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浪漫的事，是和你一起拿諾獎

　　皮埃爾和瑪麗·居里

　　Marie and Pierre Curie

1900 年，皮埃爾和瑪麗·居里在巴黎的實驗室。（來源：Wellcome Library）

　　1894 年，研究員皮埃爾·居里（Pierre Curie ，1859-1906）已經和他的學生瑪麗·斯科沃多夫斯卡（Marie Sklodowska ，1867-1934）一起在巴黎的實驗室工作了超過一年的時間，他想要向她求婚。可這個波蘭姑娘卻耿直的拒絕了他：她不會和他結婚，因為她將來要回老家華沙。然而命運弄人，位于波蘭的克拉科夫大學（University of Krakow）沒有授予這位將來兩次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一個學術職位——這也是時代的偏見。此后，為了說服她回到法國，皮埃爾給她寫了一封信，著重描述了他正在開展的、關于磁性的新課題。帶著對知識的渴望，瑪麗回到了巴黎，開始她的博士課題——研究鈾礦發射出的奇妙射線。這項博士課題讓她和皮埃爾在 1895 年一起發現了自發放射性。同年 7 月 26 日，二人在法國索城（Sceaux）結婚。

　　他們繼續在一個簡陋的通風櫥里做實驗，沒有發現自己正持續暴露在輻射中。1898 年，他們宣布發現了兩種新元素：釙（以瑪麗的祖國波蘭為名）和鐳。后來，他們又花了四年多時間在惡劣的環境中進行研究，證明這些元素的存在。最終，在 1903 年，他們和安東尼·亨利·貝克勒爾一起分享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瑪麗成為了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女性。

　　獲得諾貝爾獎對居里夫妻來說影響巨大，因為放射性現象，他們受到了許多關注。直到 1906 年皮埃爾在馬車車禍中去世后，居里夫妻依然是當時人們心目中的“天作之合”。因此在 1911 年瑪麗被曝光在前一年與皮埃爾的學生保羅·朗之萬（Paul Langevin，已婚）有過短暫的情感時，瑪麗甚至被媒體和輿論描繪成“拆散他人家庭的異族猶太人”。丑聞爆發時，瑪麗正在比利時開會。回國后發現憤怒的暴民聚集在她家門外，她不得不和女兒在朋友家寄宿。

　　但是丑聞并沒有影響瑞典皇家科學院的決定——同年晚些時候，瑪麗因鐳及其化合物的研究，被授予諾貝爾化學獎。1934 年，因為一生致力于研究放射性物質，長期暴露在輻射中，這位偉大的女科學家死于白血病。

　　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和伊雷娜·約里奧－居里

　　Frederic Joliot and Irene Joliot-Curie

1935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和伊雷娜·約里奧－居里（來源：James Lebenthal）

　　居里“方程式”延續到了下一代。瑪麗的女兒，伊雷娜·約里奧－居里（Irene Joliot-Curie ，1897-1956）和丈夫弗雷德里克·約里奧（Frederic Joliot ，1900-1958）在 32 年后重演了這一夫妻同獲諾獎的壯舉，將諾貝爾化學獎的獎章收入囊中。在父親去世后，伊雷娜由瑪麗安排填補皮埃爾的空缺，成為母親的合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伊雷娜才 17 歲，但她的媽媽已經在前線安裝了60部便攜X射線裝置——它們被稱為“小居里”。幾個月后，伊雷娜離開了母親，獨自負責一個野外醫院的輻射裝置，幫助外科醫生找出傷員身上子彈碎片的位置。1926 年，伊雷娜回到了巴黎，法國也恢復和平，她和母親的助手弗雷德里克·約里奧結婚了。

　　然而瑪麗不太贊同這樁婚事，她擔心約里奧想要利用居里家族的名聲。帶著這種懷疑，她一邊勸女兒放棄，一邊堅持簽訂婚前協議，以防丈夫控制妻子的財產——瑪麗希望確認伊雷娜能夠合法繼承居里研究所的放射性物質。伊雷娜無視了瑪麗的建議，而瑪麗在幾年后依然認為弗雷德里克是“嫁給”伊雷娜的人。但是弗雷德里克對岳母充滿崇敬，毫不猶豫的接受了她的要求，并成為了伊雷娜科學事業的主要合作者。

　　他們專注于放射性發生的研究，最終做到了人工合成放射性元素。在三年的研究中，這對夫妻致力于鏈式反應，終于在 1935 年，因為“合成新的放射性元素的工作”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格蒂·特蕾莎和卡爾·斐迪南·柯里

　　Gerry Theresa and Carl Ferdinand Cori

　　研究碳水化合物代謝的格蒂和卡爾·斐迪南·柯里（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格蒂·特蕾莎·蕾涅茲（Gerry Theresa Radnitz ，1896-1957）出生的時代，女性很少有機會成為科學家。然而，她成功地被布拉格大學（University of Prague）藥學院錄取，并在那里遇到了她的研究伙伴，也是未來的先生，卡爾·斐迪南·柯里（1896-1984）。1920 年畢業后，他們很快結婚，并在兩年后移居美國。離開了受到一戰戰火侵襲的歐洲，他們在紐約的美國羅斯韋爾帕克癌癥研究所（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開始了糖代謝的研究。

　　這對捷克夫婦對葡萄糖在人體內的代謝方式，以及激素對這一過程的調控十分感興趣。1929 年，他們提出了柯里氏循環的理論，并在 1947 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一循環描述了葡萄糖的衍生物——糖原，成為肌肉組織的能量來源后，重新合成并儲存在體內的機制。柯里夫婦與阿根廷生理學家伯納多·烏賽（Bernardo Houssay）分享了諾獎，格蒂也成為了居里母女后第三位獲得諾獎的女科學家。

　　柯里夫妻在發表了他們的標志性研究后離開了羅斯韋爾研究所。有些大學愿意給卡爾一份教職，但是不愿意接受他的太太成為大學教師，因此格蒂只能在華盛頓大學找了一個研究助理的職位，薪水只有卡爾的十分之一。幾個月后，她獲得了諾貝爾獎，才終于晉升為全職教授，并一直工作到 1957 年，直至因骨質纖維化去世。

　　梅-布里特和愛德華·莫澤

　　May-Britt and Edvard Moser

　　2014 年，挪威科學家梅-布里特和愛德華·莫澤獲得諾貝爾醫學獎。（來源：Ned Alley）

　　繼柯里夫妻之后，70 多年中夫妻共同拿下諾貝爾獎的傳奇一直沒能得到延續。直到 2014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了梅－布里特·莫澤（May-Britt Moser，1963）和愛德華·莫澤（Edvard Moser ，1962）。他們和約翰·奧基夫（John O’Keefe）共同發現了“大腦中的 GPS 導航系統”。換句話說，因為他們的工作，我們可以明白大腦如何確定我們在哪里，我們如何尋找路徑，以及大腦怎么存儲位置信息——確保自己能在將來認識相同的路。

　　莫澤夫婦在奧斯陸大學（University of Oslo）學習生理學時相識，并重現了奧基夫在 1971 年完成的研究。這位紐約人曾發現內部定位系統的第一個組成部分——海馬體附近的一些對空間記憶和定位非常重要的神經細胞。30 年后，這對挪威夫婦發現了另一個重要部分：能夠制定坐標系統并可以精確定位的神經細胞。

　　在接受了瑞典皇家科學院的榮譽后，他們繼續投身自己的研究。梅－布里特早在 2000 年就獲得了神經科學教授的職位，是特隆赫姆挪威科技大學（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神經計算中心的主任。而擁有奧斯陸大學神經科學博士學位的愛德華是科維理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Kavli Institute for Systems Neuroscience）的主任。

　　安托萬和瑪麗-安·拉瓦錫

　　Antoine and Marie-Anne Lavoisier

安托萬－洛朗·拉瓦錫和夫人像（1788）（作者：Jacques Louis David）

　　早在 18 世紀，在這些夫妻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因為那時還沒有這個獎項），第一項由伴侶完成的研究就出現了。他們是瑪麗-安·琵瑞特（Marie-Anne Pierrette ，1758-1836）和她的先生“現代化學之父”安托萬·拉瓦錫（Antoine Lavoisier ，1743-1794）。拉瓦錫夫婦在 1771 年 12 月 16 日結婚。他們用當時僅有 13 歲的瑪麗-安的嫁妝建立了一個設備齊全的實驗室，開始了研究。在那里，他們探明了氧氣在燃燒和動植物呼吸中的作用。同時，他們的實驗也證明了質量守恒——反應開始和結束時物質的質量一致——并發現水是由氫元素和氧元素組成。

　　盡管瑪麗-安僅被后人看作是拉瓦錫的夫人，但實際上她在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通曉英語、拉丁語和法語，可以翻譯理查德·科萬（Richard Kirwan）的《論燃素》（Essay on Phlogiston）等論文，這樣他們就可以反駁這位愛爾蘭作者的理論（拉瓦錫夫人自己就指出了書中的化學錯誤）。同時，她還能精確的畫出設備圖，寫出反應式，讓這些研究成果可以被其他人理解。

　　但是，這對夫妻共同進行的科學事業被法國大革命打斷了。1793 年 11 月，拉瓦錫和瑪麗-安的父親因被指控為叛國者而被捕。她試圖強調自己丈夫研究的重要性，但毫無作用。1794 年 5 月 8 日，50 歲的安托萬·拉瓦錫被送上斷頭臺。物理學家約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Joseph-Louis Lagrange）在第二天說：“人們一瞬間就可以砍下他的頭顱，但是這樣聰明的腦袋一百年也長不出一個。”在這之后，瑪麗-安沒有繼續從事研究工作，而是整理發表了他們過去的研究成果。此外，她還收到了法國政府的一封信，抬頭是：“致被誤判的拉瓦錫的遺孀”。

　　生活中的伴侶和事業上的伙伴這兩個角色的相互重合，造就了這些“諾獎級”伴侶。諾貝爾獎的獎章只是一時的榮耀，長相廝守很多時候也并不長久（莫澤夫婦目前已經分手）。他們攜手合作為我們留下的科學成就，才是屬于研究者的、永不褪色的“浪漫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