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回顧報道：賀建奎如何走上了這條“不歸路”

　　 《Science》通過賀建奎的前公關助手Ryan Ferrell，追蹤采訪與賀建奎相關的人物，用碎片信息拼出了整個事件的大致輪廓——這位本來做測序公司的生物物理學家如何轉向并讓首例基因編輯嬰兒橫空出世？他如何起步、獲得經費、與同行進行交流、同行當時的建議是什么、事后又如何評論此事？

　　2017年6月10日，在中國深圳一個陽光明媚，炎熱的星期六，兩對夫婦來到南方科技大學（SUSTech），討論他們是否會參加一個“研究人員從未敢于進行的醫學實驗”。因為丈夫感染HIV而不能以正常途徑生育的中國夫婦聚集在會議桌旁，與南方科技大學（SUSTech）的生物物理學家賀建奎會面。那時，33歲的他在中國國內身披科學家和企業家雙重光環聲名漸起，但在國外卻鮮為人知。因為多年來一直踢足球，他身材結實，身穿灰色領口襯衫，袖口隨意解開。“我們想告訴你們一些可能會讓人感到害怕的嚴肅事情，”他說。

　　賀建奎意指標準的體外受精（IVF）程序。但隨著討論的進展，他和他的博士后引導那兩對夫妻輕松通過了知情同意書，而這些文件里描述了后來被多數倫理學家和科學家認為可怕得多的那個基因編輯內容。 17個月后，該實驗引發了國際上的軒然大波，全球科學界都嚴厲批評了他。這個丑聞使他失去了大學的教職和他創立的生物技術公司的領導地位。評論給賀建奎（He，JK）的標簽是一個“流氓”，“中國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和“非常不道德的”。

　　但是那天在會議室，他的聲譽還沒有被抹上污點。當夫妻聆聽并翻閱表格時，偶爾會提問，當時現場有兩位見證人： 一位是Michael Deem，賀建奎在德克薩斯州休斯頓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 in Houston）時的博士顧問；另一位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于軍，深圳著名DNA測序公司BGI Genomics的聯合創始人。另一位實驗室成員在50分鐘的會議中拍攝了部分視頻（事后給《Science》看過）。他招募的是那些因丈夫單方感染艾滋病病毒并一直接受抗病毒藥物控制而無法正常方式生育的夫妻。IVF程序將用一種可靠的、稱為精子清洗的流程，在授精前去除病毒，因此父子之間不會傳播。那些因為感染艾滋病毒而經歷恥辱和歧視的夫妻，迫切希望能大幅度降低孩子遭受感染的風險來改變他們的孩子的命運。

　　賀建奎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專門從事DNA測序。此時他提供了一個潛在的解決方案：CRISPR，一種基因組編輯工具，可以改變IVF胚胎中的一個基因，從而破壞免疫細胞表面蛋白CCR5的產生。已知HIV病毒利用CCR5來開啟感染。 “這種技術可能能夠產生一種自然免疫艾滋病的IVF嬰兒，”一份同意書上寫道。

　　這對夫妻的孩子也可以將這個保護性突變傳遞給后代。但是，這種不可逆轉的遺傳改變的背景是，自從5年前CRISPR作為基因組編輯器的問世以來，人類胚胎，卵子或精子的基因編輯一直備受爭議。核心問題是這種生殖系編輯是否會跨越道德紅線，因為它最終可能改變我們的物種。法規雖然有些語言含糊不清，基本上可以說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禁止使用。

　　但反對派也并非一致。在賀建奎與夫婦會面前幾個月，由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學和醫學院（NASEM）召集的一個委員會在一份廣為宣傳的報告中得出結論，如果符合嚴格的標準，“可能允許”進行生殖細胞系編輯的人體試驗。科學家，律師，生物倫理學家倡導者組建了一個監管框架，但警告稱“這些標準必然含糊不清”，因為各種社會，護理人員和患者會以不同的角度看待這些標準。該委員會顯然沒有呼吁國際禁令，而是爭取政府監管，因為每個國家都認同根據專業指引進行"合適且自愿地自我監管”。

　　回到當時的深圳。兩對夫婦都同意做志愿者。賀建奎的研究已經開始并且正在進行，并還將招募其他六對夫婦。它一直在悄悄地進行，直到2018年11月下旬新聞爆發——在中國香港舉行的第二次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前幾天，一對夫婦在實驗中生出了一對雙胞胎女孩——這些女孩在胚胎時基因被編輯過。科學家和倫理學家對賀建奎實驗的醫學理由進行了譴責，并擔心這會不必要地使女孩處于風險之中。該領域的人們面臨著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法規和科學界控制CRISPR力量的努力都失敗了。

　　一個流氓科學家？

　　是否正如許多人所斷言的那樣，是因為他隱藏了他的計劃并欺騙了他的同事和上司？在中國進行的一項初步調查表明，他偽造了文件，“躲過監管”，并對血液檢測造假 ——盡管如此，這些指控并沒有公布任何證據，沒有局外人參與調查，賀建奎也沒有公開承認任何不法行為。中國以外的許多科學家也把他描繪成一個流氓角色。 “我認為由于缺乏透明度，科學界自我監管失敗了，”病毒學家David Baltimore是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 in Pasadena）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員，也是香港峰會的聯合主席，在賀建奎唯一一次公開演講他的實驗之后對他大發雷霆。

　　因為中國政府幾乎沒有透露什么消息，而賀建奎也沒有說話，所以關于他的行為的關鍵問題很難回答。他的許多同事和密友也不接受《Science》的采訪要求。但是，他聘請的公共關系專家Ryan Ferrell已經列出了五十幾個在消息公開之前雖不參與研究、但知道或懷疑他之前所做事情的人。Ferrell稱之為賀建奎的信任圈。

　　這個圈子包括著名科學家  -其中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企業高管，與風險資本家有關的企業家，NASEM報告的作者，有爭議的美國試管嬰兒專家——賀建奎與他討論過開設基因編輯診所，還至少有一位中國政客。當他告訴他們時，有些人尖銳地批評他；其他人似乎對他的計劃表示歡迎或者什么也沒做。“他有一大群同伙。”哈佛大學CRISPRE先驅George Church這么說，他并不在賀建奎的信任圈中但卻是少數幾個為賀建奎實驗中的某些方面辯解的科學家之一。

　　在事情爆發之后，有幾個人竭盡全力與他保持距離。例如，知情同意會上的兩位旁觀者是Michael Deem，賀建奎在德克薩斯州休斯頓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 in Houston）時的博士顧問；中國科學院院士于軍，深圳著名DNA測序公司BGI Genomics的聯合創始人。Deem仍在接受Rice的調查有關他在實驗中的角色而不接受采訪。在一份措辭謹慎的聲明中，Deem的律師后來表示他“沒有遇到報道中的CCR5編輯的孩子的父母，或其胚胎被編輯的其他人。”但早些時候，Deem與美聯社（AP）合作開展的獨家報道中揭示了那些嬰兒的誕生，據報道，當潛在的參與者表示同意，并且賀建奎“絕對”認為他們能夠理解風險時，Deem“出現在中國”。

　　在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工作的于軍承認與Deem一起參加了知情同意會議，但他告訴Science他不知道賀建奎計劃植入基因編輯的胚胎。 “Deem和我正在談論其他事情，”于軍說。他對人類，水稻，蠶和棗椰子的基因組進行了測序。“房間里發生的事情不是我的事，那是我的個性：如果這不是我的事，我很少關注。”

　　一些認識賀建奎的人認為現在是時候進行更公開的討論——討論這位生物物理學家如何形成他的信任圈，以及科學界與公眾之間的關系是如何破裂的。斯坦福大學的生物倫理學家William Hurlbut知道賀建奎想進行胚胎編輯實驗并試圖勸阻他，他說賀建奎被許多曾經支持過他的人“劃清界限”了。 “在美國和中國，每個人急于開脫。我想每個人本可以做得更好——只要公開承認他們所知道的和他們曾做了什么，然后總結出，'好吧，人們不清楚該怎樣做。我們都應該承認這是一個陌生的領域。”

　　一只孔雀回家了

　　賀建奎出生于1984年，是在湖南省新華縣的一個村莊長大的。根據一家中國媒體的報道，在高中時，他的農村家庭經濟非常緊張，以至于他多次到當地的一家書店去讀一本他買不起的教科書。“他仍然展示出很多這樣的本質，”Ferrell說。 “他不太在意財富的表象。我不認為那是激勵他的東西——除了金錢可以成為影響改變的一種方式。“但當他成為國際新聞的主題時，他在美國磨練的商業頭腦給他帶來了財富——與杰出科學家聯系在一起。

　　獎學金幫助賀建奎獲得了中國科技大學的本科物理學位，該大學以Caltech為榜樣。 2007年，和許多頂尖的中國研究生一樣，他去了美國，加入Deem的實驗室攻讀生物物理學博士學位。他們在2010年共同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發表了一篇關于探索CRISPR細菌免疫系統進化特性的數學模型。

　　Deem將他的學生介紹給斯坦福大學的測序大師Stephen Quake，賀建奎于2011年在那里攻讀博士后。同年，他回應了SUSTech網站上的招聘廣告，SUSTech是一個新興的，資金充足的大學，位于蓬勃發展的城市——深圳。學校有一位改革派校長，化學家朱清時——他曾是賀建奎本科學校的校長——朱清時想突出高質量的研究，創造力和創業精神。朱在美國招聘之行時與賀建奎會面。 2011年末，賀建奎開始在一個中國科學家的網站博客上宣布，他，SUSTech和Deem將啟動一個聯合實驗室來尋找控制免疫反應的疾病特異性基因。

　　在深圳孔雀計劃的資助下——這是吸引研究人員回國的中國項目之一，賀建奎于2012年在SUSTech開始工作。“深圳慷慨鼓勵創業公司，特別是風險資本家  -與硅谷相似  -是主要的吸引我的原因，“他后來告訴北京評論。 “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教授。我更愿意成為一名研究型企業家。“

　　到達深圳后，靠著據稱孔雀計劃資助的600萬美元的啟動資金，賀建奎推出了Direct Genomics，它獲得了一項Quake發明的用于單分子DNA測序測序的授權。 Quake合作成立并將其商業化的公司，Helicos Biosciences，當年破產了。賀建奎希望用相對便宜的機器復活這項技術，作為癌癥或胚胎遺傳異常的診斷工具。

　　他的新公司為他的信任圈奠定基礎。

　　當時的Helicos研發主管Bill Efcavitch回憶起Quake對賀建奎的Direct Genomics計劃的熱情。 “Bill，這有機會將鳳凰從灰燼中帶回來，”他記得Quake說。 Efcavitch現在是加利福尼亞州圣地亞哥Molecular Assemblies的首席科學官，立即喜歡上賀建奎，他稱賀建奎為充滿能量，非常聰明，善于表達和有趣。Efcavitch說：“他把美國的最佳企業精神帶回中國。” “我不認為[賀建奎的公司計劃]是一個好球，但他對此充滿熱情。”

　　Efcavitch和Deem加入了Direct Genomics的科學顧問委員會。知情同意會議上的中國基因組科學家于軍也是如此。根據公司發布的信息，Quake也加入了。Quake只向《Science》提供一份聲明，否認自己是其董事會成員。

　　賀建奎無意將他對進行胚胎編輯的興趣與Direct Genomics融為一體，Ferrell說，他當時正在為賀建奎2015年聘請的公關公司HDMZ工作。“他認為這實際上會損害業務，”Ferrell說。在雙胞胎懷孕發生之前，Ferrell自己并不屬于信任圈。但賀建奎與許多在Direct Genomics見到科學家分享了他的計劃。

　　Efcavitch是較早的知情人。盡管Efcavitch強調他不是醫生，但他也質疑是否任何懷孕都是可行的。 Efcavitch還認為這個實驗可能會損害賀建奎的聲譽。 “我問他，'為什么你覺得你需要在你的個人職業生涯中承擔這種風險？'”Quake同樣在早期了解胚胎編輯計劃。在今年春天他在The New York Times的專訪中，說他不鼓勵賀建奎進行實驗，當他看到他早前的博士后無視他的建議時，曾告誡他要確保他通過正確的倫理和監管程序。 “我當然不贊成賀建奎所做的事情，”Quake在聲明中表示，他是6億美元Chan Zuckerberg Biohub的共同主席。

　　在2018年4月，賀建奎告訴Quake、Efcavitch和其他一些與Direct Genomics有關的人說，一名婦女懷有CRISPR編輯的胚胎。“我有點暗中希望如果實驗失敗那將是最好的結果，”Efcavitch說。“我那時就認為他被妖魔化的可能性遠遠高于被膜拜。”Quake曾經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賀建奎說，“哇，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成就！希望她能繼續到終點......”這一點是紐約時報首次報道，《Science》也證實了。

　　該公司科學顧問委員會的另一名成員，馬薩諸塞大學醫學院的諾貝爾獎獲得者Craig Mello 反應則不同。Mello曾共同發現了一種稱為RNA干擾的基因沉默過程。Mello告訴《Science》，他被 Direct Genomics的一位主要投資者李偉波邀請成為 Direct Genomics顧問，李偉波是一位深圳慈善家，資助一家罕見疾病研究所，并在Mello的學校捐贈了一個席位。當賀建奎通過電子郵件通知懷孕的消息時，Mello回答說：“我祝賀你，但我寧愿不被卷入其中。”他認為修改CCR5并未解決“一個真正未解決的醫療需求”，并警告賀建奎，該實驗“拿你正在編輯的孩子的健康來冒險。” “我真是不明白你為什么要這樣做。”Mello還指出，這可能會破壞賀建奎所宣稱的目標。 “實際上，賀建奎的治療本身為HIV增添了恐懼，和一個不基于任何醫學事實的污名，”Mello說。

　　Helicos的前首席執行官Steve Lombardi的反應更為友善。 Lombardi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沃特經營一家咨詢公司，他說Quake將他介紹給賀建奎以幫助尋找Direct Genomics的投資者。 “他是你們說的經典、非常聰明、天真的企業家  -我經常遇到他們，”Lombardi說。 “他對在中國做什么有正確的直覺，只是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把他帶到盡可能多的人面前。”Lombardi說。賀建奎在2017年8月告訴他關于胚胎編輯野心，詢問Lombardi是否可以為一家專注于”基因醫療旅游”的新公司尋找投資者，并且總部設在中國，或者由于監管環境可能比較友好的泰國。 “我一直對他說，'你知道，你必須處理這種道德問題，并確信你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Lombardi認為CRISPR技術過于粗糙，無法在當時安全地進行胚胎編輯，但他也認為這種生殖細胞系的操作是遲早難免的。他對賀建奎首次展示它在CCR5中有效，然后轉向與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有關的基因的想法很感興趣。Lombardi與幾位有興趣聽取賀建奎想法的潛在投資者進行了交談。 但是在2018年1月，賀建奎退出了Lombardi正在籌備的會議。 “我只是想，'好吧，這可能早了點，他可能想要引起轟動，'”Lombardi說。 “這不是正確的引人注目的方式，但他確實搞大了。”

　　2018年4月，賀建奎請求Ferrell全職處理他的媒體工作。Ferrell非常適合  -他擁有神經科學學士學位，在北京學習中文一年，并幫助另一家公司使用前體CRISPR編輯器。現在實驗中的一名女性懷孕了，Ferrell說，賀建奎“理解他所做的事情的嚴重性增加了。”

　　Ferrell對實驗有疑慮，但他退出了HDMZ并且8月搬到了深圳。懷孕已經開始，Ferrell說，“不管我做了什么，這將是那周或更長時間內最大的科學故事。”

　　Doudna接觸

　　2018年11月26日上午，在基因組編輯峰會開始前一天在香港舉行的前一天，“我感到非常恐懼，驚駭失措，”Ferrell說道，他稱為黑色星期一。嬰兒出生在前一個月，Ferrell幫助賀建奎制定了一個計劃，在峰會結束后的一兩個月內公開，將已發表的論文和一份獨家新聞同步給了過去Ferrell曾與之合作過的一位美聯社記者。但是這個計劃已經被公開了：“這就是計劃外的一切。”

　　記者Antonio Regalado在中國官方臨床試驗登記處發現了賀建奎在網上發布的、Ferrell不知情的項目描述后，MIT Technology Review在那天中國時間上午早些時候揭開了故事，稱人類胚胎正在被編輯和植入。此時，賀建奎讓AP公布詳細內容，其中透露雙胞胎女孩  -為了保護他們的名字而命名為露露和娜娜  -已經誕生了。Ferrell和賀建奎還發布了五個未完成的YouTube視頻，解釋并證明了這前所未有的實驗。Ferrell說：“賀建奎很害怕他無法以一種對他來說多少可控的方式與媒體和攻擊進行溝通。”

　　在從深圳到香港的90分鐘車程中，他拼命尋求他信任圈的另一位成員的建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Jennifer Doudna研究員，Doudna的實驗室于2012年6月發表了第一篇論文，展示了如何讓來自細菌的CRISPR成為一個多功能的基因組編輯器。

　　“我在機場降落了那瞬間，我收到了來自賀建奎的大量電子郵件：絕望：我現在必須和你談談，事情真的失去了控制，”Doudna回憶說，無意間，她在提升賀建奎在CRISPR研究界的地位中扮演了一個中心角色。Doudna并且是峰會組委會的成員。她去了Le Méridien酒店，賀建奎也住在那里，在沒有立即回復他的情況下辦理入住手續。 “賀建奎實際上叫人來我酒店門口敲門。”

　　雖然Doudna已經認識賀建奎超過2年，但她那一周早些時候才知道他的實驗，當時賀建奎給她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宣布嬰兒出生并附上手稿。 “老實說，我想，'這是假的，對吧？這是一個笑話，“她回憶說。 “'嬰兒出生。'誰把它放在那種導入電子郵件的主題行中？這看起來很令人震驚，一種瘋狂的，幾乎是喜劇的方式。“

　　Doudna于2016年8月在紐約冷泉港實驗室（CSHL）舉行的年度CRISPR會議上與賀建奎會面。賀建奎為自己和Doudna自拍并將其發布在他的博客上。 2017年1月，當他成為中國政府著名的千人計劃的成員之一時，他通過電子郵件發送聯系Doudna，并詢問他們是否可以在即將訪問舊金山灣區時聚一聚。“我正致力于提高中國基因組編輯人類胚胎的功效和安全性的技術，”他寫道。巧合的是，Doudna和Hurlbut在他提議的訪問期間組織了一次小型會議，討論“基因編輯的倫理和社會方面。”由John Templeton基金會資助，這次聚會將聚集科學家和臨床醫生。 “我們很高興有你的參與，”她寫道。

　　雖然參與者同意不透露參加會議的人，但賀建奎在博客上寫了這篇文章：Church就在那里，“我們著名的干細胞學者”裴端卿，他是中國科學院分院、廣州生物醫學與健康研究所的負責人，也是幾個星期后NASEM人類基因編輯報告的作者。“有很多棘手的問題，引發了激烈的爭論，火藥的味道彌漫空中。”他自己的演講“人類基因胚胎編輯的安全性”討論了他在從小鼠，猴子和IVF丟棄的無活力的人類胚胎中的CCR5工作。他強調，CRISPR存在許多問題，包括在基因組的錯誤位置無意中造成的潛在危險的DNA切割。 “在解決這些重要的安全問題之前，任何編輯生殖細胞或創造基因編輯的人類都將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

　　對于Doudna來說，賀建奎的談話無關緊要，特別是因為中國的一些團體已經報道了編輯無活力的人類胚胎  -包括一個已經發表了一項用CRISPR編輯CCR5的研究的團隊。 “我沒看出跡象賀建奎計劃在臨床上實際使用[CRISPR]，”她說。“這不是一個發表很多文章，或者在同行評審的期刊上發表過什么的人。”

　　在與CRISPR世界的領導者會面時，他在許多人擔心的實驗方面取得了快速進展。 2017年3月7日，加利福尼亞州聚會后5周，他向深圳市HarMoniCare婦女兒童醫院提交了醫學倫理審批申請，其中概述了人類胚胎計劃的CCR5編輯。據稱，這些嬰兒對艾滋病病毒以及天花和霍亂有抵抗力。（備注:一些研究表明，天然CCR5突變被選中，因為它可以幫助攜帶者在天花和瘟疫中生存下來，但他們沒有提到霍亂。）“自從IVF技術以來，這將是一項偉大的科學和醫學成就。該申請表示，該獎項在2010年獲得諾貝爾獎，并將為眾多遺傳病患者帶來希望。道德委員會的七名人員由林智彤（音譯）主持  -Direct Genomics的前任主席和HarMoniCare管理員簽署了該申請，表明他們批準了該申請。

　　那個月，他開始與北京艾滋病宣傳組織白樺林合作，招募潛在的參與者。三個月后，他在斯坦福大學遇到了Hurlbut，但當時沒有告訴他這項研究正在進行中。 Hurlbut是一位醫生和神經生物學家，曾在2002年至2009年擔任總統生物倫理委員會成員，他認為賀建奎是一個需要一些指導的“好人”。 “我們培訓這些人，特別是外國博士后，但我們沒有為他們提供任何有關他們所開展研究的倫理應用的真實背景和培訓，”Hurlbut現在說。

　　他在斯坦福大學訪問后回到深圳，5天之后舉行了第一次知情同意會。

　　在下一個月的CSHL年度CRISPR會議上，他介紹了他的CCR5編輯的最新情況，最后以一張1999年紐約時報雜志的文章“Jesse Gelsinger的生物技術之死”——其中敘述了著名的基因治療悲劇——的幻燈片結束。 “人類生殖系的基因編輯將在不久的將來發生，因此我想提醒大家，我們應該緩慢而謹慎地做到這一點，因為只要一個的失敗案例可能會殺死整個領域，”他說。他再次沒有提到正在進行的試驗。

　　在他的致謝幻燈片上，他列出了Hurlbut。 “在這一點上，他與我進行了一次深入的對話，”Hurlbut說。“他或許只是將自己與人聯系在一起，以獲得與協會相關的信譽。”

　　在2018年1月，在第一次嘗試移植已編輯的胚胎失敗后，他在一名實驗室成員的陪同下回到了斯坦福，并會見了參加Templeton聚會并幫助編寫2017年NASEM基因組編輯報告的兒科腫瘤學家Matthew Porteus。當他告訴Porteus倫理小組已批準他的生殖細胞系編輯研究計劃時，Porteus很生氣。“我花了接下來的半小時，45分鐘告訴他那是錯誤的所有原因，沒有醫學上的正當理由；沒有解決任何未解的醫療需求，那時他還沒有公開談論這個問題。”

　　“我把這事放下了，以為我已經成功勸阻了他，”Porteus補充說。賀建奎靜靜地坐著，臉色泛紅。“[他]顯然很沮喪，我想，他可能有些驚訝，有人給了他如此強烈的負面反饋。”

　　在同一次訪問期間Hurlbut“真的告誡了他”。 Hurlbut對賀建奎產生了強烈的個人關注。“我覺得我正在建立一種關系可能會取代愚蠢行為，”Hurlbut說。“我故意試圖讓他慢下來并影響他的思考。”

　　Hurlbut和Porteus都沒有意識到賀建奎是在事后尋求忠告。實驗正在暗中進行中，他正在考慮建立自己的功績。

　　Mixed Wisdom

　　去年，位于紐約市的Mixed Wisdom與新希望生育中心之間的一家合資企業發起了一項雄心勃勃的活動，旨在吸引尋求IVF、最新的生殖技術的中國夫婦。 “國家的未來在于青年。它始于基因。為了確保世界上出生的每個嬰兒都是天使而不留遺憾，”該公司的一則廣告視頻自夸為“美國最繁忙的不孕癥中心之一”。

　　該中心由John Zhang領導，他在中國獲得了醫學學位并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生殖生物學博士學位。張在2016年9月自己成為國際頭條新聞，當時“ New Scientist ”透露他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三親嬰兒”，利用來自捐贈卵子的線粒體DNA來恢復不孕婦女的卵子，然后對所產生的卵子進行人工授精。 “這項技術為想擁有由自己卵子產生的孩子的那些高齡婦女帶來了很大的希望，”張在中心的宣傳視頻中解釋說，該視頻中英文交替出現，并沒有提到張是在墨西哥做的IVF實驗，因為現在不允許在美國使用。

　　張的中心還專門從事胚胎植入前基因檢測，該檢測篩查IVF胚胎中已知的與疾病相關的DNA突變，從而保證只植入最健康的受精卵。 “更多人希望見證我們的人民真正使用基因來使這個國家變得強大，”視頻總結道。張一直爭取進一步推動生殖醫學的界限。

　　在接受“華盛頓郵報”2018年5月的一篇文章采訪時，據報道他對圍繞線粒體替代治療和設計嬰兒的爭議感到沮喪，并指出人們“在道德和倫理上”接受通過整形手術改變他們身體的未來。 “張認為，有一天嬰兒基因編輯將像手機一樣安全和普通。”

　　當《Science》與張聯系時，這位醫生最初說他幾乎不認識賀建奎：“我就像許多人在學術會議上認識他一樣了解他。”在展示了有關他們互動的詳細信息后，張承認他們有一個“科學頭腦風暴，看看未來可以開發什么樣的技術。”他將其描述為“更多純粹的學術討論”，看看他們如何能夠“推進該領域。”張強調，他與基因編輯的嬰兒無關，并認為CRISPR對于這類工作來說仍然太不可靠。 “這更多的是關于如何找到一種新的方法來提高手術的效率，這些技術將在未來的臨床應用中將得到應用，”他說。張承認，兩人討論了共同建立診所的“潛力”。但現在，張說，“在發生這一切之后，我們當然不會進一步合作。”

　　峰會

　　Doudna回憶說，當她終于在11月26日早上和他一起坐在酒店大廳時——在嬰兒消息傳出幾個小時后，這位中國生物學家似乎對眼下的大量注意力和不斷的批評感到驚訝。他甚至問她是否應該在演講中討論基因編輯的嬰兒。 “這很奇怪，”她說。“他看起來很天真。”

　　在新聞爆發之前的幾個星期里，他已經在該在什么時候、公布什么上摔了跟頭。在短信中，他說他已經和他的妻子以及一位實驗室成員，“某位領導”討論了時間問題。“我決定在11月20日左右設定宣布出生日期，”他寫道。這讓Ferrell和實驗室感到震驚，Quake應他們的要求進行了干預，試圖說服他等到發表論文再公布。

　　在11月26日晚些時候與賀建奎共進晚餐時，Doudna和其他峰會組織者游說賀建奎充分披露信息。賀建奎同意在2天后的演講中詳細描述他的工作，盡管他說他收到了威脅性的短信并且為了安全而換了酒店。麥迪遜威斯康星大學法學院的生物倫理學家Alta Charo問他是否理解在兩個主要文件——2017年NASEM報告和類似的2018年7月由英國Nuffield生物倫理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闡述的原則的重要性，這兩個主要文件讓生殖細胞系編輯處于一種暫停狀態。

　　“我絕對覺得我遵守了所有的標準，”賀建奎說。

　　“這讓我極度震驚，” Charo 說。

　　在晚餐結束時，Doudna說賀建奎似乎很沮喪。如果他在討論中感到沮喪，那么與他在演講之前公開獲得的抨擊相比，這不算啥。 SUSTech發表聲明說“沒有意識到研究項目及其性質”，生物學系委員會總結說他“嚴重違反了學術道德和行為準則。”HarMoniCare表示，該醫院“從未參與過與“基因編輯”嬰兒相關的任何臨床手術”。嬰兒并非出生在那里，實際上沒有“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的相關會議”發生，“并且批準的簽名”被懷疑是偽造的。“超過100名中國科學家簽署了一份在線聲明，稱這項研究‘瘋狂’”。

　　在他預定演講的那一天，組織者仍然擔心他可能不會來，并且由于期待他的演講，香港大學的大廳充滿緊張氣氛。當他上臺時，Lovell-Badge不得不嚴厲譴責嘈雜的記者團拍照。“如果有太多的噪音和干擾，我有權取消會議，”倫敦 Francis Crick研究所的會議主席Robin Lovell-Badge說。房間平靜下來，他做了20分鐘的演講，然后是Lovell-Badge和Porteus引導的40分鐘的問答時間。觀眾中的科學家  -以及超過100萬觀看網絡直播的人  -緊張地研究了他的數據幻燈片——幻燈片顯示基因編輯發生在一個嬰兒身上并且命中靶標。賀建奎指出，另一個女孩在兩個親本基因都沒有被編輯，因此不會受到抵御HIV的保護。他還令人震驚地表示：還有另一名女性懷有CRISPR編輯的嬰兒。

　　在他的演講之后，他立即開車回到深圳，他的信任圈開始瓦解。從那時起他就沒有公開發言。

　　在他返回深圳之后，各種傳聞說他被“軟禁”，或面臨死刑。 1月份，他通過電話交談向Hurlbut確認他沒有迫在眉睫的危險，盡管他在大學公寓外面有警衛，但他可以在校園內自由行動。給Hurlbut的一封電子郵件也清楚表明他做了一些深刻反思。他寫道：“我認識到，我過快地推進到首例研究，而沒有與監管機構，科學界和公眾進行必要的公開對話。”

　　SUSTech在其關于此事的一份聲明中表示，它希望“國際專家成立一個獨立的委員會來調查此事件，并將結果公布給公眾。”廣東省新華社在SUSTech所在地出具的報告中指出，“賀建奎違背了政府禁令，為追求個人名望和利益而進行了這項研究。”將根據有關“法律法規”進行處罰，任何“涉嫌犯罪的人都將被移交到公安部門”。

　　在新華社報道后，沒有提供有關雙胞胎健康狀況的信息，第三個嬰兒的命運尚未公布。暫停人類生殖細胞系編輯的呼聲有所增加，盡管在香港峰會結束時，組委會一致否決了去呼吁禁令。中國加強了對人類胚胎工作的規定，中國生物倫理學家在一篇關于這一事件的社論中敦促該國面對“一小部分中國學者持續存在的優生思想”。

　　據新浪網消息，SUSTech的前任校長朱先生（2014年退休）招募了賀建奎，但他最初表示這項工作“非常有意義”，但他后來退縮了，并解釋說遺傳編輯不是他的領域。

　　共同組織了香港峰會并共同撰寫了NASEM報告的干細胞科學家裴端卿  -他在Templeton會議上見過賀建奎，他也卷入了這個秘密。據兩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透露，賀建奎說他在峰會前幾個月向裴介紹了植入編輯過的胚胎——而裴對此強烈批評。裴拒絕討論此事，稱賀建奎的行動是正在一項進行調查的主題。

　　SUSTech現任校長，曾試圖將責任轉嫁給斯坦福，稱Quake“指示實驗的準備和實施，論文的發表，推廣和新聞發布，以及在此之后做出反應的策略、新聞為發布。”斯坦福大學在對賀建奎與Quake，Hurlbut和Porteus的互動進行評估之后，斯坦福不再追究所有三名研究人員，但沒有公布其調查的任何細節。

　　NASEM報告的幾位作者拒絕接受這一指控，強調賀建奎忽視了他們嚴格的標準，除了科學界的自我監管外，他們還呼吁政府對人類生殖細胞系編輯進行監管。

　　劍橋麻省理工學院的Richard Hynes說：“聲稱報告中的內容給予了賀建奎任何形式的許可，這都是歪曲事實。” “自我監管是否有效？在這件事上顯示無效。這并不意味著自我監管是不恰當或不必要的。事實上，它應該是政府監管的重要輔助手段。”“人們真的可以相信，僅僅是因為我們的委員會主張暫停或其他類型的禁令，賀建奎就會決定不繼續下去？”Charo問道。

　　早在2015年，賀建奎開始實驗之前，Doudna就認為生殖系編輯不可避免。 “對我來說，現在的問題是，它將如何發生？我們如何控制，或者我們能否在某種程度上控制它？那對社會未來的影響會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