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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布時間:2018-07-03 10:52 原文鏈接: 本科教育的“中外對話”



    “不抓本科教育的高校不是合格的高校”……日前,由全國5.2萬名教育工作者在主會場和分會場共同參加的新時代全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讓高教大計、本科為本成為了與會者的一個共識。應該說,近些年來,本科教育在高校中的受重視程度正在逐步提升,但一直以來,人們都喜歡把中國本科教育與外國本科教育作比較,常常是指出中國本科教育的若干問題,再列以外國本科教育的若干經驗與好的做法,以進行學習、借鑒。

    誠然,中外本科教育的發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但也應該看到,中國本科教育在近些年發展中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本期,本報從招生入口、培養過程以及畢業出口三個方面入手,邀請中外高等教育的相關教育學者淺議中外高等教育的異同,期待讀者借此能對中外本科教育的全過程有所了解。

     

    劉海峰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

    范劍青

    普林斯頓大學終身教授

    復旦大學大數據學院院長

    盧曉東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楊英銳

    美國倫斯勒理工學院終身教授

     

    儲朝暉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尹曉煌

    美國西方學院終身教授

    西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

    招生入口篇

    無論是近日江蘇省委書記反省教育選拔失敗,還是去年北京高考狀元說“寒門難出貴子”,其實提及的都是入口問題。打破“玩命的中學,快樂的大學”,打造優質的本科教育,人才選拔方式是重要的牽引。

    然而,分分必較的趨勢在近年來并沒有削弱,反而加強。尤其是,近年來北京乃至部分省份的高考呈現出一個趨勢——高分數段考生尤其集中,分咬分。背后的原因在于考題過于簡單。這使得越來越多高分數段的考生不得不轉向自主招生,以期獲得加分,在競爭中更有優勢。

    名牌大學競爭激烈現狀難改

    劉海峰

    在中國國情下,不管怎么改革,大學的入口關還是很重要,還是要通過考試選拔人才比較合適。由于入學考試的存在,中學生的壓力大、負擔重,這是比較難以解決的問題。中學升大學,名牌大學的競爭激烈,才會有“玩命的中學”存在。采取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但是想完全改變很難。

    事實上,不只是中國,周邊的日本、韓國都有類似之處。東亞國家、地區對名牌大學特別崇尚,所以,無論高考錄取率有多高,名牌大學的競爭永遠激烈。即便像日本這樣,早就進入高中升大學全部錄取的時代,但名牌大學的競爭照樣激烈。

    優質的本科教育主要指的是,大學里提供教育條件,從師資、校舍到教學過程,大學里把更多的資源集中到本科教育中。就入口而言,擴大名牌大學的招生比例,可以提高本科教育的質量。但很顯然,名牌大學的招生比例并不是說擴大就擴大的。

    這些年,教育部門在人才選拔上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我們最熟知的便是自主招生。自主招生的初衷是招收有學科特長、專長,有特別潛力、所謂“怪才”的學生,而不是給分數段集中的考生增加被名牌大學錄取的砝碼。

    近年來,有些省份出現高分數段比較集中的情況,這與高考命題有直接的關系,命題要拉開區分度,實現正態分布。

    并不是所有入口上的改革,都與優質本科教育有直接的關系。比如,近年來,多個省份都在進行的合并錄取批次改革,其實是為了打破人為區分的高校身份固化——人們長期形成了本一比本二好,本二比本三好的觀念。對于名牌大學而言,學術聲望已經在歷史上逐漸形成,合并錄取批次后,它們并未受其影響。

    多尺度、不公布公式更能遴選優質生源

    范劍青

    美國高等教育在入口選拔的重要特點是,多尺度衡量,且在選拔上沒有明顯的公式,或不公布公式,或每年修改公式。多尺度衡量、不公布公式能夠選到多樣優質的生源,給社會培養各方面的不同人才,不會把學生的創造力泯滅掉。

    美國高校選拔主要看四個方面。

    第一,中學成績。他們從10年級開始算起,相當于主要看高一、高二的成績,以及中學推薦教師、任課教師的意見。中學生在相當于高一、高二這兩年比較“玩命”,高三成績基本已確定。

    高校會通過一兩篇短文,考查學生的性格、愛好、人生觀等。學生們至少在高中之前都過得比較愉快,分數、功課的壓力并不是很大,有時間做他們感興趣的事情,而這些事情正好與升學多尺度選拔相吻合。

    第二,標準考試如SAT成績。SAT可以考多次,取其中最好成績,避免一考定終身的現象。不同于我國,將高考作為唯一的錄取標準。SAT成績不是唯一標準,而是參考標準之一。

    第三,領袖風范、課外活動能力。比如,學生是否是某協會的發起人,對社會是否表現出關愛等。

    第四,某一項非常特殊專長。

    的確,中國人的名校情結比西方人重,西方人選擇一所大學而不選另一所大學,他可能喜歡的是這所大學的某一方面。他們通常不會以分數線論高校,很少有A高校比B高校分數高的說法。他們也看重名校,但更看重自己的專長,因為畢業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更看能力,雖然名校在就業之初有一定優勢,但并不是持久優勢。

    這些年,我國引入很多西方做法,比如大學先修課。在美國,如果中學生先修課上得多,高校會認定他是一名好學生,因此很多優秀學生選擇先修課。

    先修課對美國優質的本科教育是有正面影響的。一方面,在如普林斯頓這樣的大學,上過先修課的學生,進入大學后的課程總量不變,而是原來在先修課中學過的初等課程可以不選,直接選擇更高階的課程,這樣做讓優秀學生進入大學后的臺階更高。另一方面,學生選擇先修課,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表現自己與眾不同,因為不優秀的學生選不好這樣的課程。這也說明了在西方學生表現優秀的方式也是多方面的,而不是按統一的尺度來衡量。

    培養過程篇

    近年來,我國各高校都在積極探索如何培養創新型人才,而對于創新型人才的培養,一直以來也都是國外高等教育的突出特點。

    由于歷史文化傳統和高等教育制度的不同,中外高等教育在創新型人才的培養階段存在諸多差異。比如,雖然中外高校都以創新型人才為培養目標,但與中國高校更注重專業教育相比,國外高校更注重學生的興趣和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與中國高校多以閉卷考試為主相比,國外高校更加注重對學生綜合能力的考核等等。

    大學考試,更需“回歸常識”

    盧曉東

    我想談一談本科教育中的考試問題。

    今年6月21日,教育部在四川成都召開新時代全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正式決定面對一個之前眾所周知的問題,就是中國高等教育中的“放水”問題。這個問題本質也是高等教育的質量問題。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明確表示,中國教育“玩命的中學、快樂的大學”的現象應該扭轉,對大學生要合理“增負”,提升大學生的學業挑戰度。這其中的關鍵就是考試。

    高等教育涉及的是“高深”學術。高深學術本身意味著它是比較困難,需要學生有很好的知識儲備,也要有認真的學習態度、積極和艱苦的學習投入。同時,高等教育還有另外一個任務,就是高校需要在教學中和考試中,讓學生有機會到達學術前沿。一流的本科教育,意味著其考試中要有非常前沿,還沒有正確答案的考題,我稱之為“挑戰性試題”。這意味著,本科四年大學不可能100%畢業。

    新時代全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后,我個人的第一個政策建議就是:從2018年起,所有高校都開始科學、完善地統計和公布畢業率和學位率,必要時進行回溯。目前,教育部學信網的數據,可以支持對全國高等學校的畢業率和學位率進行估算統計。美國高校系統統計和公布其四年、六年畢業率,網絡上可以查到很多高校長期的歷史記錄和年度分析。這一方面,我國在觀念上和教育實踐中落后,但從現在趕上去來得及。

    我們通常說中國大學入學就可以畢業,但每所大學“放水”到什么程度,實際上缺乏相關數據。如果一所高校本科四年100%的學生都畢業獲得學位,這所高校肯定“放水”了。嚴格來說,四年學位率超過90%是一所高校“放水”的重要指標。大學“寬出”,本質就是質量“放水”,是大學沒有承擔起社會交給大學教育責任的突出標志。學生一入學就知道這樣的指標,學生會意識到他們肯定能畢業,他們是不需要努力學習的。回歸這一點,才是“回歸常識”。

    在美國,只有少數私立文理學院才有四年超過90%的學位率,而這樣高的比例,是建立在它們大量小班授課,以及高度精致、高度密集的師生交往基礎上。

    我個人的第二個政策建議是針對各高校的微觀建議,就是各高校應當逐步將“清考”制度、“補考”制度取消,“清考”“補考”制度都會演變為“放水”制度。

    與學分制制度相結合,形成性考試意味著學生學習過程都應當計入成績。如果學生最后成績不合格,代表的是整個過程學習不合格,而不只是某一次考試不合格。因此,也就自然沒有了補考一說。課程不及格只能重修。回歸這一點,才是“回歸常識”。

    我個人的第三個政策建議是給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和教育部。學生如果重修課程,就會涉及課程學分成本問題,這需要三部門重新研究學分制收費。學生重修課程的學分學費應該更高,國家不能用稅收補貼不認真學習的學生,其本質是補貼“巨嬰”。學生不認真學習,就要自己學會為此承擔一定責任。回歸這一點,才是“回歸常識”。

    除以上內容之外,高等教育的考試改革還有更加深入的內涵,例如四川大學正在推進的非標準化考試,其本質是發散性思維考試,一些考試題目沒有標準答案,這與培養創新能力緊密結合在一起;目前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正在推進百分制向等第制的過度,其本質與創新人才培養有著深入的知識論層面的聯系;浙江農林大學正在推進獎學金制度的改革,這些都是當前大陸高校考試改革最前沿的方向。

    中美本科教育的學術生態異同

    楊英銳

    (一)教授應該是知識的化身

    本科教育是任何一所現代大學的根本,這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通識。這些年流行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周刊關于美國大學的綜合排名,加權最重的就是本科教育。在大學里,系和學院的概念要重于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因為一般前者才能招本科生。

    本科教育無論如何多樣,其中心是課堂。課堂教學無論采取什么形式,其中心是教授。在美國課堂上,無論是否有終身教職,無論是什么職稱系列,教員通稱教授,體現了教師的尊嚴、課堂的神圣以及對知識的敬畏之心。教授教書,上本科生的課,在美國大學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一個大學教授,無分學科,天職就是創造發展人類知識。

    心理學告訴我們,心智是個體的。創造知識,尤其是基本理論,經常是教授個體的心智過程。我在美國大學教書的體驗是,這個發展知識的心智工作,受到充分的理解和尊重。這就是美國大學最為珍視的學術生態。對于本科教育,這個學術生態的狀況主要是通過課堂來反映的,體現在教授傳授知識的過程中。無論教學手段如何演化,知識就是知識。對于本科教育,一個教授就應該是知識的化身。教授在課堂上的身影,就應該是其自身知識發展的隨形。就此目前而言,美國的本科生比之中國的本科生,一般來說要幸運一些,有較高的課堂受教指數。

    (二)中美本科生是一樣的

    講一點個人教學經歷可以具體說明這個見解。我每年在美國倫斯勒理工學院的課是小班授課,而在北大和中山大學的課都是百人以上,而且連續講四個小時。無論是在美國課堂上還是在中國課堂上,在如此授課強度下,學生們沒有一個睡覺的。

    不同的課,不同的教授,授課方式可以選擇。我的課堂里不允許學生使用電腦,中美學生都嚴格遵守要求。我的課沒有教科書,主要是講演。極少用PPT, 主要用黑板。課程內容涉及心理學、認知科學、經濟學、理論物理和數學等不同學科。所以嚴格要求學生做筆記,每周收上周筆記作為考核之一。學生的課堂筆記之詳略,系統化和書寫工整程度,中美學生幾無差別。所以我說,中美學生,尤其是本科生,是一樣的。中美學生都有個體差異,層次分級,其分布也是相似的。

    可是,我注意到一個區別。我在美國的課上每個年級的學生都有,來自不同學科。而中國的課主要是一個年級,而且是本科一年級二年級的學生學習最認真。這種情況反映了一個現實:美國學生受到四年本科教育,中國學生實際上只受到兩年半到三年的本科教育。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其深層道理超出了短文范圍。

    本科教育的改革是中美大學都在面臨的議題。美國大學因為是直道領先,改革較為從容,更易“留其精華,去其糟粕”;中國大學有所謂彎道超車的意向,就要避免“去其精華,取其糟粕”的對接陷阱,失去本科教育原有的優質部分。

    畢業出口篇

    在國內,一到畢業季,絕大部分學生都能順利畢業,踏上新征程。但在國外,并不是人人都能夠輕松畢業。踏進大學校門意味著另一段征程開啟,學術不誠實、學術表現差、行為適當、出勤問題等,只要觸犯其一,稍有不慎就可能得重修或者失去順利畢業的資格。

    比如哈佛大學,2016年僅有56%的學生在四年內順利完成本科課程畢業,其他很多美國高校的本科生畢業率也都在50%至60%之間。

    這樣一看,似乎我國高校每年90%多的畢業率顯得很高。因此,“嚴進寬出”成了公眾對我國高校的普遍印象,與國外高校本科教育形成鮮明對比。更有人呼吁,我國高校本科教育“出口”當收緊。

    但是,國外高校本科教育“出口”真的有上述數據顯示得那么嚴嗎?國外型的“嚴出”就一定適合我國的本科生教育嗎?針對我國本科生教育“出口”,我們又該作出哪些調整呢?

    解決“出口”問題需從根本入手

    儲朝暉

    國內外學生畢業后的能力、意識是不同的。這與學生自小時起接受的培養方式、思想觀念有關。

    國外學生從小時起接受的就是個性化教育,在進入大學前就已經培養起了自己的價值觀和興趣點。因此,在進入大學后依然能夠努力學習。

    而我國的學生一直被教師和家長灌輸“只要進入大學就會變輕松”的觀念,接受應試教育。因此很多學生在進入大學后找不到自己努力的方向和目標,逐漸變得懈怠。這也是有些家長表示,自己的孩子初高中學習成績優異,但進入大學后表現平平甚至被淘汰的原因。

    因此,在我看來,人們一直在討論的大學是否該“嚴出”,這只是一種表象問題。其背后真正需要討論、糾正的是上述對大學教育錯誤的觀念。

    當然,嚴出也是有必要的。并且,這個嚴出的標準不應該由政府層面來制定統一的標準。我國有著2500多所院校,而院校與院校間的情況是不同的。因此,嚴進、嚴出更多地要從學校自身的層面來考慮、制定。政府應給予高校更大的自由和權力來制定適合自身發展的、具有各高校自身標準的“出口”。

    此外,我們還要明確,“嚴出”與“嚴管”是不同的。嚴出涉及的可能只是畢業、就業等方面嚴格化的標準和條件。而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從過程中就應該抓起的嚴管。解決高等教育本科生“出口”問題,其實和解決其他高等教育相關問題一樣,還是要從管理和評價上解決,從管理者層面入手。讓那些真正理解高等教育、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人來管理。

    大學教育其實很單純,它不該有太多的功利性,它只是培養孩子成長的地方。

    因此,針對本科教育,我們并不一定要模仿或學習哪個國家,我們需要的是承認自身的缺陷,找到自身的問題,探索出適合自身高校發展特色的本科教育之道,如此而已。

    探索中國特色的“嚴出”之道

    尹曉煌

    以我最為熟悉的美國大學為例,美國有2600多所大學,具有多種類型劃分。根據其所有權性可主要劃分為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其中很多世界頂尖的大學,如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等就屬于私立大學。每所大學的側重也有所不同,有的側重科研,有的側重本科教育,有的側重專業技能的培訓進行社會服務等。因這上述的特性,在美國其高校“出口”類型大致可分為兩種,即“嚴進嚴出”和“寬進寬出”。

    寬進寬出,類似于一種教育的普及、文憑的工廠,學生只要付錢就可以畢業。其缺點在于學校沒有信譽,學生在找工作時不具優勢。而其優點在于擴大受高等教育的面積,為其提供一定的訓練。

    而“嚴出”,根據各個學校的類型、特點的不同,其“出口”究竟嚴格到何種程度,也是不同的。但是,無疑美國大學是十分重視“出口”的表現的,學生的畢業、就業是一項重要的衡量指標,這項指標決定了學校是否達到教學目標。而學生畢業后能否使用人單位滿意則影響著一個學校的品牌的建立,影響社會對這個學校的認可度和評價。學校培養的學生是否達到學校對外宣傳的要求影響這一所院校的聲譽。

    對于中國的大學來說,我認為探索出適合中國特色的“嚴進嚴出”是很必要的。“嚴進”通過高考已充分體現出來,但是在“嚴出”上,我們還需要下功夫。首先,要建立起嚴格的管理、規范體系,做到“嚴管”。其次,建立起緊密的師生關系。通過建立固定的師生交流時間來保證師生間的溝通交流。一名與學生聯系緊密的教授或導師能夠找出學生個人的問題,為其選擇未來發展的道路和方向提供幫助。第三,各學校要根據自身情況來制定合理的“嚴出”標準,而不是所有學校都用一桿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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