就會有更多的人員和時間來潛心研究。”
王道文表示,這種基金的管理一般是比較寬松的,而基金選擇的支持對象往往是在該領域有很好研究基礎和信譽的科學家。
管理是必要的,但要超脫
王道文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舉例:“我在英國學習的時候感受頗深,英國的科研機構在這一點上做的比較好。這種形式的經費不一定要在大庭廣眾之下去答辯,或者是每年都考評。舉例來說,在我們農業生物學領域,有2、3個非常優秀和公允的科學家,可以組成一個同行評議小組。對這些項目的進展隔2年或3年進行一次同行評議。在研究開始前,科研人員可以拿出一個大致的框架,中期評估可以由專業領域內的優秀同行評議小組進行評議。結題評估還是重要的,不然無法決定是否可以對該項目進行持續的經費支持。”
“由于這種經費涉及的科研人員和實驗室不會很多,必要的管理還是應當有的。盡管非常重要的idea都是突然迸發的,也不能提前公開,但申請書和研究計劃還是必要的。這種經費支持的管理方式可以超脫一些,采取一種更加靈活和智慧的管理方式。”王道文說。
在具體操作層面,王道文強調,應選擇重點學科,支持那些研究工作做的比較好的、信譽比較好的科學家。盡量減少管理的復雜度,但還是要有專業的顧問組在關鍵的時候進行評估。“其實這個過程中的環節已經大大簡化了,很大程度上減輕了科研人員申請項目的負擔。”
對于創造力最旺盛,但在科研領域積累不深的青年科學家來說,申請這樣的經費可能存在一定困難。對此,王道文的建議是鼓勵青年科學家加入知名科學家的實驗室。“青年科學家成長發展的途徑是多樣化的,一個很重要的途徑是加入到國外或國內知名科學家的實驗室,很多優秀的科學家早年都是通過這種方式積累自己的學術信譽,另外也有非常優秀的、在年輕時就可以獨立進行研究工作的科學家,這些年輕科學家也比較容易得到學界認可從而申請到經費支持。”
只有經費支持還不夠
中國科學院光電研究院副研究員王斌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要解放科研人員,經費支持還很不夠。“寫申報書和結題報告對于項目和研究者本身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不僅僅是走一個形式。從機制設計上講,這種經費的設置可以給科研人員一定自由探索的空間,但還遠遠不夠。”
“從很多科研機構的微觀運作方式來看,大多數科研機構是由一個一個的課題組組成的,課題組組長要用科研經費的一部分給課題組成員發工資。根據現有體制,縱向課題一般只有13%的人員費,再除去管理費用,能用于支付科研人員薪酬的經費就寥寥無幾。這是課題組在申請經費的過程中疲于奔命的一個原因。”王斌認為,很顯然,課題組團隊沒辦法自給自足的情況下,每個成員的壓力都很大,自由探索的空間就會相應壓縮。課題組長在這種情況下的壓力也很大,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解決課題組經費問題的研究上面,而非集中在最優科學價值的科學研究上面。對于組員來說,他們自由探索的空間就更小。”
王斌認為,真正要給科研人員松綁,首先要做的是不要用ZL和論文數來限定科研人員,其次應當把科研人員從沉重的科研經費的枷鎖中解放出來。“所謂的‘不考核’不應體現在不寫科研申請報告和結題報告,而應體現在不以指標性的考核指標考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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