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中國離世界科學中心尚遠

　　編者按:

　　近年來，隨著中國科研水平的提高，中國科學家在國際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以及科研成果質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正逐步縮小。那么，中國的科研實力是否已經位居世界前列?中國何時可以成為下一個世界科學中心?中國在邁向科技大國的道路上亟待改進的問題有哪些?本報約請了幾位專家，共同探討上述問題。

　　世界科學活動中心的思想始現于英國科學學學者貝爾納《歷史上的科學》。1962年，日本神戶大學科學史家湯淺光朝基于科學計量學統計提出關于科學中心及其轉移過程的見解，將貝爾納的有關歷史描述轉變為計量學意義上的規則。

　　湯淺光朝這樣定義“科學中心”：當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段內的科學成果數超過全世界科學成果總數的25%，則稱該國家在此時段內成為科學中心，該國家保持為世界科學中心的時段為其科學興隆期。他本人將此發現命名為“湯淺現象”。

　　“文革”期間，我國學者趙紅州也基于類似的分析方法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兩者的暗合，使得此后數十年間，科學中心轉移規律或者說湯淺規律在我國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傳播與研究，科學中心概念在國內也深入人心，以至中國能不能在未來二三十年成為科學中心，成為國人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袁江洋曾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科學中心轉移規律再檢視》(以下簡稱《再檢視》)一文，集中討論了科學中心轉移的問題。袁江洋認為，中國不可能在20年內成為世界科學中心。在他看來，以科學中心概念描述世界科學的歷時發展過于簡單，科學中心的概念也有不準確之處。

　　《中國科學報》：湯淺規律存在什么問題?

　　袁江洋：首先，在湯淺時代，進行科學計量學研究的基本數據庫尚不完備。1962年湯淺發表論文時用的是《科學和技術編年表》等三種文獻資料，而此年表記錄止于1908年。

　　1988年出版的《科學家傳記辭典》、《科學時間表》兩本書數據庫較為全面，為進行計量研究提供了更完備的數據庫。基于《科學時間表》，英國化學家戴維斯將公元988年至1988年這1000年分為6個時段，再按照國別、按科學學科統計這些時段上的科學技術成果，制成表格，形成了他不同于湯淺的看法。他從馬拉松式的科學長跑的角度看待世界科學的歷時發展進程，將不同國家列入競爭之中的第一集團、第二集團以及第三集團。

　　兩者的區別在于，湯淺的計量分析僅考慮了科學成果的數目，基本上是線性的科學中心轉移線索描述，按時間的均勻流動，劃了一個25%的紅線。后者關注的是科學技術成果的空間分布。

　　其次，25%這個標桿也不合理。根據統計，歷史上經常出現雙中心的發展格局，如有時德國超過25%一點，英國則接近此線，只有一個多百分點的差別，憑此不足以說明德國是中心，英國不是中心。而且湯淺把科學中心的周期設定為80年，美國從 1920年興起，至今各類統計表明美國科學、技術仍占全世界的60%左右(無論科學、技術分計或合計)。我看不出，未來20年美國如何從世界科學重大成就排行第一的位置上直線墜落下來，而中國或其他國家如何快速上升到超過美國的程度。另一些反例是，英國自17世紀60年代至1900年，在近250年的時間中保持科學技術長盛不衰的發展格局(科學、技術合計情形下)，英國在不是科學中心的情形下出現麥克斯韋、達爾文這樣劃時代的科學巨人。

　　相形之下，在分析世界科學的歷時發展時，采用戴維斯三大集團的分類以及不同國家在集團之間發生位置變動的方式來進行描述反而顯得更合理。須知，科學的制度化發展正是在科學革命時期開始啟動的，制度化的基本目標就在于為科學提供制度性保障，保證科學知識的代際遺傳和不斷增長。制度化進程開啟和完成以后，國家的綜合科學技術實力一般不會隨某些偶然因素而大幅度變化。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湯淺規律是傳統的科學計量學的一個研究范例，尊奉的是實證主義科學觀，拋開了許多難以度量的社會文化影響因素。因此，科學計量學在科學史上不具有獨立意義，它的結果只可當做“參考數據”來使用。

　　總之，以“科學中心”概念描述整體世界科學的歷時發展情形，存在著一定的片面性。

　　《中國科學報》：如果要用“科學中心”概念，您的觀點是中國在未來20年內不能成為科學中心，為什么?

　　袁江洋：科學中心轉移的模型，預設了科學中心的轉移，因此往往要預言下一個科學中心是哪個國家。在此問題上，湯淺認為是蘇聯，中國學者趙紅州認為下一個科學中心是中國。

　　我個人認為，在科學實現制度化發展(現在是國家化發展)的情形下，有條件成為科學中心—— 或者說，能夠雄踞第一集團的最前列的國家，不可能是一個小國，必須是土地遼闊、經濟實力雄厚、人口資源充分的大國，像日本、英國這樣的國家都難以具備這樣的條件，小國稱雄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除現在仍遙遙領先的美國外，有潛在條件的國家或跨國實體是歐盟(如果其一體化進程能夠順利進行的話)、俄羅斯、中國、印度等國家。但是，現在就大談特談中國能否成為科學中心，還為時尚早。

　　要理解整個科學發展模式，就是要理解制度化，如果科學已經成功制度化，特別在一個民主、沒有受到戰爭侵擾、和平穩定的國家里，科學肯定會穩定地向前發展。

　　從科學發展的角度，可區分科學原發國家與后發國家。原發國家英國從科學革命到工業革命，即從初步實現科學知識持續創造到實現知識的廣泛使用，在社會中形成這樣一條完整的創新鏈，花了100多年的時間。原發國家是科學先行，像英國是科學先發展，技術再跟進。

　　而后發國家是從學習開始的，美國、日本用了近100年，完成一個技術的追趕時段。需要指出的是，科學、技術是分開的。美國和日本的發展路徑，都是技術先行，達到世界技術最前列的水準后，科學才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而這還需要另外花去二三十年的時間。以此看來，目前，我國的技術還處于中端水平，至少要到技術上和美國并駕齊驅的時候，再來討論中國科學什么時候崛起。

　　我國SCI論文產出數據現在已達世界第二，應該說論文產出總數還是很高的，但SCI數據至多只能說是一個起點。如果在學科的分支領域沒有成批的具有重大意義的成果出現，那么這個數據不能從根本上說明什么問題。美國有很多成果可以載入與《科學時間表》類似的史冊，但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多少可以載入《科學時間表》里的成果。所以說，中國科學至今距全面崛起還有不少距離。

　　《中國科學報》：您出于什么原因寫了《再檢視》一文?

　　袁江洋：我寫這篇文章是有給科學中心討論降溫意識的。國家急切地希望科學技術迅速發展，并寄希望于以此帶動中國社會的發展，這當然無可非議。科學中心概念給科技政策的決策、給各級部門提供了一個加大科技投入的理由——加大投入是合理的，但我個人認為，沒有必要老是想象中國很快就會成為未來新科學革命、新技術革命的領跑者，而忽視科學的連續穩步發展的價值和作用。

　　我個人不大認可科學中心這一概念，認為用它來描述世界科技的整體格局不一定適當。在湯淺的統計中，就可以看到科學中心不具有唯一性，即有時會出現兩個國家同為科學中心的時期。如果一定要用科學中心概念，那么，在考慮科學發展歷史進程時，也要引入雙中心、多中心，主中心、次中心概念。

　　另外，科學變化與社會變化是相關的。對此，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科學社會學家以及其他學者曾從多種不同角度予以肯定。

　　《中國科學報》：科學中心概念實際上是對各國科學實力的評價，如果不用這一概念，我們又如何去評價呢?

　　袁江洋：我認為，科學既是人與自然的對話，也是人與人的對話。在今天條件下，與自然對話，一要看國家的科學技術裝置，看它能不能生產出自主研發的大裝置，有了這樣的工具，才能夠更好地實現與自然的對話。二要看這個國家科學的智力構架，看它是否擁有一流的研究傳統、科學傳統。一個國家必須在科學和技術領域都有一流的研究成果、世界卓越的研究傳統和良好的科學文化，才能說它擁有真正強大的科學競爭實力。然而，一流科學傳統不可能在后發國家自發產生，它發諸于科學強國，在后發國家里都有一個移植和本土化的過程。

　　研究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譜系，可以看到第一、二代科學家都是有國外留學背景的，第三代中也有留學回來的，但是，在這一代，已經培養出本土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湯川秀樹，他的思想導師是哥本哈根學派領袖玻爾的學生，仁科芳雄。湯川之后，尤其是在進入21世紀后，日本又有多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均出自這一學術譜系。

　　中國并不是沒有一流科學家歸國，但歸國的一流科學家卻未能培養出比他們更優秀的人才。由是才有“錢學森之問”。在我看來，這一問，一方面問的是中國在一流科學傳統建設尤其是相關制度化表達層面的問題，另一方面問的是現代科學制度與政治文化制度之間是否協調的問題。

　　移植構建一流科學傳統，要進行科學人才的再引進或者進行大規模的留學生派遣，為一流人才提供各方面的條件，依靠他們來培養人才，使所培養的人才具有一流的、敏銳而卓越的問題意識，能夠找到最有效的、最適當的研究方法，能夠對于學術成果給出一個適當而公正的評價。

　　另一方面，要在調整現有的以“利用科學”為主要目標的科學政策的同時，發展“為了科學”的科學政策，實現這兩類政策的平衡，使我國的科學系統既具備自由創造的活力，又能夠履行國家與社會所賦予的使命。缺乏自由、自主的科學制度，是與科學本質不相符合的制度。科學的本質就是自由創造，進行自由創造需要有獨立的人格，不給獨立人格以制度性的保護，就談不上自由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