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互聯網匿名檢測11.4％陽性遠高于常規

　　根據市疾控中心統計數據，今年1月到10月，本市共發放1869只尿液采樣包，回收774份尿液樣本，檢出87份HIV抗體陽性者，篩查陽性率為11.4%，遠遠高于常規檢測的陽性率水平。

　　本報訊（記者 張小妹）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北京青年報記者從市疾控中心獲悉，今年1月到10月，本市通過“互聯網＋艾滋病多元化檢測”發放了1869只尿液采樣包，回收774份樣本，檢出87份HIV抗體陽性者，篩查陽性率為11.4%，遠高于常規檢測的陽性率水平。

　　774份尿液樣本檢出87份HIV抗體陽性者

　　從2015年開始，本市在全國率先利用“互聯網+艾滋病多元化檢測”模式，在男男同性性行為人群中開展試點并推廣。北京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所長盧紅艷介紹，“發放途徑包括民間草根組織發放給男男性行為群體，同時帶給性伴進行檢測；擺放在藥店自行去拿，避免與相關組織見面；在性病門診由醫生發放，并動員性伴檢測；放置在某些設備機器中，需要的人自取等。”

　　根據市疾控中心統計數據，2017年1月到10月，本市共發放1869只尿液采樣包，回收774份尿液樣本，檢出87份HIV抗體陽性者，篩查陽性率為11.4%，遠遠高于常規檢測的陽性率水平。“以往比較多的是通過醫療機構的檢驗檢查發現感染者，發現概率比較低。去年我們曾經發動8萬多名男男性行為者面對面檢測，檢出率也僅為2%-3%，”盧紅艷說，“而互聯網＋檢測均是匿名進行，全程不露面、不報名，很好地保護了檢測者的隱私。這種去敏感化的方式更容易被檢測者接受，也幫我們發現了平時沒有接觸到的感染者。”

　　為有效控制艾滋病在青年群體中傳播的勢頭，本市還將“互聯網+艾滋病尿液匿名檢測”模式帶進高校校園。截至今年10月底，北京市在海淀區、朝陽區、房山區開展了專項試點工作，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20余所高校參加了此項目。

　　艾滋患者入組治療從100天縮至10.3天

　　市疾控中心相關人員介紹，為最大限度發現感染者，本市艾滋病防治堅持源頭治理，采取多種檢測模式。目前本市已建立246家艾滋病篩查實驗室，11家艾滋病確證實驗室，329個檢測點，99.4%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具備開展艾滋病、梅毒抗體快速檢測能力。

　　此外，今年本市全面推行“艾滋病抗病毒治療轉診綠色通道”工作，簡化了艾滋病病患入組治療流程，病人發現到治療的時間從2011年的100天縮短到10.3天，新報告病患的抗病毒治療覆蓋率較2016年同期提高了24個百分點。

　　北青報記者了解到，過去艾滋病患者入組治療流程包括三個環節：綜合醫院發現感染者后，將疫情報給疾控中心，由疾控中心進行隨訪和流行病調查、治療轉診等；疾控中心再轉到定點醫院進行治療；其間還需要對患者資料進行審核等。“早在2011年前，流程長達一個月到三個月。我們發現這期間容易‘丟失’患者，患者的治療意向也會隨之弱化。”盧紅艷說，因此從2015年開始，本市從朝陽區試點簡化流程，逐步擴展到三個區，今年在全市范圍推廣簡化流程，減少患者等待時間，10天左右就可進入治療環節。

　　故事

　　一家四名感染者從未提過“艾滋”二字

　　隱匿，依然是不少艾滋感染者的原則之一。在檢測途徑上，“匿名檢測”更容易被接受，在日常交流中，他們也不愿直接提及“艾滋”一詞。

　　22歲的冉冉有個秘密。一次緊急輸血導致母親感染、在未發現的情況下進行母乳喂養，一家六口人中，4個人都不幸成為艾滋感染者。“鈣片”、“按時吃藥”、“最近身體怎么樣”……組成了日常關心的全部。盡管徹底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并無時無刻不影響著他們生活的點滴，但是，“艾滋”兩個字從來沒有出現在這家人的交流中。

　　代名詞——“鈣片”

　　從11歲開始服藥起，冉冉一直以為自己吃的是鈣片。“天天吃，煩死了，妹妹都不用吃。”冉冉經常抱怨。“這是鈣片，吃了長高個兒。”媽媽勸她。同齡但是格外懂事的姐姐也說：“咱倆一起吃，吃了就能長得跟姐姐那么高。”

　　年幼的單純，信息的閉塞，冉冉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吃的是什么。學校的某些課程里開始提到“艾滋病”，里面寫道：“共用餐具、一起吃飯就會傳染艾滋病。”“這個病太可怕了！”冉冉對這些表述記憶深刻。

　　2008年，五年級新學期開學了。一直和冉冉就讀于同一所學校的姐姐卻沒能再一起上學。姐姐病了，腹部腫大，送到醫院后檢查說是肝臟有問題。由于拿不出醫藥費轉院尋求更好的救治，在病床上耗盡了最后一絲力氣后，冉冉的姐姐在病痛中離去了。

　　從醫生和父母交流的只言片語中，冉冉聯想到了她們一起服用的那瓶“鈣片”。她一個字一個字在電腦上敲下“鈣片”的名字，終于了解到真相。通過互聯網上越來越多的科普知識，冉冉逐漸還原了一家四口的艾滋傳播路徑：一次緊急的輸血導致母親感染、母親的乳汁又將病毒傳播給了冉冉和姐姐、弟弟，被送到姥姥家的妹妹則成了病毒傳播鏈里的唯一“掉隊”的幸運兒……

　　無聲地搬家

　　“冉冉醒醒，起床了”。2006年一個秋天的凌晨，睡夢中的冉冉被媽媽叫醒，睜眼一看，家里的地上擺滿了大包小包。媽媽一邊給冉冉穿衣服，一邊用簡短的話回答她的疑問：“搬家。”

　　夜色中，搖搖晃晃的小貨車帶著睡眼惺忪的冉冉，沿著村里顛簸不平的小路一直往前開。雙胞胎的姐姐睡著了，年幼的弟弟在媽媽的懷里也睡著了。到了縣里，天已經蒙蒙亮。一夜之間，他們一家在沒有告訴任何人的情況下，匆忙離開了。

　　搬家前一年，冉冉和媽媽、姐姐出現了一種皮膚疾病，癢。村里的醫生給開了涂抹的藥，但效果時好時壞。后來，醫生跟冉冉爸爸說：“要不你們去化驗一下血吧。”帶著疑慮，冉冉媽媽先去化驗了血。再后來，冉冉姊妹三個以及剛一歲多的弟弟都被帶到鎮醫院化驗了血。沒多久，冉冉一家就連夜搬走了。

　　鎮醫院也是冉冉和兄弟姐妹出生的地方。1995年，由于分娩過程大出血，冉冉的大伯在醫院門口聯系了血販子，給冉冉媽媽緊急輸了一袋血。接著，縣醫院也調來部分血，這才把冉冉媽媽從鬼門關拉了回來。乳汁成了冉冉媽媽對歷險才來到世上的雙胞胎姐妹的最大回饋。而隔兩年出生的妹妹由于寄養在外婆家，幾乎沒有吃過幾口母乳，無意間竟成了唯一“掉隊”的幸運兒。

　　父親的秘密

　　當年的化驗結果冉冉從來沒看到過，她也從來無法得知父親看到化驗結果時候的心情。一家六口，4個感染了艾滋病，父親是如何扛過來的？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父親是秘密地做好了一切準備。我們連夜搬到縣城的時候，已經找好了新家，我和姐姐、妹妹第二天就進了新學校。”2017年11月末，22歲的冉冉向北青報記者回憶說。

　　而姐姐的去世則打破了父親努力維持的“正常生活”。在失去女兒的悲痛中，冉冉的母親一度精神失常，每天都在自言自語，生活無法自理。原本外出務工維持生計的父親只能留在家里照顧母親，有時冉冉的母親會激動地喊：“如果知道會感染，當年死了也不能輸血！”氣急了的父親也不再理智：“如果知道會感染，后面的孩子都不要了！”

　　他們不是沒有去“追責”過，但是當年的鎮醫院不愿意提供檔案，更不承認輸血和醫院有關系，而門口的血販子更是難尋蹤跡。到底是哪袋血出了問題，他們都無法確認。“認命、離開”成了父親的唯一決定。

　　從未提及過的兩個字

　　家里沒有人公開講過感染的事情，每個人都通過自己的方式知道了這個秘密，但又都不談及這兩個字，交流也從未因此而有障礙，血緣的默契讓他們彼此心知肚明。

　　曾經很長時間，母親以為吃飯會傳播病毒，便悄悄單獨給沒有感染的妹妹準備碗筷和飯菜。“我不要，我要跟你們一起吃飯！”妹妹抗拒。有時母親也會試探著問妹妹：“以后結婚，對方知道我們家的情況，不愿意怎么辦？” “那就不嫁，嫌棄我家人的，我就不嫁！”

　　冉冉的婚事也被家里提上議程。“要不找個圈內的，相處試試？”冉冉聽到家里含蓄的催婚，就笑著回答：“還沒遇上合適的呢。”

　　唯一的幸運兒妹妹很關心冉冉，“你要記得按時吃藥”、“最近身體怎么樣”，這些微信里的問候，冉冉都懂。文/本報記者 張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