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又到一年諾貝爾獎揭曉時,有人說現在,世界各國的頂尖科學家也許都在凝神靜氣,期待著那通來自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電話。北京時間昨天(10月3日)傍晚,2011年度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率先揭曉,美國、盧森堡、加拿大三國的三名科學家分享了今年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三名科學家的什么研究成果打動了諾貝爾獎的評委。
斯德哥爾摩時間10月3日11點30分,北京時間10月3日下午5點30分,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獲獎名單揭曉,獎項由美國、盧森堡、加拿大三國科學家共享,獲獎者分別是:來自美國加州拉霍亞斯克里普斯研究所遺傳學系教授布魯斯-比尤特勒和法國巴黎科學院院長、盧森堡科學家朱爾斯-霍夫曼、以及美國(前)洛克菲勒大學細胞生理和免疫學實驗室加拿大籍教授拉爾夫-斯坦曼。
諾貝爾委員會消息稱,美國科學家比尤特勒和盧森堡科學家霍夫曼的獲獎理由是他們對于“先天性免疫系統的活性作用方面的卓越發現”,而加拿大科學家斯坦曼則是在于他發現了樹枝狀細胞在適應性免疫系統關鍵調節方面的神奇作用而榜上有名。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資深研究員、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王曉東博士這樣解釋了三位科學家研究成果的突破所在。
王曉東:它突破性解釋了在免疫學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說細菌、病毒如果感染了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身體是怎么樣在第一時間能夠把它們識別的。它的部分概念已經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了,比如說一些目前用來治療自身免疫疾病的新藥物,很多現在正在開發的免疫治療癌癥的藥物都是利用他們所發現的這些機理和原理。
王曉東博士曾經和獲獎者之一,來自美國的比尤特勒教授共事:他給很多人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的膽子非常之大,當時為了研究這個項目,把實驗室所有的其他題目全部停掉,這個題目是非常非常有風險,但他看中了這個課題就全力以赴的做這個課題。非常執著,有冒險精神。
執著加冒險,這樣的特質似乎在諾獎得主中屢見不鮮。因為發現一氧化氮在心臟和血管里面的生理功能而成為1998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的弗里德·穆拉德就是其中之一。從去年諾獎垂青試管嬰兒之父羅伯特-愛德華茲到今年免疫系統活性作用研究的三前沿捧得獎牌, 是不是意味著今年諾貝爾醫學獎的風向有所轉變?弗里德·穆拉德用科學家對研究課題的甄選心態回答了這個問題。
弗里德·穆拉德:我們總是做一些別人沒做過的事,那樣才是樂趣所在,如果別人做了,說明別人也可以做到;而如果別人還沒有做過,我就會很感興趣,而且念念不忘,然后開始研究,選擇我的團隊加入,大家因為興趣就嘗試著手研究。接下來就是解決研究中源源不斷的問題,可能三五年可能更長,這都不是問題。所以你看,去年這個獎的得主羅伯特-愛德華茲用了32年走過來,今年,獲獎者們的研究也一樣,走過的不是一朝一夕。恰好水到渠成了。
今年接到諾貝爾生理醫學獎電話的本應有三個人,但是其中加拿大科學家斯坦曼永遠不可能親自接聽那通報喜電話了。因為他剛剛在9月30日因胰腺癌逝世,享年68歲。
按照諾貝爾基金會章程,諾貝爾獎不授予已故人士。但鑒于評選委員會事先不知曉斯坦曼逝世,誤向已故者授獎,諾貝爾基金會委員會3日下午臨時召開會議,決定不取消斯坦曼所獲獎項。
不過在本屆諾貝爾醫學獎的技術角逐中,還是有一些科學家與諾獎失之交臂,比如日本科學家的類似胚胎干細胞的iPS人造多功能干細胞創立術,美國科學家研發的治療慢性骨髓白血病革命性藥物,甚至還有治療瘧疾的青蒿素發現者中國科學家屠呦呦等。
1998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弗里德·穆拉德指出,對于諾貝爾醫學獎或者醫學界,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臨床實驗和研究有時就像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弗里德·穆拉德:我聽說了屠呦呦獲得拉斯克獎的事,但可惜是她獲得的是臨床醫學獎。
弗里德·穆拉德談到這里的時候并沒有小看臨床醫學領域的意思,但他指出的恰恰是他這個行業的現實,在近年歷屆諾貝爾醫學獎中,大多是研究領域獨霸天下。
弗里德·穆拉德講起當年自己的職業選擇。
弗里德·穆拉德:我想我的父母當時希望我回去做醫生,我告訴他們不,我要成為教授,做研究,他們當時很失望,我就想要怎么回應他們,我就說,如果我回家,那我一輩子最多照顧或者是救助 2、3千人,但是,如果我去做研究,如果幸運能夠作重要的研究工作,那我可以幫助很多人。
有人說做研究好像更難一些,比如你得去找經費之類的。
弗里德·穆拉德:我向你保證優秀的人永遠有機會。
臨床實驗和研究能不能合二為一?穆拉德教授的辦法也許值得借鑒。
弗里德·穆拉德:其實兼顧兩者是我的初衷或者說是最初的目標。但我了解到如果要成為最好的醫生,必須把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臨床醫學上,要成為最好的科學家又要把大部分時間花在研究上。想要兩者兼顧都做得出色,也許不太可能。因為如果你做個半桶水醫生或半桶水科學家,你就不會得到患者的推薦,你會犯錯。在獲得資助方面也會遇到困難,我的辦法是尋找合作伙伴來做臨床工作,這樣我也能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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