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科技強國是交通強國、航天強國等的基礎和核心
《院刊》:黨的十九大提出,我們要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等,可以說這些“強國”都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有機組成部分。您如何看待“科技強國”與其他幾個“強國”的關系?或者科技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中的作用?
錢七虎: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建設交通強國、航天強國等一系列“強國”,我認為,科技強國是這一系列“強國”的基礎和核心,科技不強,這一系列領域只能說是“大國”而不是“強國”。為什么這么說,以交通領域為例,無論從公路里程、鐵路里程、橋梁數量、隧道數量等方面來看,尤其是隧道我國一年有幾千公里,這些方面早就是大國,但還算不上全面的強國。只有全世界認為我們做得好、向我們學習,不是跟在別人后邊,而是領著別人走,這可能才真正算得上是一個強國。在這個過程中,關鍵核心技術和相關基礎科學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以我比較熟悉的隧道工程為例,原來我們長隧道、深隧道是建不了的,差距就差在裝備方面、理論方面,包括一些規范、試驗方法、標準都是人家的。近年來,隨著盾構機等高端裝備的國產化,我國在高端裝備的市場占有率上來了,但其中一些核心部件、標準、試驗方法很多還是國外的。科技短板對交通強國建設的制約不僅體現在上述這些“硬”的方面,在國際性學會、學術期刊等“軟”的方面也是存在的。經過10年努力,我擔任主編的英文學術期刊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巖石力學與巖土工程學報》英文版)今年被SCI收錄,另外,國際巖石力學與巖石工程學會現在也由馮夏庭教授擔任了主席。這些都是我們正逐漸“由大變強”的標志。
再以我國正在建設的川藏鐵路為例,80%以上都是隧道,其中80%的隧道長度都超過了10公里,甚至有30公里以上的,而且大都為深埋隧道,平均埋深為1000米。這些都是以前我們從未遇到的。這種未知領域的探索就會產生新的問題(比如巖爆、大變形等),而新的問題需要科學技術進一步研究回答。因此,從哲學上看,科技是人類走向未知、走向“自由王國”的必由之路。同樣,在由“大國”變成“強國”的過程中,科學技術承擔著基礎和核心的作用。
2 中國建設科技強國的獨特優勢
《院刊》: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建設科技強國有哪些獨特的制度、歷史和文化優勢?
錢七虎: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東方文明國家,我想我們的優勢體現在3個方面:一是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二是中國的傳統和文化優勢;三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認識論的優勢。
第一個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讓我們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比如“兩彈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就是這種制度優勢的體現。再比如,我現在參加的“超重力離心機”的研發,國家投資22個億,超重力離心機是研究巖土體和地球深部物質大時空演變、加速物質相分離的必不可少實驗手段。能夠做這種“國家重器”,也只有在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才能辦到。建設科技強國,探索未知領域,這些大型和超大型的科研裝備、設施和平臺必不可少,看準方向、迅速決策、整合資源、集中攻關,是我們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第二個優勢,就是我們的文化優勢和傳統優勢。這個方面,我們現在還重視不夠,還沒有充分把這種優勢作用發揮出來。中國科學家是有著無私奉獻、科學報國的優良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被稱為“民族脊梁”,也有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文化傳統。回想自己的科研生涯,為什么在很困難的時期我還是能堅持工作、不斷出成果呢?我想跟我青少年時期讀到和聽到的老一輩革命家、老一代科學家、英雄人物的傳記和事跡是分不開的,他們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他們的光輝思想和言行激勵我前行,這些為我后來在特殊時期努力工作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撐。2019年初,我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后將800萬元獎金全部捐出,有人不理解,但我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事。過去革命烈士拋頭顱灑熱血、不計個人得失,我們現在條件這么好,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如果每個科研人員都能繼承這些優良傳統,努力工作,中國就必定能好起來、強起來,不再被人“甩臉子”“卡脖子”。
第三個優勢,就是世界觀的優勢。我們黨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是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認識論和方法論。從自己的體會看,我參加和主持了不少重大工程的科技會議,為什么我在談一些問題時別人總覺得還是有些道理的,我想就是我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認識論。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是科學研究的重要目的,但這種改造世界不是征服自然而是要尊重自然規律。比如“南水北調”工程,雖然也改造了世界,但它是在認識自然規律基礎上進行的。掌握正確的認識論是做好科學研究、進而實施好工程任務的前提。因此,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認識論是社會主義中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重要武器和強大優勢。
3 科技人才要干大事,要有遠大理想
《院刊》:創新是第一動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建設科技強國需要一代又一代優秀科技工作者前赴后繼、持之以恒。您怎么看科技工作者獻身科技強國的動力?
錢七虎:剛才講了,我自己的動力來自兩個方面:一個就是通過學黨史,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讓新中國站起來、富起來;第二個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要求,任何真理都是有邊界的,時間、地點、條件等決定了其適用范圍,即使像愛因斯坦、居里夫人等偉大的科學家,都不能脫離其時代條件來看待其成就。同樣,當前我們的科技工作者,要根據中國的特定歷史環境和條件來進行科技創新,只有明確了時代特點和歷史方位,才能更好地承擔起歷史責任,只有有了責任感和使命感也才有用之不竭的源源動力。
人才用好是資源,不恰當的人才價值觀和人才方法論都會導致資源變成“擺設”,造成資源浪費。當前,一些地方和單位急功近利,靠“帽子”和待遇來解決科技工作者奮斗的動力問題,可能效果并不好。只有識才、愛才、惜才、用才,單位不把人才當“裝飾”,人才也不把單位當作利益交換的“跳板”,才能實現“雙贏”,也才可能有所成就、有所貢獻。
另外,很多科研工作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幾十年的持續努力,“急功近利”的人才爭奪大戰并沒有從總量上增加我國人才的數量和質量,我們還是要立足于培養,讓人才源源不斷地冒出來。這種人才冒出來的動力是什么?有一條,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偉大的科學家,他們對遠大理想的追求、探索科學邊界的思想和堅持不懈的奮斗精神永遠是鼓舞我們每個科技工作者前進的內在動力。
4 不斷強化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主體作用
《院刊》:當今世界科技競爭不是一時一域之競爭,已經表現為科技體系或者國家創新體系之間的競爭,黨的十六大就提出我國要建設國家創新體系,讓企業成為創新活動的主體,黨的十八大以來又把創新作為第一動力并作為新發展理念的首位。您如何看待國家創新體系建設?
錢七虎:我認為建設國家創新體系,讓企業成為創新主體,政產學研用緊密結合的路線是正確的。像“華為”“海爾”等一批企業,已經在創新體系中做出了一些成績,但需要我們及時總結經驗,比如怎么實現以企業為主體,怎么引導企業不斷加大對科技研發的投入。當前企業之所以還沒有成為國家創新體系的主體,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企業的科技投入太少。國外很多創新型企業不僅在新能源汽車、火箭發射甚至外太空等領域開展了大量研發活動,甚至在國防軍工領域都成為了引領創新的主體。
未來怎么辦?我想還是要從2方面入手,一是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二是要繼續推動企業成為創新活動的主體,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新型舉國體制”。我們要學會“兩條腿走路”,既要做好國家創新體系的頂層設計,發揮好政府的作用,又要不斷總結企業和社會豐富的創新實踐經驗,將兩者的創新活動有機結合、有效配合,提升國家創新體系的總體效能,這樣才能行穩致遠。
5 尊重科技和創新規律,兼顧興趣導向與需求導向
《院刊》:科學技術和創新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也有不同的規律,但現在很多人把二者聯用或者混用,造成了一些觀念上、政策上的誤區,您如何看待這二者的關系?
錢七虎:科學發現有什么規律呢?一般先是有理論上的預言,這個預言正不正確需要實驗進行證明,證明就需要有科學裝置進行實驗驗證,因此科學發現一般的規律就是:理論先導—實驗驗證—再豐富理論體系。這種理論先導是不可能規劃出來的,靠“指南”這種頂層規劃也是很難摸索出先導理論的。那么怎么實現理論的先導?我想還是堅持興趣導向和需求導向相結合。需求導向是我們知道我們要去做什么,比如“大飛機”“超重力離心機”等;還有一種是我們不知道我們應該去做什么,像科學發現型、預研型的研究需要堅持興趣導向,必須要有奇思妙想,但這種奇思妙想絕不是空想,一定是建立在科學根基比較強的基礎上。
目前看,我國科技發展中興趣導向型的研究還不夠,科學發現型、預研型的成就還比較少,很多的科學研究還是追著國外期刊或所謂國際前沿在走。如何平衡興趣導向和需求導向,需要國家做好頂層設計,把創新體系各單元進行合理分工,也要做好主攻;各類科技計劃也要定位明確,尤其是一些人才計劃需要樹立一些標桿,加強導向,讓興趣驅動的科學研究人員也能成長成才。
另外,現在科學發現特別需要學科的交叉和會聚。以土木工程學科為例,未來土木工程學科的發展一定會走交叉融合的道路。如智慧建造,就是傳統土木工程學科和信息技術的融合;再如建設隧道要求安全高效,歷史證明只靠土木學科很難完全做到安全高效的要求。隧道建設中突涌水、塌方等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我們只能通過信息技術、監測傳感器的應用,才能知道圍巖里有沒有水、哪里有水,哪里有塌方的先兆,從而使很多“險情”得以提前排除。因此,我們高等教育要培養交叉型的人才以適應這種科學研究的最新規律和趨勢。
6 世界科技強國的標志
《院刊》:建設世界科技強國是我們的既定目標,那么您認為哪些因素或指標是衡量一個國家科技強的表現?
錢七虎:科技強國是一個很難量化的概念,盡管有類似《全球創新指數》的排名,但一些關鍵性的標志可能可以更好地科學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是一個科技強國。
第一個標志就是國際科技話語權。科技話語權是對一個國家在某個科技領域的共同認可,一個具體體現就是這個國家有沒有國際性的學會、學報。給學會、學報服務是公益性的事業,跟每個科研人員的科研成績不能直接掛鉤,但卻對一個國家爭取國際科技話語權至關重要。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科研人員需要一點奉獻精神才能為未來爭取國際科技話語權打下堅實的基礎。同時,我們也需要一些機制,包括科學共同體對科研人員服務學會、學報的認可,也包括國家層面統籌支持我國學會和期刊的相關政策。
第二個標志就是設備和裝備水平。在交通工程、隧道領域,高端的設備和裝備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是交通強國的重要標志。一方面是設備和裝備的使用水平、生產能力,另外一方面除裝備的硬件外,軟件、標準、規范、實驗方法等都是科技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還有一些國家重大科技設施,能不能造、造了之后能不能用、能不能依托這些重大設施做出世界級的科學發現,都屬于衡量設備裝備水平的標志。
第三個標志就是人才。上面的兩個標志或者其他標志最后都歸結于人才,有沒有在國際上公認的權威科學家,是衡量國家某個領域在國際上強不強的重要標志。
當然,衡量科技強國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需要從歷史的縱向維度和國際的橫向維度等方面進行多維考察。同時,科技強國也是一個動態的概念,“茍日新,日日新”,科學技術的發展沒有止境,科技強國的目標也應該是不斷前進的。
錢七虎 防護工程專家,中國工程院首屆院士、陸軍工程大學教授,國際巖石力學學會原副主席,2019年1月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長期從事防護工程及地下工程的教學與科研工作,是我國現代防護工程理論的奠基人,我國防護工程學科的建立者,我國防護工程科技創新的引領者,為我國防護工程多個時期的建設發展、防護工程科技水平躍居世界前列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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