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國水戰略與水安全高層論壇”在清華大學舉行

從戰略高度求解水問題保障水安全

　　“中國要加快落實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加快制定主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建立省、市、縣三級行政區域的取用水總量控制指標體系。”水利部部長陳雷在日前舉辦的“2011中國水戰略與水安全高層論壇”上指出，中國還要嚴格實行用水效率控制，力爭到2015年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比2010年下降30%以上，到2020年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比2010年下降45%以上。

　　水利部副部長胡四一指出，中國目前面臨水災害加劇、水資源短缺、水環境惡化、水生態失衡四大水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已成為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務。而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快水利改革發展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中國新時期水利工作的戰略定位，在分析水利工作薄弱環節和突出問題的基礎上，指明了水利發展的方向，提出了水利發展的目標和任務。

　　“中央一號文件第一次將水的作用提升到了國家安全層面。”胡四一說。

　　水是生命之源，而能源是人類文明的物質基礎，這兩個“源”之間有何聯系？中國工程院院士陸佑楣在論壇上指出，積極、有序、加快開發水能資源，是我國發展低碳能源的第一對策。他認為，水能資源是低碳能源，是清潔的可再生能源，而我國的水能資源清晰、技術成熟，理論上可得到的能量無限。

　　據統計，截止到2010年，我國已開發利用的水能裝機容量已達到2.1億千瓦,是經濟可開發資源的52%，是技術開發資源的39%，是理論蘊藏量的28.8%。按國際上可比較的慣例，用已開發的裝機量除以技術可開發的裝機量，計為水能資源的利用率。以此計算，我國水能資源的利用率為36.9%，遠比發達國家的利用率低。在上世紀末，美國的水能利用率為82.1%，法國80%，日本83.6%，加拿大65%，德國73%，而挪威的電力有95%以上都來自水電。

　　陸佑楣說，我國水能利用還有很大的空間。水能開發是一次能源直接轉換成電力，能量轉換系數為79%，是優質的能源，并且不會排放二氧化碳。“如果我國的水能資源利用率提高到80%，即達到4.32億千瓦，則相當于替代化石能源5.8億噸標準煤（相當于每年8.3億噸原煤），每年可少向大氣層排放19.15億噸二氧化碳。因此，加快水能資源開發利用是我國低碳能源最有效的出路，應成為我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的第一選擇。”

　　中國工程院院士張超然也表示，隨著全球氣候變暖現象的日益明顯，發展更加節能環保的低碳經濟，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與其他新能源相比，水電是目前應用技術最成熟并具有大規模開發前景的清潔能源，開發水電是現階段滿足我國能源需求并符合低碳經濟發展要求的最可行途徑。

　　另一方面，胡四一在論壇中提到，水是生態環境的控制性要素。水與生態系統之間關系緊密，不可分割，各種要素相互作用，互為因果，水量水質的變化對生態環境十分敏感，生態環境改善離不開水的保障。基于這些認識，世界各國都把糧食、石油和水作為三大戰略資源，我國也明確提出了水資源可持續利用是支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問題。

　　自上個世紀末以來，中國水利發生了一系列大事，其中包括長江大洪水、黃河斷流、淮河水污染、北方連年干旱、沙塵暴頻發等。2010年西南地區發生特大干旱、多數省區市遭受洪澇災害、部分地方突發嚴重山洪泥石流，再次警示我們著力解決水問題、保障水安全刻不容緩。

　　胡四一將目前我國面臨的水問題歸納為四個方面：一是“水多”，洪澇災害頻繁仍然是我們的心腹大患；二是“水少”，水資源短缺仍然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因素；三是“水臟”，水環境惡化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四是“水渾”，水土流失和生態退化的趨勢沒有根本性改變。他認為，水災害加劇、水資源短缺、水環境惡化和水生態失衡四大水問題已經對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嚴重威脅。在全球環境變化和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宏觀背景下，這些問題將長期存在，其發生和發展的不確定性也越來越突出，對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不利影響也愈來愈強烈。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我國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防洪抗旱減災體系。為此，中國工程院院士張建云建議，我國水利部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斷提高認識，轉變思路，全力推進新時期防洪工作。張建云對我國防洪形勢的基本評價和建議為：第一，我國暴雨洪澇災害頻繁發生，隨著全球變暖，水文極端災害事件發生的幾率增加，洪澇災害頻發依舊是中華民族的心腹大患；第二，大江大河防洪體系雖已初步建成，但存在的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需高度重視，需盡快完成全國防洪規劃提出的建設任務；第三，中小河流覆蓋面廣，防洪能力薄弱，急需加強，盡快實施“全國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險水庫除險加固規劃”；第四，轉變防洪理念，加強防洪管理。

　　陳雷在論壇發言中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也是傳統水利向現代水利、可持續發展水利轉變的重要時期。人多水少，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與生產力布局不相匹配，不僅是我國現階段的突出水情，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需要長期應對的基本國情。隨著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日益凸現，我國防洪抗旱薄弱環節更加顯露，增強防災減災能力要求越來越迫切；隨著人增、地減、水缺的矛盾不斷積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形勢更加嚴峻，加快扭轉農業主要“靠天吃飯”局面的任務越來越艱巨；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加快推進，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約束更加強化，加強水資源節約保護工作越來越重要。

　　陳雷說，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科學闡述了水利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戰略地位，明確提出了水利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和主要原則，全面部署了今后10年水利改革發展的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文件明確指出，水利是現代農業建設不可或缺的首要條件，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替代的基礎支撐，是生態環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統，加快水利改革發展，不僅事關農業農村發展，而且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不僅關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糧食安全，而且關系到經濟安全、生態安全、國家安全。特別強調要把水利作為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優先領域，把農田水利作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任務，把嚴格水資源管理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舉措，注重科學治水、依法治水，突出加強薄弱環節建設，大力發展民生水利，不斷深化水利改革，加快建設節水型社會，促進水利可持續發展，努力走出一條中國特色水利現代化道路。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出臺的第一個水利綜合性政策文件，也是指導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水利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我們要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加快夯實水利基礎，強化水利管理，深化水利改革，努力推進水利改革發展新跨越。”陳雷認為我國水利的改革發展將迎來新的挑戰和機遇。

　　“水問題的出現，從本質上講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出了問題，是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增長的突出矛盾在水利上的具體表現。”針對四大水問題，胡四一提出了破解我國水資源問題的四個核心要點。

　　一是要給洪水以出路，給河流以空間，科學調控洪水，合理利用洪水資源，從洪水控制轉向洪水管理，以解決我國洪澇災害嚴重的問題。二是建設節水型社會，著力于水資源管理的制度建設，強化水資源合理配置和需水管理，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水資源短缺的問題。三是充分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復能力，人工治理與生態修復相結合，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統籌兼顧，加快水土保持建設，以解決水土流失等生態問題。四是發展綠色經濟，嚴格排污管理，加強水資源保護，維護河湖健康，以解決水污染問題。

　　胡四一表示，為實現上述目標，需要建立兼顧水質、水量和水生態的水功能區綜合監管技術體系，研究提出水功能區水質、水量及水生態評價標準，系統建立水功能區階段水質目標與入河排污口、入河污染負荷管理目標的關聯關系，完善水功能區水質目標分階段的動態管理方法，基本形成合理的河湖健康評價評估指標體系等。

　　與此同時，胡四一強調保障防洪安全、解決水資源短缺、改善水環境和水生態已經成為我國水利長期而艱巨的重要任務。他建議在未來的水資源研究中，要高度重視宏觀戰略問題的探索，在更大的時空尺度上研究水、生態系統、社會經濟之間的關系；要高度重視自然科學、工程技術以及社會、人文科學的交叉、融合與滲透，綜合性、創造性地解決中國水問題；要高度重視高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應用，以水利信息化帶動和實現水資源可持續利用。

　　在水能方面，張超然指出，我國水電還具有巨大的開發空間，尤其是長江上游流域水能資源在國家水電開發整體布局中占據重要的地位。

　　長江流域水能資源極為豐富，水電可開發量居全國之冠，長江水力資源總量占全國河流總量的36%，總落差達到5400米，水能資源蘊藏總量達268000兆瓦。長江流域水能資源集中分布在宜昌及其以上流域，干流水電可開發量占46%，支流占54%，尤其是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烏江等支流流域，梯級水電站開發具有顯著的優勢。張超然說，長江上游干支流水電開發基地在全國水電開發空間布局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代表了中國水電開發總體水平。

　　張超然同時強調，大力發展水電必須著力解決好環境、移民等問題，要把水電開發與生態環保、幫助移民脫貧致富和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人水和諧、環境友好的目標。同時，研究和推進流域梯級水電站優化聯合調度，做到水資源綜合利用和綜合效益的最大化。

　　在水域納污容量的從嚴核定方面，我國提出力爭到2015年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區水質達標率提高到60%以上，到2020年提高到80%以上。陳雷強調，要同時強化飲用水水源區和地下水保護，加大海水淡化、中水回用、雨水集蓄利用等非常規水資源開發利用力度。

　　剛剛過去的“十一五”期間，中國提前6年實現聯合國“千年宣言”提出的到2015年“將無法持續獲得安全飲用水的人口比例減半”的目標，全面推進節水型社會建設，提前完成萬元國內生產總值用水量降低20%和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的目標。

　　盡管如此，陳雷認為我們依然任重道遠，我國仍是世界上治水難度最大的國家。他表示，下一步要全面落實水資源管理行政首長負責制，強化水資源管理監督考核，推動各項管理制度的落實。

　　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根據當前我國水資源形式和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指出今后我國要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浩認為，這就要求以我們提高水資源承載能力為主線，圍繞加強水資源合理配置、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益的核心，全面開展總量控制與需水管理為一體的水資源管理工作。

　　王浩認為，我國實施水資源總量控制，首先要合理確定人與自然的用水比例，確保人類生活用水、基本生態用水和基本生產用水；其次要確定人類社會不同利益團體間的用水比例，平衡上下游、左右岸和地區間的水權關系；再次，要確定各經濟部分間的水權，特別是要先期確定農業水權，保證糧食安全，平衡工農業用水關系，為通過水權轉讓提高用水效益奠定基礎。

　　與此同時，王浩指出實施需水管理首先要從行政措施、經濟手段和自我管理三個方面同時入手，推動需水管理全面實施；其次，要加強立法、發展技術和重視文化教育，從水需求管理的外部環境提供支撐；第三要重視對水需求管理中的特殊問題如社會倫理學問題、生態環境問題和風險管理問題等及時研究、妥善安排，使得需水管理在執行中平穩、有序、有效、不反彈，實現可持續管理。

　　王浩說：“用水總量控制與需求管理的本質目標，是提高用水效益以及水資源承載能力。提高單方水的生產效益要求我們不斷改進生產方式、調整產業結構，降低人均全員耗水率，還要求我們在提高單方水生產效益的同時改善用水行為。除此之外，在全國尺度上平衡水、土、人的分布，合理配置水資源，也是提高水資源承載能力的重要手段。”

　　對于落實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從根本上著力解決我國的水問題，保障水安全，推進水利改革，陳雷提出了八點建議。

　　第一，堅持科學發展主題，加快轉變傳統水利發展模式。如在防洪工作中，要加快從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轉變，既要不斷完善防洪減災工程體系，適當控制洪水，也要注重給洪水出路和蓄滯的空間，對洪水進行科學調度和有效利用，與洪水和諧相處，做到科學防控、依法防控、綜合防控。

　　第二，堅持統籌協調推進，加快突破水利重點薄弱環節。我國治水管水任務極其艱巨，水利改革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要抓緊建設一批骨干水源工程和河湖水系連通工程，加強水資源戰略儲備，初步形成流域和區域水資源合理配置格局，全面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

　　第三，堅持高效持續利用，加快落實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全面推進節水型社會建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水資源、水環境承載力相協調。嚴格實施取水許可和水資源論證制度，力爭到2015年全國年用水總量控制在6350億立方米以內，到2020年控制在6700億立方米以內。

　　第四，堅持預防保護優先，加快構建水生態安全保障體系。如要繼續實施國家水土保持重點工程，加強長江上游、黃河上中游、東北黑土區、西南石漠化區等重點區域的水土流失治理和黃土高原淤地壩建設。

　　第五，堅持體制機制創新，加快建立水利良性發展格局。要建立健全水利投入穩定增長機制，充分發揮政府在水利建設中的主導作用，不斷拓寬水利投融資渠道，廣泛吸引社會資金參與水利建設。

　　第六，堅持依法治水管水，加快推進水利法治化進程。要全面推進水利綜合執法，嚴厲打擊各類水事違法行為，健全預防為主、預防與調處相結合的水事糾紛調處機制，維護和諧有序的良好水事秩序。

　　第七，堅持科技興水戰略，加快提升水利科技創新能力。要強化基礎條件平臺建設，加強基礎研究和技術研發，力爭在水利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和核心技術上實現新突破，獲得一批具有重大實用價值的研究成果和技術。

　　第八，堅持開展水情教育，加快形成全民參與治水的良好氛圍。要把水情教育納入領導干部和公務員教育培訓體系，使各級領導干部真正從國情、水情出發謀劃事業發展；要把水情教育納入國民素質教育體系，努力在全社會形成節約用水、文明用水的良好風尚。

　　清華大學舉行的“2011中國水戰略與水安全高層論壇”由中國工程院和水利部聯合主辦，是在全球水問題突出、我國水利改革發展要求迫切的大背景下召開的。來自全國各地的會議代表150余人出席本次論壇，其中包括28位中國工程院及中國科學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