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中國等新興市場生命科學風投呈下滑趨勢

　　隨著中國、巴西、印度和南非等新興市場的快速崛起，越來越多的生命科學領域創新轉移至這些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促進了這些國家在生命科學領域研發的投入，同時市場的擴容也讓眾國內外投資者看到機遇，紛至沓來。除此之外，越來越多的科技人才加速回流至新興市場，不僅帶來了更多的高質量學術出版物和ZL技術，同時也促進了國際間的科技合作。

　　據媒體報道，由大型跨國公司帶來的直接投資也在加速向新興市場涌入，從行業協會的相關數據反映的生物醫藥科技公司成立的數量和每年數十億美元的生命科學領域PE來看，新興市場的投資也正在激增。然而，支持生物醫藥科技公司初期項目和研發的風險投資卻不沒有多少對外公開，因為現有衡量投資創新初期的標桿不僅僅包括新產品開發公司，而且還包括那些制造工業或者那些缺乏研發能力的服務型公司。

　　已公布的研究數據可靠性也不強，以中國為例，只有2008年一個季度的健康領域風投研究詳細數據，而且沒有將投資創新項目初期的風險投資從中分離出來。《自然》(生物科學篇)在2013年3月發布的《生命科學風投在新興市場》一文，收集了從2000年1月到2012年8月主要新興市場生命科學領域的風險投資案例。

　　投資在下滑

　　該文所指的創新性風投是建立在創新型風險投資項目的基礎上，這些項目主要開發的都是基于創新型技術發明，涉及生命科學領域的人用產品，包括生物制藥、疫苗等。為了維持一致性和公平性，作者排除了制造業和傳統醫藥企業，比如在中國就有傳統的中藥，在國際風險投資方面，要求投資機構、公司及其他投資人至少在一個新興市場擁有至少一項創新開發項目，在上述國家生命科學領域投資項目統計中，作者收集了上述國家的25家風投基金投資項目案例，這些基金參與了樣本案例中一半以上的風投項目。同時，作者根據各個國家的第三方獨立數據庫進行糾偏，其中包括清科集團、風頭智力、道瓊斯風投資源等權威研究數據。

　　研究這些數據時，我們可以了解到各國政府的創新政策和風投策略。同時，我們也發現一個殘酷的現實：盡管新興市場風險投資項目數量在增加，但是數據顯示，作者界定的生命科學領域創新性風投活動并不多。此外，新興市場生命科學領域的風險投資很不成比例，從治療領域來看，有78%的資金選擇抗腫瘤領域。更重要的是，有聯合投資和輪投等大型聯合投資支持的風投規模遠小于美國和歐盟，迫使本國和外來的投資者不得不創新投資策略以降低特殊國家的風險。

　　與普遍認為的"新興市場生命科學領域VC和PE活動激增"不同，該文的研究數據表明，生命科學領域創新性投資一直處于停滯狀態，從報告的116家VC基金支持的創新公司融資來看，其中有76家公司為上市公司，市值為1.065萬億美元。數據方面，作者估計從2000年開始到2012年8月，VC和PE總共在生命科學公司創新性方面投資了1.618萬億美元到1.724萬億美元之間，在數量上有25%-30%發生在印度和中國的過去五年間。相比之下，美國在 2011年第三季度就有1.1萬億美元基金投資于96家生命科學公司。

　　在上述幾個國家中，中國投資數量上處于領先地位，總共有70個基金支持的創新性項目，而印度有34個項目，巴西和印度分別為7個和5個。可以看出，2005年至2008年間，創新性的投資處于穩步上升階段，而到了2009 年有所回落，反映了金融危機對投資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到2011年，中國的投資數量下降了42%，而投資金額方面則從2010年的 1.013萬億美元下降到了2011年的5.72億美元，從已公布數量和資金來看，中國和印度在2012年延續了投資水平下滑的趨勢。

　　其實，上述新興市場的創新性投資不僅水平較低，投資項目也比較集中。根據標準普爾資本IQ估計，美國投資于生命科學領域VC基金和PE基金達到711只，然而在研究中，中國只有89只基金投資于生命科學領域的創新公司，印度更少，只有39只。

　　各國差異顯著

　　從各個市場來看，中國的89只基金中，只有19只基金投資多個領域，其中香港晨興創投投資生物科技項目最多，投資了18.5%的生物科技公司創新型項目，此外晨興創投還投資房地產等其他項目。而中國政府支持的VC基金不容忽視，雖然金額上只占到所有PE基金和VC基金的21%，但是參與了40%的生物制藥創新項目。這些政府基金包括江蘇高科投資集團(投資資金23億美元)、深圳高科投資集團(投資資金12億美元)和湖南高新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投資資金1.25億美元)等。這些投資機構的投資領域都很廣泛，它們都擁有政府支持的科技園和孵化器，不過近年來的基金，如江蘇高科在2009年設立的1億美元基金，主要投資與生命科學領域。政府基金有時候會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加入私人基金，如啟明創投(投資資金12億美元)、深圳綠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資資金5億美元)。其他政府控制的投資機構還包括投資銀行，如軟銀中國和中國招商科技集團。

　　印度的投資也比較集中，在35只基金中，只有11只投資多個領域，印度全國最前列的四家基金公司包括APIDC、Kotak、ICICI和LifeSpring，囊括了印度所有生命科學領域創投的47%。相比中國，印度政府在投資中扮演的角色小得多，政府基金只參與了17.7%的投資項目。包括三家投資多領域的基金：APIDC、Gujarat和印度創新基金。其他投資者包括初始策略投資者，一般屬于工業集團，如TATA和Reliance，還有私募股權銀行，包括Kotak和ICICI等。

　　相比中國和印度，巴西和南非的投資就少得多，每個國家都少于5只基金投資生命科學領域創新型企業。在南非，只有BioVentures，目前該基金已經停止，并且至今未投資新項目。盡管有報道稱，通過該國的技術創新基金會，南非政府有進行股權投資，但是至今未有任何報道進一步消息披露的，而且該技術創新基金會似乎也僅是初期授權機構。南非風險資金協會估計，從2000年到2010年間，南非生物科技領域的VC投資金額在7900萬美元左右，但是該數據包括政府孵化授權、天使基金以及所有生物科技領域。巴西的投資也是同樣不景氣，在過去的三年，沒有任何VC投資生命科學領域創新，最新的建立起來的 Burrill拉丁美洲基金也只是剛開始尋找它的第一個投資項目。

　　新興市場引力和阻力并存

　　盡管有早期軌跡可循，但是外資風投在新興市場仍是罕見，中國大約有30%的項目能找到外資風投的影子，印度稍多，有44%的項目能獲得外資青睞。相比之下，巴西和南非就顯得吸引力不夠，其中巴西的外資比例為15%，南非更是在統計期內無任何外資進入。相比而言，印度擁有更多的國外投資，這可能是與政策背景和語言文化差異有關。

　　這四個國家的投資熱點在很大程度也反映了全球生命科學領域的發展趨勢。在所有統計的案例中，治療產品創新開發的投資數量高達40%，其中主要是抗腫瘤、自體免疫、心血管、抗感染和代謝類疾病藥物的創新開發。這可以反映現今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和慢性疾病的流行情況。腫瘤領域占所有治療領域的比重最大，風險投資支持的生物科技公司創新中有78.2%的項目都是開發抗腫瘤藥。

　　從2011年的融資記錄來看，新興市場本土創新性風投有所下降，主要集中在臨床前的開發方面，這在中國尤為明顯。華醫藥從頂級投資者那里獲得了5000萬美元的資金，包括富達亞洲風險投資、ARCH亞洲風險投資、無錫藥明康德，美國Ascletis在2011年授權許可的早期遴選項目也收到了杭州濱江投資的1億美元資金，百濟神州科技公司從默沙東收到了2000萬美元的投資，目前正在進行兩個ZL許可的腫瘤藥物的臨床前遴選。相比之下，印度CRO在ZL許可方面也有類似的傾向，大型制藥公司研發預算開始從全職雇員支付向有組織的CRO公司轉變。

　　生命科學領域的生物醫藥公司缺乏風投反映了早期產品研發的巨大風險性。為此，投資市場也興起了一股聯合風：基金聯合體(眾多風投基金投資于一個項目)。盡管基金聯合體在美國和歐盟已經很成熟，但是在中國和印度才剛剛起步。基金聯合體充當了一個早期研發助推器的作用，一方面能夠為早期項目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同時也能夠降低風險，促進知識產權共享。如果考察基金聯合體的規模和總體風投規模，可以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強烈的正相關。