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群：當前公眾科學熱情不高該怪科學家

林群，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我國科研項目投入雖然很大，但卻唯獨少了科普經費。目前科學家從事科普只是盡義務，很難申請到經費。科普教育還要依賴大科學家。當年華羅庚做講座，全國有百萬人在聽，我做講座就只有幾十個人，這就是差距。

　　——中國科學院院士林群 

　　第八次中國公民科學素養調查顯示，2010年我國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公民比例為3.27%，僅相當于日本、加拿大和歐盟等國家和地區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水平。 

　　公眾科學素養不高的問題，已經在社會上引發多次討論。有人將這一原因歸咎為應試教育體制問題，有人認為原因是人們普遍忽視科學的重要性。但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林群，在近日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指出，“當前公眾對科學熱情不高，不怪公眾，都是我們科學家自己造成的。”　

　　作為數學家，林群院士從事科普教育近20年了。他做過微積分連環畫，出過微積分讀物，有過多次微積分普及講座，開過微積分博客，被大家親切地稱為“微積分爺爺”。但他也有著深深的無奈，“每次我都滿腔熱情地去（做講座），被潑冷水地回。” 

　　中國青年報：您在上世紀90年代曾出過一本《畫中漫游微積分——著名科學家談微積分》，您怎么會想到要采用連環畫的形式做科普？　

　　林群：做科普時，我主張一定要把專業性知識降到最少。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曾說，真正的科學應該是“用看不用想”。我認為看圖是最容易的切入形式，就像放電影，一張張膠片過去，就是一個個完整的故事，能讓人們達到 “用看不用想”的效果。　

　　中國青年報：您還記得自己畫的第一幅作品嗎？　　

　　林群：記憶猶新啊。上世紀90年代的一天，我隨團旅游參觀一棵古樹時，導游說，它年年都在長高，但是樹高怎么測量呢？有人說把樹砍倒了再量，有人說爬到樹上再量。我學過初中三角，立刻想到了可由斜率求樹高，而不必砍樹或爬樹。這不就是微積分的基本公式嗎？回屋之后，我立刻將這個故事寫下來，并配上圖畫，后來還發表在《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上，有好幾本教科書用了這幅畫。中國科技大學數學系主任說，他通過這幅畫看清了微積分的本質。從那以后，我就越發中意用這種方式來傳授數學知識。　

　　中國青年報：您還出版了《微積分快餐》、《微積分減肥快跑》等科普書籍，開設了“微積分博客”，并且到全國各大高校進行講座。對于科普教育內容，大家的反應如何？　　

　　林群：反應很差，多數學生坐在后排，戴耳機或敲計算機，老師在前排也是應付應付，只有極少數真心地聽進去。所以每次我都是滿腔熱情地去，被潑冷水地回。　　

　　我總結了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我從事的是數學科普教育。數學太難了，并且公式很多。英國物理學家霍金曾說：“有人告訴我，我在書中的每一個方程都會使這本書的銷量減半，為此我決定一個方程也不用。然而，最后我確實用了一個方程，即愛因斯坦著名的方程E=mc2。希望這個方程不會嚇跑一半我的潛在讀者。”我也發現，我的博客中，如果是講數學故事的文章，訪問量很快上到幾千。而一旦涉及數學公式，訪問量一天只有幾個。　

　　其次，與許多人過于功利化的心態有關。我去做講座時，有很多數學系的學生去聽。但他們只喜歡聽我講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未來的可發展方向，這樣就可以踩著別人的肩膀繼續做研究，能有更多學術成果。跟他們研究與論文無關的內容，他們都不在意。　

　　中國青年報：您覺得當下公眾對于科學熱情不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林群：現在很多公眾對科學熱情不高，不怪公眾，都是我們科學家自己造成的。一方面，科學家們在心態上存在問題，有著長久以來的偏見與誤解，導致現在致力于科普教育的科學家并不多，或者不敢去做，怕受嘲笑。很多人認為科普是不務正業、不學無術，沒有創新性，是科研搞不下去了才去搞科普。甚至有人說“如果你繼續搞科普，還有誰敢請你做講座呢？”　　

　　還有很多人認為，科學家跟媒體記者溝通就是愛出風頭，瞧不起跟大眾接觸的科學家。很多科學家都說，如果遇到記者打電話過來，就應該拒絕。他們認為記者就是胡來，科學家一定不能跟著瞎起哄。就這樣，科學家把自己關在高高的閣樓里，很難與社會大眾接觸。

　　有些科學家還有一種很嚴重的心態：總覺得給大眾講授沒什么意思，只愿與同水平科學家對話。好像全世界只有幾個人知道，才更體現出我們了不起。　

　　另一方面，一些科學家不懂得如何與公眾溝通。交流傳授的過程中，許多科學家有意無意地只用專業、枯燥的術語與公式，不善于把復雜深奧的科學問題通俗化、簡單化，無法吸引廣大群眾，更別說讓公眾理解掌握了。慢慢的，公眾對于科學的熱情也就減少了。　

　　中國青年報：很多人說現在從事科普教育的科學家不多，您怎么看待？　　

　　林群：我覺得，科普教育本應是科學家的天職，我們歸根到底是需要將知識傳給下一代的。　　

　　有些國家，有一種吸引科學家與大眾雙向交流的機制。科學家為了使社會了解自己正在研究的課題，會主動向公眾宣傳。為讀者寫科普文章，在一些科學家中成為慣例。科學家們都覺得有義務向公眾介紹自己的科研成果，因此也產生了很多世界級科普名著，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愛因斯坦的《物理學的進化》、法拉第的《蠟燭的故事》、別萊利曼的《趣味物理學》等。這些書在國外幾乎家喻戶曉，影響著幾代人的成長。　　

　　在我國，科學家們從事科普教育也有著悠久的歷史與傳統。例如，張里千的《正交法與應用數學》、華羅庚的《統籌方法》、吳文俊的《幾何問題的力學證明》、張景中主編的《好玩的數學》、李大潛的《從歐拉的數學直覺談起》、袁亞湘的《瞎子爬山法》等，都是很優秀的科普作品或演講。而被評為中國好書之一的《十萬個為什么》，也凝聚著中國老一代科學家的辛勤汗水及對科普事業的關愛。　　

　　談到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數學圈子里做得最好的就是華羅庚先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華羅庚在報紙上寫了很多數學普及的文章。他還曾到全國各地給幾百萬人做“兩法”演講——優選法和統籌法。有一次，我搭乘出租車。當司機得知我研究數學，立刻脫口而出：“哦，0.618。”這正是優選法里普及的黃金分割。短短一句話讓我非常驚訝，也為“兩法”的影響之深遠而震撼。一個人能將數學的財富讓這么多人分享，是十分了不起的。這也正是科普教育的魅力所在。　　

　　中國青年報：我們應該如何鼓勵更多科學家參與科普呢？　

　　林群：首先，是建立健全激勵機制。中國的科研評價機制還不完善，僅僅以科研成果衡量科研成績。而那些花了精力做科普的科學家的工作，無法量化評價，這就很難調動科學家從事科普工作的積極性。　

　　以我為例，我雖然在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關注科普教育，并對其產生濃厚興趣，但為了職稱，我也只能到1993年評上院士之后，才能做這份自己喜歡的工作。　　

　　其次，是缺乏投入機制。我國的科研項目投入雖然很大，預算細到每一項具體工作上，但卻唯獨少了科普經費。目前科學家從事科普只是盡義務，很難申請到經費。　　

　　第三，現在很多年輕科學家沒時間留給自己去思考。要到國內外各地到處跑，去聽報告、參加會議。但科普工作恰恰需要靜下心來思考與回顧。

　　中國青年報：您覺得下一步我國的科普工作該如何發展？　　

　　林群：恕我直言，科普教育首先必須由科學家來完成。一般人做科普有困難，他們很難讓真理露出海面來，也很難把原創性的東西告訴大眾。科學家作為科學知識的生產者，有責任有義務承擔起科普的重任。科普對科學家本人也有益，它能使科學家更好地消化和理解自身的專業。

　　不僅如此，科普教育還要依賴大科學家。當年華羅庚做講座，全國有百萬人在聽，我做講座就只有幾十個人，這就是差距。同時，大科學家對于問題理解最透，也才有可能以最淺顯易懂的方式傳授給公眾。這方面我也做不到。　　

　　中國青年報：通過近二十年的科普教育，您有怎樣的心得？　　

　　林群：幾年前，我把自己的一份科普演講稿提前發給了北京四中、北京五中等學校200多個中學生。有一名中學生寫信告訴我說，我寫的東西他們看不懂，但他愿意幫我修改。后來，我索性把這個中學生請進了那次科普隊伍。很多時候我不講，而是讓他替我講，這樣更有利于同齡人的理解吸收，效果更好。　　

　　我的夢想是，希望有一天我的科普教育能由動漫來實現，數學要能通過小說來傳授。一位新當選的院士表示要寫一本數學領域的《三國演義》，我很支持，但現在還實現不了。我真心希望全社會能多關注我們，與我們合作。

　　我花了20年總算完成了一門“微積分”。我打算再花20年，進行下一門類整理，那時候我也就100歲了。這項事業，靠我一個人是萬萬不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