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定強：中國天文大設備研制應以我為主

　　《中國科學報》4月4日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了《中國巨型望遠鏡路在何方》一文，文中對部分學者主張以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的方式來發展中國天文大設備的觀點給予了詳細報道。對這個觀點，我有不同的看法。　

　　中國天文大設備的發展正處在一個轉折點

　　2010年11月，交通部原總工程師鳳懋潤、鐵道部總工程師何華武和我，應邀赴港澳作報告。鳳懋潤報告中講道：　

　　“20世紀80年代上海計劃建黃浦江大橋，面對來自國內外的‘中國人有沒有能力自行建設特大跨徑的現代橋梁’的質疑，一部分人提出請日本橋梁專家來設計，日本公司來承建。我國老一輩橋梁專家李國豪先生得知后非常著急，在這關鍵時刻，他給時任上海市長的江澤民同志寫信，說中國橋梁專家是有能力設計這樣的大橋的，希望中國自己來設計和建造黃浦江大橋，江澤民同志接受了李國豪先生的建議。”　　

　　“日本人得知后驚嘆：我們丟掉了一個大市場，丟掉了一個發展橋梁技術的好機會。而中國的橋梁事業卻蓬勃發展起來了：1991年上海南浦大橋建成，1993年上海楊浦大橋建成。改革開放初期長江上只有3座橋，現在有129座，還建了杭州灣跨海大橋，正在建港珠澳大橋，還在計劃建連到海南島的瓊州海峽跨海工程，現在國外的一些橋梁工程也在請中國專家參與建設。”　

　　聽了鳳懋潤的報告后我久久不能平靜，李國豪先生的信和江澤民同志的決定是我國橋梁事業的轉折點。聯想到我國天文大設備的建設，不也正處在這樣一個轉折點？ 

　　再來看看其他高技術領域：從“兩彈一星”到現今的載人航天、超級計算機、鐵路（青藏、高鐵）、水利（三峽）、造船，無一不是以我為主、奮發努力的結果，在這些領域，我國都已是世界最先進的國家之一了。 

　　歐洲南方天文臺（ESO）發展天文之路 

　　2005年我和崔向群院士在南京聽過ESO臺長Cesarsky作的ESO發展歷程的報告。她說盡管歐洲和美國是友好的，但歐南臺的建立就是為了發展歐洲的天文學和與美國競爭。ESO建立之初首先建造了3.6米望遠鏡，20世紀80年代中期為建8米望遠鏡建了3.5米新技術望遠鏡，90年代建造了包括4架8米望遠鏡在內的VLT，與美國兩架10米凱克（Keck）望遠鏡相競爭；現在他們提出建超過美國的39米望遠鏡計劃。當然，ESO也參加和美國合作的項目如ALMA，但他們發展天文主要是自己建設備。

　　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是要有競爭，競爭是科技進步的動力。任何一個有自尊心的國家和有自尊心的科學家都應當有與先進競爭的雄心。　

　　中國有能力建天文大設備 

　　創新是有沒有能力建大設備的重要標志。在我國，老一代的儀器中，光電等高儀、太陽磁場望遠鏡、2.16米望遠鏡的折軸系統，都是創新的；新一代的儀器中，LAMOST、FAST、21CMA、HXMT等也都是創新的。LAMOST鏡面的總面積等于一架7.8米（國際上當前最大的是8～10米）的望遠鏡，LAMOST創造性地掌握了大望遠鏡中關鍵的主動光學，我們已和美歐處在一條起跑線上。參觀LAMOST后，歐南臺42米（即現在的39米）望遠鏡項目經理說中國也有能力建42米望遠鏡。

　　我是贊同國際合作的，但我的觀點是以我為主的國際合作。在這樣的前提下參加國外為主的大設備，我也不是一律反對的，恰如同ESO在以自己為主的前提下，也參加美國合作項目ALMA。但我國的人均GDP還很低，許多涉及國計民生的地方要用錢，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得到很多錢去發展天文。目前我國科研經費遠未多到可以拿出巨額經費去解決西方大項目的經費缺口。我國自己有很多重要的大項目要建，有很多科學目標上有新意的項目（包括下一步將會陸續提出的）要上。另外，國外項目中的核心技術對我們是保密的。在這種情況下我贊成只花較少量的錢去參加國外為主的項目。

　　從空間天文看自己掌握高技術的重要性 

　　正因為中國掌握了航天技術，我們才有了發展空間天文的基礎。由于我國要建空間站，一批重要的天文設備就有希望裝在上面。　

　　本文針對的主要是地面光學紅外大設備，對射電和空間天文設備的發展，我的看法也應當是“以我為主”。 

　　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日前組織了主題為“我國天文大設備的現狀與未來”的科學與技術前沿論壇，這次論壇參會的是中國科學院天文方面的院士和中青年學科帶頭人，會議最后進行了意向性測評，大部分與會者贊同中國天文大設備的建設應走“以我為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