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治療進展如何？院士來為你解惑！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8月6日12時35分，全球新冠確診病例已突破1881萬例，死亡病例超過70萬例。

　　持續數月的疫情遠未看到終點，而新冠治療產生的“副作用”“后遺癥”研究讓人們再生擔憂。

　　近日，一項發表于《美國醫學會雜志》（JAMA）的意大利研究表明，有一半以上的新冠康復患者在出院后數周內仍會出現多種癥狀。其中有兩種癥狀特別明顯：一是感到疲勞或極度疲勞，另一種是呼吸短促。

　　此外，德國的一項最新研究發現，在100名受訪的新冠康復患者中，78名患者心臟受損，60人出現持續性心肌炎癥狀。該研究發表于《美國醫學會雜志·心臟病學》。

　　如何看待新冠治療產生的“副作用”“后遺癥”？當前的疫苗和新藥研發有哪些新進展？長期致力于新藥發現和藥物研究開發的中科院院士陳凱先，近日進行了詳細解答。

　　問：有傳言說，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后出現了嚴重的副作用，是這樣嗎？

　　陳凱先：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后是否會出現后遺癥，這需要比較長遠的時間進行觀察。前一階段的確出現了一些患者治愈后臟器纖維化的報道，還有個別患者出現了臟器功能損傷的情況，但總體來看這種現象并不多，也不嚴重。

　　2003年SARS暴發，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很多治療方法都投入到臨床治療，肺纖維化、激素作為一項治療方法在臨床應用比較廣泛。大劑量的激素使用后，一些患者出現了股骨頭壞死等“后遺癥”，令人痛惜。

　　相比SARS，新冠肺炎病毒導致的患者人數增多，但總體而言病情沒有SARS那么重。患者治愈后發生肺纖維化的情況很少，或者說基本沒有，少數重癥病人有一些肺纖維化的情況，也慢慢在恢復。

　　另外，這場戰“疫”中，醫療人員經驗更豐富，在治療方式的選擇、藥物劑量的把握上更謹慎，基本不使用激素，即便使用劑量也會嚴加控制，所以發生股骨頭壞死等后遺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

　　問：中醫藥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中醫藥應用于臨床是否取得了循證醫學的證據？

　　陳凱先：中西醫結合、中西藥并用，是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點，也是中醫藥傳承精華、守正創新的生動實踐。疫情發生以來，中醫藥的代表性應用集中體現在“三藥”“三方”上。

　　三藥指青花金花清感顆粒、蓮花清瘟膠囊、血必凈注射液，三方指清肺排毒湯、宣肺敗毒方和化濕敗毒方。

　　中醫藥早期介入，發揮“治未病”、個體化、多靶點的干預優勢，對患者開展分層干預，在COVID-19患者的救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疫情緊急等客觀因素的限制，部分研究缺乏比較嚴格的循證醫學基礎上的對照統計分析，有些研究得到的結果不夠嚴謹、結論的科學性存在一定的疑問；對中醫藥作用的物質基礎、作用機制也比較薄弱。

　　接下來，要借鑒現代循證醫學理念和科學分析、挖掘的技術方法，加強中醫藥臨床研究設計和結果分析的科學研究。

　　吸納和采用藥理分析等現代科技方法加以整理提高，通過數據的科學分析，集中推出一批臨床效果好的中成藥，并積極研究建立中醫藥救治“全覆蓋”和“全過程”的臨床用藥與質量保障體系。

　　問：疫苗被認為是人類抵御病毒的一塊“盾牌”，但也有觀點認為病毒變異后，“老”疫苗可能失去或降低對“新”病毒的抵御能力；還有觀點認為抗體在人體中存在的時間較短，屆時人類可能需要每隔幾個月就要注射一次疫苗，是這樣嗎？

　　陳凱先：目前世界各國處于不同研發階段的疫苗有200多種，研發路徑多種多樣。各種疫苗產生抗體的存在時間或長或短，諸多不確定因素影響著疫苗的效果。

　　這也是研究人員進行三期臨床試驗的原因。研究人員就是要觀察，人類注射疫苗后被感染的概率是否大幅度降低，保護時間是否足夠長，疫苗是否安全、有效。

　　疫苗研發出來后可能已經對變異后的病毒無效，這種可能的確存在。但是綜合醫療專家們的意見，我認為問題不會太大，對疫苗的保護作用還是有信心的。需要強調的是，疫苗的保護時長問題因不同的疫苗而異，幾個月或幾年都屬正常。

　　目前，為了應對疫情的需要，各國紛紛加快了研發步伐，研發較快的疫苗已經進入三期臨床試驗階段。我國的疫苗研發，因為患者數量的大量減少，三期臨床試驗的難度比較大，需要尋求國際合作。

　　問：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藥物研發有三個路徑：新藥研發、老藥新用和中醫藥。目前，新藥研發有何進展？

　　陳凱先：新藥研發要遵循一定的流程，一般需要8-10年，過程非常漫長。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按照這樣的流程研發新藥，意味著“遠水救不了近火”。以SARS疫情為例，感染SARS的患者基本消失后，針對SARS的新藥還沒研發出來。

　　當然，這并不表明針對重大突發傳染病的新藥研究沒有意義。

　　事實上，人類與病毒的斗爭將會長期持續下去，針對各類病毒引發的疫情開展新藥研發，必將大大增強人類與病毒斗爭的能力和技術儲備。

　　更何況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情況下，人類還可以通過合作攻關、加快審評、應急情況下特殊批準等措施大大縮短新藥研發的歷程。

　　在此次疫情中，中國科學家的動作還是相當之快，無論是在新藥研發、老藥新用還是在中醫藥抗疫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和進展。

　　在新藥研究方面，據我所知，疫情爆發初期，中國的科研人員就在針對病毒重要蛋白的結構生物學和新藥尋找方面積極開展研究。

　　上海科技大學饒子和/楊海濤團隊和中科院上海藥物所蔣華良/許葉春團隊與武漢病毒研究所肖庚富/石正麗/張磊砢團隊合作，在病毒相關蛋白及其復合物的結構生物學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結果，研究論文于4月9日在Nature上在線發表。

　　中科院上海藥物所徐華強/蔣華良/許葉春聯合浙江大學和北京協和醫院等多家單位，成功解析2.8 ?分辨率的 SARS-CoV-2 RdRp 冷凍電鏡結構以及分辨率為2.5 ? 的RdRp-RNA-瑞德西韋的復合物結構，5月1日在Science上在線發表。

　　在此基礎上，科研人員努力尋找新藥。

　　中科院上海藥物所柳紅/許葉春/蔣華良等帶領團隊與上海科技大學等單位合作，通過基于結構的藥物設計得到新型的抗COVID-19藥物 — DC402234，該化合物具有顯著的抗SARS-CoV-2的活性，同時具有良好的廣譜抗病毒活性。研究結果4月22日在線（6月9日以封面文章正式）發表在Science上。

　　該化合物現已完成臨床前研究，已向中國和美國的藥審機構提交了申請開展臨床研究的申報材料。

　　華東理工大學李洪林團隊以二氫乳清酸脫氫酶(DHODH)為靶點，發現該酶的強效抑制劑S416，在體外抑制活性測試中證實具有很強的抗SARS-CoV-2活性。

　　問：老藥新用是否能解燃眉之急？

　　陳凱先：“老藥新用”意味著跳過新藥的臨床前研究階段，直接進入臨床二期甚至三期研究，藥物研發的速度將大大加快，不失為應對重大突發傳染病的重要策略。

　　新冠疫情發生以后，我國迅速開展了一批老藥新用的臨床研究，觀察和評價老藥防治新冠肺炎的療效和安全性。

　　例如，克立芝（洛匹那韋/利托那韋）是一種治療艾滋病的老藥。在一些病例中發現其對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療似有一定幫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克立芝聯合抗病毒藥利巴韋林，再配合干擾素聯合治療，在緩解輕中度患者的臨床癥狀、縮短病毒脫落時間和住院時間等方面有一定效果。

　　吉利德公司研發的瑞德西韋，是這次疫情中比較受人矚目的一種老藥。該藥原本是針對埃博拉病毒所研發的藥物。

　　此次，用于治療少數病例后，患者較快痊愈，使瑞德西韋引起廣泛關注。美國開展了瑞德西韋治療新冠患者的臨床研究，2020年5月，美國FDA批準瑞德西韋緊急使用權，但僅限于治療重癥患者。

　　7月，歐盟有條件批準該藥用于新冠病毒感染的治療。中國醫學科學院和吉利德公司合作，在中國開展瑞德西韋治療新冠肺炎患者的臨床研究。但結果顯示，瑞德西韋治療并不能加快患者的恢復速度和病毒清除率，也不能降低死亡率。

　　我國的科研人員發現，預防和治療瘧疾的老藥氯喹在體外試驗中顯示出一定的新冠病毒抑制作用。多中心臨床研究表明，氯喹治療組到達臨床終點（檢測不到病毒RNA）的中位時間較快。而后，氯喹被納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六版)》中。

　　羥氯喹是氯喹的活性代謝物，是一種用于治療風濕性關節炎等疾病的老藥，其安全性和耐受性優于氯喹。中國也開展了羥氯喹防治新冠肺炎的臨床觀察。

　　此后，法國（與阿奇霉素聯用）和美國（與阿奇霉素、鋅聯用）也有羥氯喹用于臨床治療有效的報導，但并未得到認同。

　　6月15日，美國FDA撤銷了對羥氯喹和氯喹的一項緊急使用授權，并稱該機構最新的臨床試驗表明，這些藥物對治療新冠患者無效。

　　此外，開展老藥新用研究的還有阿比朵爾、法匹拉韋等老藥，一些研究發現法匹拉韋在治療中度患者中優于阿比朵爾，而在重度患者中未觀察到這種差異。

　　老藥新用對于應對新冠疫情挑戰、救治患者，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疫情來勢緊急，各地各單位研究項目多而分散，造成臨床資源難以集中使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老藥新用的臨床研究和評價，這是今后應當注意避免的。

　　問：很多人希望新冠肺炎病毒最終能自動消失。您覺得可能嗎？

　　陳凱先：這很難說。對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中長期走向，有各種各樣的判斷,專家們的意見并不一致。人類對新冠病毒的認識和經驗還很有限，還需要隨著抗疫斗爭的發展進行深入研究。

　　有一種觀點認為，病毒侵犯人體，致人患病或死亡并不是它的“目的”。從進化角度看，病毒與人體的互動會逐漸“友好”起來，甚至逐步適應對方的存在。

　　我們確實在一些病毒流行的過程中觀察到有這種情況，病毒的“毒力”在傳播過程中逐漸減弱。但也有很多例子說明想依靠這種辦法來對付病毒傳播是靠不住的。

　　比如，艾滋病病毒肆虐多年，如果沒有有效或特效藥物，沒人敢保證這個病毒有一天會跟人類和平共處。

　　有一些國家提出采用“群體免疫”的辦法阻斷病毒傳播，也是不現實的。目前，全球感染病毒的人數仍在上漲，“群體免疫”遙遙無期。真正有效的辦法還是要依靠科學的防控、有效藥物和疫苗的研發。

　　問：以后是否還會有類似的疫情暴發？

　　陳凱先：人類誤以為，隨著醫療衛生水平的提高，大規模流行的傳染病已經成為歷史。

　　而事實上，自管理全球衛生應急措施的《國際衛生條例》于2007年頒布以來，世界衛生組織（WHO）已宣布了6次“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并且均由病毒引起。

　　除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外，2009年H1N1豬流感大流行，2014年脊髓灰質炎病毒再次激增，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蔓延，2016年在24個國家和地區出現寨卡病毒疫情，以及2019年剛果民主共和國境內爆發的另一起埃博拉疫情均赫然在列。

　　人類不斷向自然界擴張，增加了與自然界各種病毒接觸的機會。此外，交通設施的便利也使各國之間的往來愈加密切，大量人口頻繁、快速的流動，這些都為傳染病的發生和流行創造了條件。

　　此次，研究人員開展了許多研究，發現這次新冠病毒和在蝙蝠身上發現的冠狀病毒同源性很高。但遺憾的是，人類到目前為止還不能鎖定這些病毒的準確來源和闡明其感染人類的途徑。這個問題還要繼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