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諾貝爾獎”的渴求不能拔苗助長

　　目前除了文學獎外，2018年的諾貝爾獎得主都已公布。盡管今年對諾貝爾獎得主的討論出現了很多新的故事甚至可以說是爭議，但是和往常一樣，國內又是一波輿情從教育、科技、文化、經濟、政治等方方面面“質問”為什么目前斬獲諾貝爾獎的中國科學家如此之少。

　　筆者沒有研究過到底是哪些人群在“質問”為什么目前鮮有中國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只是覺得這種觀點和目前社會中，質疑中國科技工作常見的觀點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比如認為只發文章而沒有成果轉化純粹是浪費納稅人的錢，再比如認為發國際期刊有什么用。

　　然而，在科技史上推動重大成果誕生的一個重要源泉，就是研究者發自內心的興趣。因此，如果要求科技成果須“有用”，就已經將很多研究成果扼殺在了萌芽階段。另外，科技成果很難在沒有學術交流的環境下誕生，如果不在國際期刊上發表文章，甚至都不去讀國際期刊上發表的文章，那要到哪里獲得更便捷、更有效的學術交流渠道呢？如果沒有充分的學術交流，怎么能夠奢望有高水平的學術成果產出呢？

　　所以，如果強調學術研究必須有用、貶低學術論文發表的價值，就很難期待有豐富多彩的科技成果的產出。如果貶低國際學術論文發表，就無法建立起通暢的學術交流環境，這會直接壓抑科技的發展。基于上述邏輯，筆者認為一方面質疑中國目前諾貝爾獎少，一方面卻又大肆對“無用”的學術論文，尤其在國際期刊上發表的學術論文進行污名化，是一種自相矛盾，是不懂科技發展基本規律的一種表現。

　　說到規律，筆者想到一個國人耳熟能詳的成語——“拔苗助長”。很多國人用此來抨擊目前很多教育機構讓小孩超前學習的現象。筆者認為現在要求中國科技工作者大面積出諾貝爾獎級成果也是一種典型的“拔苗助長”的心態。因為諾貝爾獎的成果與其最終獲獎具有相當的時間滯后效應。連愛因斯坦這樣被各領域舉世公認的獨一無二的人物，其獲得諾貝爾獎的時間都大大滯后于其獲獎學說所提出的時間。屠呦呦老師獲獎的時間同樣遠遠滯后于其成果發表的時間。

　　因此，現在要求中國多獲諾貝爾獎在很大程度上可謂脫離現實基礎。因為在幾十年前，中國科技發展的整體水平是全面落后于國際頂尖水平的，當時中國科技工作者的核心任務也并不在于追求國際領先與創新，而是要解決阻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技術與工程的問題。經過幾十年的追趕，雖然現在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已經突飛猛進，但是在很多高精尖領域，我們仍然達不到引領的水平。所以，可以預計在未來的若干年內，諾貝爾獎也很難花落中國。在這樣的情況下，質疑為什么中國目前斬獲的諾貝爾獎如此之少，不是一種拔苗助長的心態么？

　　熟悉諾貝爾獎歷史的讀者可能知道，雖然美國作為二戰后的超級大國的確是拿諾貝爾獎的大戶，但是在二戰之前，拿諾貝爾獎的美國籍科學家并不多，那個時候歐洲科學家才是諾貝爾獎的常客。而要知道早在19世紀90年代年代美國的經濟就已經是全球第一了。

　　所以國人渴望更多中國學者獲得諾貝爾獎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千萬不能急躁與苛求，因為科技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急不來。真要急了，后果可能跟拔苗助長這個的結局一樣，禾苗都枯死了。基于歷史發展脈絡和科技發展規律，筆者大膽預測，如果203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能夠達到世界第一，那么在2060年左右，中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將呈現井噴之勢。

　　當然，上述圖景要真正實現，就要有針對性地制止對發表“無用”學術論文、發表國際論文的污名化，鼓勵中國學者完全融入國際學術界，這樣才有助于為中國學者營造更好的研究氛圍，才有助于更多的諾貝爾獎級科學成果誕生在中國的土地上。

　　還有更為重要的是，高考千萬不能降低對基礎自然科學的考核與選拔要求，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全民的科學素養，才能保證中國科學家的規模與水平。只有在一定規模與水平的基礎上，才會有一定的中國科學家脫穎而出最終斬獲諾貝爾獎。沒有足夠的科學家人群作為支撐，諾貝爾獎的成果就是無源之水，奢望多多獲得諾貝爾獎就是癡人說夢。

　　與之相反，如果在高考改革過程中，大幅度降低了基礎自然科學的考核與選拔要求，如果“學這么難的數理化有什么用”等反智言論繼續甚囂塵上，何談中國科學家的名字能夠經常在諾貝爾獎榜單上出現，中國的經濟實力能夠長久位于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