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層古生物學大腕兒殷鴻福院士：咬定青山不放松

　　說起殷鴻福，當今中國地層古生物學界無人不曉。這樣一個“大腕兒”，卻沒有一點名人的架子。這是記者在中國地質大學初次見到殷鴻福院士時的印象。他的穿著很“簡約”：一件深灰色的棉布外套，一條普通的黑色西褲，一雙不常見的黑面兒白底兒的“千層底兒”鞋子。記者從他的弟子謝樹成那里了解到，這是殷老師的一貫作風。在地大，很多老師和學生親切地稱這位前任校長為“老爺子”。

　　殷鴻福的老家在浙江舟山，中學就讀于當時堪稱全國樣板的育才中學。彼時，他被身邊的同學稱為“書呆子”。在全校三個班90多個同學中間，他的考試成績從來都是名列前茅。

　　1952年，即將畢業的殷鴻福卻因一個“賭約”，與地質學結下了一生的情緣。“別看他們幾個是團干部，最后還不是清華、交大電機機械？”面對班里同學言辭上的“挑釁”，殷鴻福與另外兩個同學決定，報志愿的時候偏偏不選這兩個學校。三個人全都守了約。他本人報了當時的冷門專業地質專業。

　　現在回想當年，殷鴻福說，其實那并不是賭氣，而是那個時代青年的一種以艱苦為榮的理想，他以高分報考地質專業的事曾登在那年的《中國青年報》上。

　　1956年，大學畢業后，他正好趕上國內教授首次招收“副博士”。那年，北京地質學院只招收三名研究生。殷鴻福躋身第一批國內導師招收的研究生隊伍，成為我國資深地質學家楊遵儀院士的首位弟子。

　　然而，1957年，他入學剛一年，就趕上了反右運動；1958年，大煉鋼鐵又花費了半年時間；1959年，中蘇關系破裂，蘇聯學位制也被“反右傾”運動反掉了。“花了五年，還沒有學位，只有一個學歷。”回憶往昔，殷鴻福自嘲地說。

　　1969年,北京48所高校的知識分子被下放到農村，1971年他們得以返校。

　　重回學校的殷鴻福給自己設了一條“笨”路子。從1972年返校，到1978年恢復招生的6年間，他放棄與家人團聚，守在學校搞研究。沒有研究經費，他就用自己的工資作研究。由于中國地質圖書館的一些資料不外借，他就借了同學的照相機來拍照。沖洗完膠卷后，用學院的膠片放大機觀看。久而久之，他成了一個省膠片的“高手”。

　　這幾年，他的論文寫了七八篇。當時所有地質學刊物全部撤銷，文章沒地方發表。直到1978年，高校恢復招生，各種學術期刊相繼復刊，他默默耕耘了數年的文章終于見諸各個刊物。

　　1980年，殷鴻福赴美進修，在兩年學術訪問期間，他完成了6篇SCI學術論文。最后，放棄美國公司的邀請，回到地大（武漢）。

　　“我這一輩子寫文章寫得最安靜、學外語學得最快的還是那幾年，那些日子是我一生的財富。”提起往昔，他這樣總結。

　　在殷鴻福主持和參加過的幾十個地質工作項目中，最讓他自豪的有兩項。其中，地球歷史上二疊紀—三疊紀界線的“金釘子”——浙江長興煤山就是其中之一。

　　地質學上用“金釘子”作為全球年代地層單位界線層型剖面和點位的代名詞，進行地質年代劃分。

　　距今2.5億年前的“金釘子”在地球歷史上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它不僅僅是二疊紀、三疊紀的界線，也是中生代與古生代的界線。因此，成為各國地質學家研究的焦點。

　　全球曾有13條剖面專門研究二疊紀、三疊紀的界線，這顆“金釘子”最后“花落我國”。這是讓殷鴻福至今回想起來依然得意的一件事。

　　為此，他曾與時任國際二疊紀—三疊紀界線工作組主席、加拿大地質學家Tozer當面交鋒。

　　對于界定二疊紀—三疊紀界線的古生物標準，Tozer等西方地質學家選取了耳菊石。而殷鴻福的團隊在華南10多個省做了37個剖面以后，卻提出了一個新的標準。他們的研究結果證明,耳菊石不如另一種微體化石—微小舟形牙形石，后者不僅在全世界廣泛出現，而且時間定位更準。

　　1986年，在意大利召開的二疊紀—三疊紀國際學術會議上，殷鴻福提出了這個新標準。然而，Tozer似乎不屑于跟這個中國副教授爭，依然堅持既有標準，還很紳士地說：“謝謝你，時間把握得很好。”

　　但讓Tozer沒有想到的是美國科學院院士Newell也支持這個新標準。最后會議變成了這兩位科學家的辯論戰場。

　　新舊標準的選擇引起了巨大反響。幾年后，界線工作組的其他科學家紛紛轉而支持新標準。

　　1993年，國際會議改選，殷鴻福被推選為工作組主席。1996年，“金釘子”海相選址基本定性，中、美、俄、德等九個委員聯名推薦長興煤山。2001年2月，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正式確認，將浙江煤山樹為全球層型剖面和點位。

　　殷鴻福認為，歸根結底，科學家在國際上的話語權還要看科研實力。這顆“金釘子”打響了他在國際地層研究中的第一炮。同樣也是中國地層學在國際上打的響亮一槍。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1905年，同盟會在日本成立的時候，孫中山曾如是說。

　　殷鴻福認為搞科學也是一樣，大方向對了，沿著這個方向走就是，不見得很快就要見成效。

　　他的成功似乎同樣得益于此。他堅持6年默默耕耘，等到了論文發表之日；他研究了20年，讓“金釘子”定根煤山。不過，與另一個研究項目相比，這兩個項目的時間還不算長。

　　1982年，殷鴻福回國后，看到大量地質工作人員下海經商，地質工作非常不景氣，古生物學尤其如此。

　　在訪美期間，國外古生物學已經在盛衰輪回中，開始反思學科建設的方向，中國學科也應該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于是，剛剛回國的他便著手做這項工作。

　　像動植物學家鉆進深山密林考察新的物種一樣，古生物家也可以搬一個板凳在一個地方坐上一天，分辨化石里的物種。然而，這兩個學科都不應忘記把生物與所處環境相關聯，形成一種系統科學。

　　同時，殷鴻福認為，古生物學不能光盯著大型古生物，而忽略肉眼難以分辨的微生物。大規模的微生物活動會對環境產生重大影響。

　　他主張把傳統古生物學與地球歷史環境聯系起來，把生物和其所生存的環境共同作為研究對象，當時他把這稱為生物地質學（Biogeology）。

　　2008年，生物地質學項目啟動26年后，終于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在此基礎上，他又帶領團隊繼續發展新興的地球生物學（Geobiology）。

　　“只要覺得是對的，就應該不計時間長短，不計成本地去做，即便這一輩子看不到最終結果。這是搞科學應該堅守的信念。”殷鴻福說。

　　從1957年兼做助教至今，殷鴻福的教齡已有55年，單是門下的博士和碩士生就有60余人。

　　他創建的科研團隊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創新研究群體，并以此為基礎建設了生物地質和環境地質國家重點實驗室。他和學生不僅僅是簡單的師生關系，更是學術上的傳承關系。

　　“科學需要傳承。一個科學家如果想要追求長遠的價值，不僅在于他本人的成就，還要看他帶出來的是不是一支優秀的團隊，能否把畢生所學發揚光大。”殷鴻福總結說。

　　此外，他認為，科學同樣需要師生相長。這可以作為判斷一個老師優秀與否的標準。

　　好的老師不一定要求學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不要把學生的思維限制在自己的條框中。如果學生成功了，老師也可以從中學到新的東西，從而師生相長。

　　同時，他認為在學生嘗試新事物的過程中，好老師不會加以干預，而在自己曾經摔過跤的地方提示他，在他失敗的時候支持他，在他受傷時保護他。

　　雖然對學生愛護有加，但如果學生犯錯誤，他決不會袒護。在研究中，他對學生要求很嚴格。他并不要求學生是天才，但是卻要求他們必須勤奮。

　　殷鴻福青睞能舉一反三、鍥而不舍的學生。這些學生比較實在，不怕坐冷板凳。不過如果“光低頭拉車，不抬頭看路”也不行，還得要有悟性。“我的教學是傳承，學生不一定走我的研究方向，但是依然可以把學科發揚光大。”

　　現在，讓他最驕傲的就是有一批好學生。現任“973”項目首席科學家、長江學者謝樹成就是他的得意門生之一。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謝樹成的三次畢業論文全都是殷鴻福指導的。謝樹成這樣說：“在研究上，他對我最大的影響是思路開闊，勇于開創新領域。團隊開辟的新領域，甚至是他自己以前沒有接觸過的新方向，他都愿意讓我去嘗試。他鼓勵我朝自己喜歡的方向去探索，鼓勵我出國學習深造、開闊眼界，與世界一流科學家合作。”

　　還有一件讓謝樹成特別感動的事。在他碩士論文完成以后，殷老師希望和他一起再去川西北當地看看。而當時謝樹成正在另一處野外工作，通信不發達，20多天后他才收到消息。到目的地以后，殷老師已經離開去另一處野外了。后來，別的老師告訴他，當天縣城里面下了很大的雨，殷院士撐著雨傘在縣城里一個賓館一個賓館地找。這讓他特別感動。

　　此外，在謝樹成眼中，殷老師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生活特別樸素。“現在，他每天依然騎著一個很舊的自行車。”

　　盡管如此，他卻把項目勞務費分給學生和其他老師，自己從來不拿。今年，在地大（武漢）校慶60周年之際，他捐助的獎學金共計39.5萬元。這些獎學金分別來自原“金釘子項目”結題后結余的20萬元項目款和他個人獲“何梁何利獎”的20萬元港幣。

　　這并非他第一次捐款。2001年，學校大學生俱樂部改建，殷鴻福把“光谷提議獎”兩萬元的獎金全部捐出。他還多次捐助過困難學生和經費少的校內團體。然而，在采訪過程中，他對捐款的事卻只字未提。

　　現在，76歲的殷鴻福依然樂此不疲地帶著全校兩個研究生和本科生班級的課程。教學于他而言，依然是一種享受。

　　殷鴻福，生于1935年，浙江省舟山市人。中國科學院院士。1956年畢業于北京地質學院地質勘探系，1961研究生畢業于北京地質學院。曾擔任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校長、中國古生物學會副理事長、國家教委地質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地礦部古生物學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古生物學報》、“地質科學譯叢”及《中國大百科全書·古生物學》分冊副主編等職。他曾擔任國際地層委員會三疊紀分會副主席、國際二疊—三疊紀界線工作委員會主席、國際地質對比規劃359項主席；發表26冊專著，240余篇論文；獲得三次國家自然科學獎、中國古生物學會首屆尹贊勛獎、何梁何利獎、李四光地質科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