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應化所：世紀輝煌，熔鑄應化豐碑

技術領先的電子加速器輻照消毒滅菌中心

建立在浙江臺州的萬噸級二氧化碳基聚合物生產裝置

建立在浙江海正的年產5000 噸聚乳酸樹脂生產線，正在建設年產5 萬噸生產線

建立在長春高新北區的高分子水潤滑軸承中試基地

建立在山東神馳的稀土異戊橡膠萬噸級生產裝置

建立在長春高新北區的稀土交流LED 照明制品總裝生產線

在共和國科技創新的豐碑上，鐫刻著很多名字，中國科學院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以下簡稱長春應化所）便是其中之一。

在這里，從合成橡膠到熱縮材料，從稀土萃取分離到火箭固體推進劑，70年來所創造的科技成果達1200多項，誕生了百余個“中國第一”。科研人員把元素周期表上那些呆板的符號，創造成鮮活的技術產品，為共和國源源不斷輸送著成長的養分。

濤浪滾滾，堆出新的陸地。真正創造這“應化新陸地”的，不是風浪，而是它底下的細小泥沙。

應化搖籃

1949年9月23日晚，上海北站的月臺上滿是依依惜別的人群。400多名青年學子即將登上北去的列車。他們中的一些人有幸聆聽了上海市市長陳毅作的形勢報告。“陳軍長”希望這些大學生能夠盡快投身到現實革命中去。

車廂是加掛在一列貨車后面的“拼車”。年輕學子們要趕在新中國宣告成立之前到達東北——未來新中國工業體系建設的“圣地”。

列車駛向山海關。到山海關后，部隊給每個人發放了15萬東北幣作生活費，然后繼續北上，抵達沈陽。半個多月后，他們按照組織分配，奔赴東北各地，行色倥傯，開啟了各自跌宕而壯闊的人生。

這是一股新生政權爆發出來的強大洪流。一大批知識分子響應號召，投身到東北地區經濟建設中。他們中既有剛離開學校不久的青年，更有負笈游學毅然回國的科學家。

上海大同大學化學專業畢業的倪嘉纘就是其中的一員。他被分到了東北工業研究所（長春應化所的前身）,后來成為該所所長，1980年當選為中科院學部委員。

金陵大學化學系畢業、北大研究生畢業的程镕時也成為洪流中的一分子。他后來成為我國高分子物理學科的開拓者之一，于1991年當選為中科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吳學周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解放前夕，他不愿跟隨國民黨政權遷往臺灣，為了科研資料和儀器設備不被特務摧毀，他不惜攜帶資料和儀器躲入山區。

20世紀50年代初，身為上海物理化學研究所所長的他，響應國家號召，率領一大批科研人員遷至長春，促成了長春應化所歷史上第一次機構變革、學科奠基。

如今，他的雕像矗立在研究所院內離正門不遠的地方，松柏環繞、花草繁茂。他后來又成為新中國成立后首批中科院學部委員（中科院院士的前身），堪稱最早的“兩院院士”。

此后，陸續有一批著名愛國科學家扎根于此、無私奉獻，武衡、吳學周、柳大綱、梁樹權、錢人元、錢保功、高國經、黃葆同、馮之榴、歐陽均、汪爾康等院士和專家，他們以使徒般的堅毅與執著，在這里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足跡。

其中，和錢學森的經歷一樣，黃葆同、馮之榴夫婦也是歷盡艱辛從美國輾轉歸國。他們的事跡也見諸當時的《人民日報》。他們都是“人民科學家”群體的代表。

1948年長春解放，成立不久的東北工業研究所只有20多名職工和一片廢墟。一年后，這里就建起7個研究室、1個地質調查所和6個中試工廠，職工人數增加到600多人。

到1952年改名為綜合研究所時，長春應化所已發展到十幾個研究室，研究技術人員增加了3倍。如果把分出去陸續建立的研究單位也考慮在內，規模將更加龐大驚人。當時的研究所發展之快、成果之多，可以說是新中國科學事業發展的縮影。

研究所創建初期，名稱數次變換、歸屬幾經更迭，這是一個既吸納養分又傳遞薪火的特殊歲月。

在這樣的孕育期，研究所經過30余次整合，成批成建制地援建、組建了一批新興科研院所和企業，其中中科院系統的研究所就達15個。

特別是為新中國成長輸送各類科技人才，使這個當時東北地區唯一一家綜合性研究所，成為名副其實的化學研究及應用的發祥地——中國應用化學的搖籃。

中國第一

1950年12月28日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在長春應化所的中間工廠，成功產出了20公斤生膠（氯丁橡膠），標志著新中國第一塊合成橡膠誕生了。這也成為該所建所70年來取得百余項“中國第一”的肇始，是第一個“第一”。

這個產量現在看來微不足道，但在當時卻是零的突破，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和國防建設的急需，并陸續合成出丁苯、聚硫、丁吡等通用橡膠品種，為開創我國合成橡膠工業發揮了先鋒奠基作用。

研究所從1958年開始進行順丁橡膠的研究，此后歷經20多年拼搏，開拓出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鎳系順丁橡膠工業生產新技術，并獲得1982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1985年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鎳系順丁橡膠并不是最完美的材料，但它是能夠迅速產業化、技術突破潛質高的一個品種。其研制亦是一個全國性的聯合大攻關的過程。當時，各科研機構在嘗試鎳系、鈷系等多種不同催化劑體系的順丁橡膠技術路線。長春應化所做的鎳系順丁很快獲得重大技術突破，遂被確定為主要技術方向。

隨后，研究所和蘭化所、錦州石油六廠、燕山石化等34家單位合作，很快實現了從實驗室到中試再到大規模推廣的目標。

鎳系順丁橡膠工業生產新技術在1985年的全國科技獎勵大會上獲得高度評價，它解決了我國“路能走”的問題。所謂“路能走”，是指那時候國民穿的鞋是沒有膠底的，以布鞋為主。順丁橡膠研制成功，不僅為社會尤其是部隊提供了膠底鞋，還為大型載重車輛輪胎的國產化奠定了基礎。

因為鎳系順丁橡膠項目，誕生了5位院士，其中長春應化所就有3位。

率先開展從獨居石中提取釷和稀土元素的研發，當屬又一個“中國第一”。這一創舉為發展我國稀土科學和稀土產業發揮了先導作用。

從獨居石中提取釷，是以中科院院士蘇鏘為代表的幾代科學家開啟我國稀土化學與物理研究的一個標志性成果。蘇鏘是1952年從北京大學畢業，投身東北工農業恢復建設發展浪潮中的一員。

在東北的大小興安嶺中，獨居石資源相對豐富，這為提取釷和稀土元素提供了便利。當時，蘇鏘和其他年輕科研人員在大小興安嶺一待就是一兩個月，這讓這些南方人吃盡了苦頭，但也因此迅速適應了北方嚴寒惡劣的天氣環境。

由于稀土元素的化學性質非常接近，其分離和分析工作是一個巨大挑戰，研究所集合無機、分析和物化三個研究室力量，發揮多學科優勢，很快突破了這一難關，首次在國內分離出全部15個單一稀土元素，并把研究成果推廣至工廠生產，移植至全國。這一綜合性研究，也帶動了稀土化學與物理等方面科學研究的勃興。

長春應化所高分子專家張慶余1945年畢業于西北大學化學系，長春解放后的第三年他就來到了正處于發展中的長春應化所，并有幸承擔和主持了研制衛星用大功率火箭高能燃料的任務。

當時，北京化學所、上海有機所和大連化物所提出研制硼氫化合物高能燃料的設想，長春應化所則決定承擔研制偏二甲肼的任務。偏二甲肼就是美國先鋒號使用的燃料，又名可存儲火箭推進劑。

衛星攻關技術總負責人錢學森決定采用偏二甲肼，并要求長春應化所在1959年底拿出1噸供火箭試驗使用。時年20多歲的張慶余承擔起這項任務，所里為他配了多名試驗助手，并成立了第七研究室，在一間僻靜的實驗室里秘密展開工作。

那時，我國化學工業生產技術落后，文獻上也查不到有關偏二甲肼生產的任何信息，只能從有機合成的角度查找合成路線。經過實驗室反復試驗，終于確定了合成路線，并與1958年12月31日成功制得偏二甲肼。隨后，科研人員聯合吉林化工進行批量生產，只用了三四個月的時間便試驗投產成功，陸續提供了成噸的偏二甲肼，滿足了我國研制大功率液體火箭的急需。

從1958年至1978年，長春應化所在火箭推進劑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研發的固體推進劑品種達到當時世界先進水平，廣泛用于“兩彈一星”等我國航空航天事業，累計獲得國家十余項嘉獎，并于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科學的春天”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釋放出廣大科技人員積蓄已久的意志與力量，也成就了一個攀越科技高峰、創造科技成果的輝煌時代：

順丁橡膠工業生產新技術、火箭固體推進劑、稀土分離流程、高分子熱縮材料、稀土合金、稀土催化劑定向聚合、有機金屬導體、聚酰亞胺、激光分離鈾同位素、超高壓送變電線路間隔棒、防腐防水新材料、ABS樹脂、環氧樹脂、氣體分離膜、激光晶體、化學修飾電極、液/液界面電化學、高分子凝聚態物理等方向，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科研成果，多項成果達到當時國內外領先或先進水平。

其中，稀土萃取分離流程的革新，推進了我國稀土分離產業的綠色革命；高分子熱縮材料的研發，成功應用于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以及電力、水利、通信等領域。

1988～1998年，長春應化所國內發表科技論文總數連續11年位居全國研究機構榜首，彰顯了扎實的科研底蘊和強勁的自主創新能力。

科技先鋒

在長春應化所科技館，有一張該所學科演變的圖表。從表中可以看出，自從1954年確定了合成化學、有機化學、無機化學、物理化學、分析化學、農產化學六大學科方向后，除了農產化學后來轉至中科院生態方面的研究機構，其他領域與長春應化所現在的學科組織結構基本吻合。

也就是說，早在60多年前，關于研究所未來要走的方向，開拓者們已經清晰地描繪出來。

研究所成立之初，百廢待興，研究人員下礦、下廠，幫助解決關鍵技術、建立實驗手段等是十分普遍的事。那是一個特別強調研究工作服務于生產的年代，絕不允許工作停留在實驗室階段，而一定要應用到生產中去。因而，研究所收到的表彰和感謝的錦旗掛滿了會議室。

一些重大科研成果，就通過建立中間實驗工廠的方法解決了從實驗室到工廠生產的接軌問題。研究所的綜合性也體現在，它不僅有科研部門，還有機械、電機、土建等技術部門。這樣的科研—技術—生產三結合的方式，保證了研究工作能夠切實符合生產實際需要。

不過，研究成果雖然很多，但都比較零散，研究所的潛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1956年后，結合國家1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和中科院“三定”方針，該所再次對科研布局進行了調整。

調整后的學科，形成了以稀有及稀土元素化學為主的無機化學、以合成橡膠為主的高分子化學、以工業催化為主的物理化學以及以儀器分析為主的分析化學。這種調整完成了由工業部門研究所向綜合性化學所的歷史性轉變，吹響了長春應化所向現代科學技術進軍的號角。

這是歷經吳學周、孫書棋、王佛松、倪嘉纘、汪爾康等幾任所長長期探索、不斷實踐的過程，也是對于科學發展和研究所定位的歷史經驗不斷揚棄的過程。

此后，注重技術研發和產業化銜接、注重多學科協同作戰等特色實踐，被延續下來并不斷發揚；以應用研究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為主導的面向國民經濟、國防建設和世界科學發展前沿的發展戰略，就此定型。

時任所長孫書棋多年后在回憶文章中說：“科研工作有無特色，與公司企業能否創名牌一樣，是研究所立于不敗之地的關鍵。”

從1987年至1996年約十年間，長春應化所一直在這條關乎未來的“特色之路”上高歌猛進。稀土化學與物理、高分子物理、電分析化學等一批重點實驗室相繼成立，組建了以科技總公司和開發企業為主的高技術產業化力量，形成了開放實驗室+基礎研究、專項實驗室+重大項目、科技總公司+開發企業以及相關支撐服務體系的研究工作新格局。

上世紀80年代末，長春應化所根據中科院統一部署進行“一院兩制”改革。研究所開始興辦企業公司、進入市場。那時候也是研究所普遍發展艱難的時候，開不出工資的情況時有發生。

長春應化所通過成立新技術開發總公司，選擇一批有市場前景的項目，先后建立了一批開發生產實體，推廣、轉化和移植科研成果300多項，收獲了可觀的經濟及社會效益，一時被譽為“應化效應”。

早期興辦企業的經歷也讓研究所嘗到了甜頭，后來長春應化所不斷發展上市公司，僅熱縮材料一項就衍生出三四家上市公司。這些產業實體不僅為研究所帶來數億元的股權收益，還不斷反哺著科研及基礎設施建設。

在副所長胡立志印象中，長春應化所真正新學科的建立，大概也是在那個時期。正是有了科研活動與經濟活動的緊密對接，從而促使傳統學科不斷交叉耦合，派生出一批新興學科來。

做成果轉化的人往往深有體會：應用沒有基礎支撐，就不會有后勁；產業化過程遇到的問題，很多還是科學問題。科學問題沒有研究清楚就轉向應用，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在長春應化所的傳統或血脈中，也一直保持這樣的基因：注重平衡基礎與應用的關系。基礎做得有多深，應用才能走多遠。

扎根基礎，面向應用，同時鼓勵科研人員做經濟、國防領域的大項目。在這里，很多院士、老科學家雖然一直在做基礎研究，但也都有意識地往應用方向靠攏。

計劃經濟時代，關于是否選擇聚酰亞胺作為研究方向，所里曾存在很大爭議，后來有院士堅持要做，才有了現在纖維、樹脂領域的一系列高端材料。

這樣的事例并不鮮見。或許正是這樣的平衡之道和堅定的方向感，讓長春應化所從“新中國科學工作者的先鋒”一路走來，熔鑄了半個世紀的輝煌。

薪火逾涯，創新無窮。進入“知識創新”時代的長春應化所，再次迎來快速發展的黃金期，那是一個宏大敘事的十年，也是一個充滿寫意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